明代文学
     
 
 

第二节 宋濂刘基

  洪武年间,在文学的正常进程被切断的同时,另一种倾向在官方政治力量的推动下逐渐占据文学的主流地位,这就是以宋濂、王祎等人为代表的“道统”文学。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浦江(今属浙江)人。曾受业于浙东大儒吴莱、柳贯、黄潽。元末隐居于乡里,一度信奉道教。至正二十年(1360)为朱元璋所征召,明开国后为《元史》总裁,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明初朝廷“一代礼乐制作,濂所裁定者居多”,被称为“开国文臣之首”(《明史》本传)。后因其孙宋慎受胡惟庸一案牵连,全家谪徙茂州,途中病死于夔州。有《宋学士文集》。
  道统文学观由来已久,但这里也有区别:以韩愈、欧阳修为代表的唐宋古文家,在理论上主张“文以明道”,强调“文”的工具性,但并不轻视“文”;宋代理学家看到他们的不彻底性,于是提出“文道合一”甚至“作文害道”的论点,以防文人在“道”之外又受“文”的诱惑。宋濂的文学思想便是沿着理学家的极端观点。在《文原》一文中,他强调了文“非专指辞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显现,文与道相始终,道在哪里,文亦在哪里。在其他文章中,宋濂也反复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白云稿序》);“文外无道,道外无文”(《徐教授文集序》)。
  以这种理论批评古代作家,就显出非常偏狭的态度。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孟子死后,“世不复有文”;贾谊、司马迁所得的仅是“皮肤”,韩愈、欧阳修所得的也仅是“骨骼”,只有到了宋代几位大儒,才“得其心髓”,才算得上“六经之文”。至于明显不合“温柔敦厚”标准的各种文章,在宋濂看来,更是“非文也”。
  “文道合一”论是一种受官方支持立场,这一点可以由《元史》的体例得到证明。自范晔《后汉书》分立《儒林》、《文苑》两传,以区分经学之士与文学之士,后代官修正史多沿袭之。《元史》却取消了这种区分,单立《儒林传》,认为“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元史》是奉朱元璋诏命修撰的,这样做当然迎合了他的意思。在朝廷正式支持下,这种理论必然给文学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宋濂的文集中,大量充斥着美化、歌颂明初统治集团上层人物及表彰贞节妇女的作品,这大概就是他的“道统”文学的集中表现。但历史已经获得的进展,即使用强力去扭转,也还是有困难。所以,就是在宋濂身上,也还是存在两面性。
  宋濂在元末与杨维桢交谊甚笃,明初杨氏去世后,他为之作墓志铭,对杨的文学才能和成就推崇备至,甚至以相当宽容的语气描绘其晚年“旷达”和“玩世”的生活情态,这和他的严厉的理论颇不谐调。他另外还有一些散文,对生活实际比较尊重,因而在宣扬某种道德观念的同时,比较接近真实的人性。如《王冕传》,写出一个元末“狂士”的精神面貌,开头描写王冕少年读书情形的一节,颇有情趣:
  王冕者,诸暨人。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
  又如《鹿皮子墓志铭》详细介绍陈樵“屏去传注,独取遗经”而自成一家的思想成就,《竹溪逸民传》写出一个出世高士的形象,由于作者对不同的人物个性能取一种同情的态度,都写得较出色。《送东阳马生序》自述早年在贫寒中求学的艰苦,也很真实动人。
  宋濂的散文文辞简练典雅,少作铺排渲染。但偶尔有些描写的片断,也能写得相当秀美。各种文体往往各具特点,可以看出变化,不是那么僵板。总的说来,他的文章风格具有密吻于道德规范的特征,同时也具有较高的语言修养和纯熟的技巧,所以能够成为明初文学风尚的典范。
  对于宋濂来说,非常可悲的是朱元璋根本不承认他是什么“大儒”,而带有侮辱性地称之为“文人”(见《明史·桂彦良传》)。因为在朱元璋的政治体制中,已不能够允许有“大儒”——社会的思想指导者存在,皇帝本人就是思想指导者。宋濂最后其实是死于无辜,也反映出明初政治的严酷。
  曾与宋濂同为《元史》总裁官的王祎,也是一位著名的儒者。他的儒学思想在推崇朱熹的同时,综合宋儒各学派,有兼容并蓄的长处。对于文学,他的理论观点和宋濂一样,要求文章风格与道德内涵一致。如《黄子邕诗集序》所赞美的:“斥漫衍以为简,屏华缛以为质,黜奇诡以为平,祛浮靡以为实。”这可以看出明初强调“道统”的文学对散文艺术风格的基本要求。
  刘基(1321—1375)字伯温,青田(今属浙江)人。元末进士,至正二十年与宋濂同为朱元璋所召,后成为开国功臣,封诚意伯,官至御史中丞。刘基也是一位儒者,他的文学思想与宋濂大致相近。但不同的是:刘基在学术方面涉猎广泛,个性又慷慨豪迈,所以思想不那么拘谨,理学家的气息较少。而且,他的许多诗文作于元末,还没有受到明初那种高压环境的压迫,因此更多体现了传统儒学中积极的因素,表现出对于社会政治、民生疾苦的关怀,和个人追求事功的欲望。他的散文以短篇寓言著称。如《卖柑者言》讽刺元末身居庙堂高官“金玉其外,败絮其内”,《郁离子》中“楚有养狙以为生者”一章提出以“术”欺民而不能以“道”治民者必败,思想都很尖锐。不过,由于刘基的寓言主要为了借故事论说政治方面的道理,在文学性方面不是很注重的。
  刘基的诗如《买马词》、《畦桑词》、《筑城词》等,以质朴的语言反映社会矛盾,是较好的作品。他的一些抒情之作,则流露出豪杰气慨,在元末明初的诗歌中较为少见。如《感怀》:
  结发事远游,逍遥观四方。天地一何阔,山川杳茫茫。众鸟各自飞,乔木空苍凉。登高见万里,怀古使心伤。伫立望浮云,安得凌风翔!
  刘基常被当作明初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提出。但实际上,他跟随朱元璋以后,就很少写出有生气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