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
     
 
 

第三节 台阁体

  约永乐至成化年间形成的“台阁体”,体现了洪武朝以后一段长时期里上层官僚的精神面貌和审美意趣,并作为典范而广泛地影响文坛。其主要人物是“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先后都官至大学士,而同时期大多数高级官僚的创作都可以归属这一流派。其形式以诗歌为主,散文也可以包容在内。
  台阁体大体与这样的几种因素相关联:一是密切结合官方意识形态即程朱理学,故表现的思想情感“雅正平和”,有浓厚的道学气;二是反映着上层官僚的生活内容,故应制、唱和之作数量非常之多;三是与当时(特别是永乐之后)政治平静、人事结构稳定的状况相对应,表现出陶然悠然的满足心态(如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称杨士奇的“太平宰相风度”)。他们要求文起到“施政教,适性情”的功能,内容上要“歌颂圣德,施之诏诰典册以申命行事”(王直为杨荣《文敏集》所作《序》),在表达一己的感情时,要“适性情之正”,抒写“爱亲忠君之念,咎己自悼之怀”(杨荣《省愆集序》)。总之,这是一种由压抑的道德和平庸的人格出发的文学,既缺乏对自我内在情感的切入,也缺乏对社会生活的关怀,并且缺乏艺术创造的热情。台阁体文人大都追慕宋人的文学风范,如董其昌所说:“自杨文贞而下,皆以欧、曾为范。” (《重刻王文庄公集序》)但这种追慕,更多地以程朱理学为前提,距宋人的文学成就也遥远得很。而由于这些文人的社会地位之高,他们的影响也格外大。如果按照这一方向走下去,无疑会把文学引向绝境。
  但台阁体发展到后期,也渐渐产生了一些变化。如江南地区出身的馆阁大臣徐有贞、王鏊的诗歌,所表现的人生感受要比“三杨”来得复杂一些。被称为茶陵诗派领袖的李东阳(1447—1516),在成化、弘治年间以台阁大臣的身份主持诗坛,其诗风大致仍在台阁体的范围。但他论诗,一是强调宗法杜甫,一是比前人更多重视诗歌语言的艺术。在其《怀麓堂诗话》中,比较细致地分析了诗歌的声律、音调、结构、用字等方面的问题。这看起来好像是细枝末节的议论,实际上对恢复诗歌的抒情功能,却有一定的效用。他提出“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也表现了对宋诗的不满。所以,后来李梦阳等人对于他既有严厉的批评,同时却也继承了他的某些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