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
     
 
 

第二节 吴中四才子

  明中期文学复兴在南方的主要代表是被称为“吴中四才子”的祝允明、唐寅、文征明和徐祯卿。其中徐祯卿于弘治末进士及第后,在北京加入李、何为首的文学群体,成为“前七子”之一。但吴中这一文学群体在弘治初形成时,与李、何在北方崛起的时间相近,两方起初并无联系。他们的基本方向——反宋儒理学、要求人性解放、重视“古文辞”自身的价值——极其一致,正表明当时社会思潮出现了一种整体性的骚动。而徐祯卿加盟李、何的群体,恰好体现了南北文学潮流汇合的趋势。万历间袁宏道说:“苏郡文物,甲于一时。至弘、正间,才艺代出,斌斌称极盛,词林当天下之五。”(《叙姜陆二公同适稿》)指出当时吴中诸子在文学上与李、何等人旗鼓相当。
  然而吴中文学对后来文学进程的影响却远逊于前七子,这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因为他们大多科场中蹭蹬,名位不显; 其次,他们所持的文学主张,不像李、何那样激烈而鲜明,有“危言耸听”、使人耳目一新的效果;再有,他们的创作也取径较宽,像祝允明追慕秦汉,唐寅偏向六朝而兼有白居易的浅俗率易,文征明虽然在理论上对宋诗表示不满,却承认自己受宋诗影响很大。也许我们可以说,吴中诸子的态度比李、何等人更为合理,但这种“合理”,却减弱了作为一个群体对当时文坛的冲击力。
  但是,吴中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自明中期始城市经济又特别发达的地区,它所孕育的文学自有一种地域和时代的特征。一般说来,吴中诸子对国家政治秩序的关怀不像李、何那样热切,而对于个人在社会中遭到压抑的感受却特别敏锐;他们同商业社会、市民阶层的联系也更为密切,因而也更敢于肯定物质享乐的要求。
  唐寅(1470—1524)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等,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少年时已“漫负独名”(《国宝新编·唐寅传》。其家世代为商人,他是这个家庭中第一个走读书求仕道路的子弟。弘治年间中乡试第一名。正当他于功名踌躇满志时,却因会试中被牵连进一桩科场舞弊案,被逮下狱,继遭罚黜,失去仕进的希望。归吴中后以卖画为生,过着“益放浪名教外”(《唐伯虎集外编》引王世贞语)的生活。这一命运的转折造成他文学创作前后不同的风貌。
  唐寅早期创作“颇崇六朝”(袁袠《唐伯虎集序》),其代表作《金粉福地赋》,以极其铺张的词藻描摹了奢靡享乐的场景,曾传诵一时。错金镂彩的台观,通宵达旦的宴游,歌女舞姬的锦灿服饰和销魂体态,反映出当时东南城市中追求物质生活的社会氛围。对这种生活的赞美,在当时起着破坏禁欲的教条、使文学更趋近情感真实的作用。唐寅和祝允明的一些诗,也有追承六朝风格的特点。长期以来受贬斥的六朝文风,自明中期以后再度出现兴盛局面,这也反映着人们对文学的宽豁的态度。
  对唐寅来说,科场案不仅意味着仕进理想的彻底破灭,而且使他负上了终身的耻辱。但当他卖画为生、为自己重新确定了类似近代“自由职业者”的社会角色之后,便不再消沉,对科举、权势、荣名,总之对缙绅社会所尊奉的价值体系采取蔑视和对抗的态度,并有意识地强化了自己“狂诞”的形象。他嘲笑利禄之徒“傀儡一棚真是假,髑髅满眼笑他迷”,自称“此生甘分老吴阊,宠辱都无剩有狂”(《漫兴》),凡此种种,很显著地表现出一个脱略缙绅阶层的行为范式的市井文人的形象。后世产生了许多关于唐寅的虚构的传说,也正表明了他的性格存在与市民情趣相契的特征。
