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
     
 
 

第二章 明代中期诗文

  约从弘治至隆庆(1488—1572)年间,诗文作为主要的文学形式,呈现一种稳定推进并趋向复杂的态势,出现一些影响较大的文学流派,互相间有融合,亦有冲突。贯穿于文学发展进程的主线,是在反对程朱理学、要求维护正常的人性、追求新的精神支点的社会思潮的推动下,文学逐渐摆脱官方政治的束缚,重新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
  明代前期的文学,无论宋、王的“文道合一”论还是“台阁体”,都以程朱理学作为思想基础。明中期文学的进步,首先是对此进行有力反拨,以要求文学的独立性。祝允明指斥宋濂的《文原》“腐颊烂吻,触目可憎”(《祝子罪知录》),态度十分鲜明。针对前期文学以宋人为典范的立场,中期作家在反对宋代理学的同时,亦对宋代文学提出强烈的否定。所谓“诗死于宋”(祝允明(《祝子罪知录》),“宋无诗”(李梦阳《缶音序》),“宋儒兴而古之文废”(李梦阳《论学》),这些带有偏激的言论,都是由特定的时代心态所决定的。他们提倡“复古”、标榜“古文辞”的理论,首先也要放在这一前提下来看待。
  “古文辞”又是与科举“时文”相对立的概念。如文征明在《上守谿先生书》中,清楚地表示了他不愿“日惟章句是循,程式之文是习”,鄙视借以猎取功名利禄的科场之文,而“时时窃为古文词”,“欲追古人及之”,纵使被世人讥笑为“迂”为“狂”,也“排群议为之不顾”。显然,提倡“古文辞”意味着通过接续古代文学传统的轨道,寻回被僵死的八股文章所破坏了的生活情趣和丰富的精神活动。
  既否定文学是“载道”或“政教”的工具,那么就必须对文学的性质重新作出界说;而把文学作为人的内在需求,便成为明中期许多作家的出发点。李梦阳《诗集自序》中说:   “夫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咢而巷讴,劳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斯谓之风也。”他在这里强调诗是情感的自然流露。祝允明在《祝子罪知录》中也说:“文也者,非外身以为之也。心动情之,理著气达。宣齿颊而为言,就行墨而成文。文即言,言即文也。”立足点也与前者相似。当然,文学毕竟是一种艺术创造活动,纯自然不假修饰的语言并不能够直接成为“文学”,这一点祝、李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这样强调,意义在于反对把来之于“道”的约束强加于文学。所谓“文即言,言即文”,和朱熹或宋濂所谓“文即道,道即文”,构成直接的对立。
  要求文学表达自然之情,也即反对文学中的虚伪现象。李梦阳的《空同子·论学》中一段文字,把载道之文显得丑恶的原因揭露得非常透彻:“而今之文,文其人无美恶皆欲合道,传志其甚矣。是故考实则无人,抽华则无文。”由于为文出于“合道”的目的,作品中就看不到真实的人格,因而不成其为“文”。
  综上所述,明中期的文学复古运动的现实出发点是十分明确的。即使“复古”的口号本身反映着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守旧心理,包含了严重的弊病,它在当时所要达到的目的,却是为了摆脱程朱理学、官方政治对文学的约制,而追求文学的独立性,追求文学中自然的、真实的情感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