  与此相应,唐寅后期的许多诗歌,如《一年歌》、《桃花庵歌》、《把酒对月歌》、《醉时歌》等,也具有与传统文人诗很不相同的特点。在情感内容上,诗中描绘了一个凡庸而真实的自我,不给自己加以任何高雅的涂饰;在语言、音调上,务近俚俗,轻便自由。以《桃花庵歌》为例: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车尘马足贵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若将富贵比贫者,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别人笑我忒风颠,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酒无花锄做田。
  这种诗不事修饰,不计工拙,成功地表现了诗人的个性。但它对向来的文人诗歌传统,却造成严重的破坏。所以,后来王世贞嘲笑这一类诗“如乞儿唱《莲花落》”(《艺苑卮言》)。
  平心而论,这种诗的艺术成就并不高。在社会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产生了冲击古典传统、自由地表现诗人个性与情感生活的要求,但在古典传统之外如何创作出具有强大艺术感染力的作品,是一个长期困扰着诗人们的问题。
  祝允明(1460—1526)字希哲,号枝山,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弘治间中举人后,七次应进士考试而不第,遂以举人身份入仕,任广东兴定知县,迁应天府通判,不久辞官。  有《怀星堂集》。
  祝氏出身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在传统文化方面的根柢远较唐寅来得深厚,学问也远为广博,所谓“贯通百家,纵横群籍”(刘凤《续吴先贤赞·祝允明传》)。但在追求纯真、自由的个性和反抗陈腐的思想传统方面,他却与唐寅极其一致,故而两人交谊莫逆。祝氏的为人,也是“傲睨冠绅”,“玩世自放,惮近礼法之儒”(《国宝新编·祝允明传》)。所不同的是,祝允明更喜爱哲理的思索,对传统思想的批判更具有一种理性的勇敢。他二十八岁写《浮物》一书,对儒家六经已有所非议,显示其思想的锋芒。至晚年作《祝子罪知录》,矛头指向程朱理学,又对儒家“圣人”如汤武、孟子也加以讽刺,“异端”的色彩更浓。
  祝允明的诗文中具有一种显著的特点,就是表现出自我觉醒的意识和向外拓张的强烈要求。如《丁未年生日序》中写道:
  人生实难,天运何遽!质自俶降,无变乎空疏;貌与时移,转沦于苍浊。聚萤愧学,倚马非才。伤哉贫也,非为养生叹;轩乎舞之,未以竭精玄。激义而气贯白日,廓量而心略沧海。思诒远也,通八遐之表;愿处高也,立千仞之上。洗涤日月,披拂风云。谷雉之死而靡它,山鸡顾景而自爱。一履独往,千折弗挠者矣。
  这里是作者主观精神的写照。文中愿远通八遐、高立千仞、洗涤日月、披拂风云的自我形象,虽然看不出具体的人生要求是什么,但想要向外拓张、实现自我价值的欲望,依然给人以强烈的印象。但作者也清醒地意识到,他的这种欲望,是社会传统势力所难以容忍的。在上面一段之后,就抒写了理想难以实现的悲愤。
  类似的情绪,在诗歌《短长行》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此诗作于祝允明五十多岁在广东兴宁任知县时,一生自负的他,在僻远之地做一个小官僚,内心感到十分压抑,于是在诗中写道:
  昨日之日短,今日之日长。昨日虽短霁而暄,今日虽永阴复凉,胡不雨雪为岁祥?胡不稍暖开初阳?徒为蔽天氛曀日黭黮,人物惨懔无精光!物情望有常,造化诚叵量。气候淑美少,君子道难昌。阴晴长短不可问,古来万事都茫茫!独怜穷海客卧者,魂绕江南烟水航。
  诗从一个阴天令人不适的感受,联想到社会的沉闷:整个世界一片暗淡,使得众人万物失去了自身的光彩。诗人不禁喊道:要么下一场大雪,要么阳光普照,这样阴沉沉的世界怎么能够忍受!从这里可以体会到中国封建时代后期社会中个性发展的艰难性,具有很典型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