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
     
 
 

第二节 冯梦龙与“三言”

  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别署龙子犹,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出身书香门第,少有才名,年轻时行止颇为风流。然科场蹭蹬,五十七岁时才选为贡生,崇祯年间做过几年福建寿宁知县。清兵渡江后,曾参与抗清活动,至南明政权相继覆亡,忧愤而死。
  冯梦龙一生精力,主要从事通俗文学的研究、整理与创作,成就卓著,为古代文人中所罕见。他曾改编长篇小说《三遂平妖传》、《新列国志》,推动书商购印《金瓶梅词话》,刊行民间歌曲集《挂枝儿》、《山歌》,编印《笑府》、《古今谈概》、《情史类略》,编辑有散曲集《太霞新奏》,也曾写作传奇剧本,并刻印了《墨憨斋传奇定本》十种。而最重要的成就,是编著“三言”。《喻世明言》(原称《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分别刊刻于天启元年前后、天启四年和天启七年,各四十种,共计一百二十篇。
  “三言”中小说有不同的来源,情况比较复杂。从现在能够推断的来说,其中一小部分是经过程度不等的修改乃至改编的宋元话本,又收录了一些已有流传的明代话本,还有像《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主要是把文言的《负情侬传》改成白话,变动不大;而大多数篇目则是根据前代笔记小说、传奇、历史故事以及当时的社会传闻创作的。由于“三言”规模甚大,有些研究者推测此书的完成当有冯氏友人的参与,这有待进一步考证。
  冯梦龙是晚明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文学观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在《笑府序》(全文见第四章)中,他嘲弄“经书子史”为“鬼话”,“诗赋文章”为“淡话”,对于代表封建时代传统文化价值的文献典籍以及文学作品表示大胆的轻蔑,而在《情史序》中,他又竭力强调“情”在人类生活中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以出于天性、自然流露的“情”,与“理”即既存伦理教条相对抗,《山歌序》更明白地提出,他正是要“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在冯梦龙看来,“发于中情自然而然”(《太霞新奏序》)的文学,才是最有价值的文学。所以,他在通俗文学领域的活动,固然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但同时,这也是最能够实现其文学理想的途径。
  “三言”中的小说,既是投合广大市民阶层读者的阅读趣味的,也反映着作者严肃的人生思考和艺术追求——特别是在一部分精美的篇章中。
  “三言”的书名带有浓厚的道教训诫色彩。这一方面可以理解为通俗小说的惯例,即通过标榜道德训诫来提高小说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则需要注意到这里所表现的道德观,往往具有新的时代特点,而与旧道德传统相背。在“三言”中,写恋爱与婚姻题材的占据了很大比重,成就也最高。这类小说常把“情”和“欲”放在“理”或“礼”之上,要求“礼顺人情”。这意味道德规则只有建立在满足人们的正常情感需要的基础上,才有其合理性。如《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写孙玉郎代姐到刘家行婚礼“冲喜”,夜与刘家女儿慧娘同眠,两人本各有婚约,却结下私情。刘家告玉郎诱骗其女儿,乔太守却判二人结为合法婚姻。判词中说:“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意谓人的情欲无法抑制。又说:“相悦为婚,礼以义起。”意谓两情相悦是婚姻的前提,而“礼”应该顺合人情的实际。这位乔太守被赞为“不枉称青天”,他代表了人们对尊重感情的婚姻关系的向往。
  《卖油郎独占花魁》在描述感情如何成为美好婚姻之基础的同时,还突出了妇女维护人格尊严的要求。花魁娘子莘瑶琴作为一个名妓,周旋于公子王孙之间,在奢华的生活中感受到的却是人格的屈辱;而在卖油小商人秦重那里,她才得到近于痴情的爱和无微不至的体贴。这使得她终于摆脱了对秦重的身份地位的偏见,而宁愿跟随他去过一种相濡以沫的朴实生活。在据《负情侬传》改写成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则用相反的结果表达了同样的主题。
  在文言小说《珠衫》中,对“失节”的妇女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宽容,而据此改编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在这一点上作了更为细致的强化处理。另外像《况太守断死孩儿》写邵氏守寡十年,其志甚坚,最终却经受不住仆人的引诱。作者议论说:“孤孀不是好守的”,“到不如明明改嫁个丈夫”。在他看来,虽然邵氏有过失,但原因首先是守节本身不合理。
  “三言”的素材来源广泛,涉及不同社会阶层的各种类型的人物。像《卢太学诗酒傲王侯》赞美了一个兀傲放达的文士,读来也令人喜爱。但作为一部小说集,它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则是大量描写了普通市井人物的凡俗生活。同样由于素材来源广泛,加之作者自身观念构成的多面性,“三言”的思想内涵也比较复杂,甚至有相互矛盾之处。但它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则是肯定人们按照自身意欲追求生活幸福的权利。
  这两种特点的艺术化表现,则有赖于文言小说和话本小说传统的相互结合。
  在冯梦龙这样优秀的文学家参与之前,话本小说的艺术形态可以认定是颇为粗糙的,但它不仅富于世俗生活气息,也提供了一种新鲜活泼、富于生命力的语言形式。文言小说方面,虽然在冯梦龙以前已经出现诸如《负情侬传》、《珠衫》这样颇为精致而人生观念也具有新异色彩的作品,但它的语言形式却有致命的弱点。文言是一种与生活中的口语相脱离的书面语,简练是其基本要求,它向生活语言的靠拢是有限度的。优秀的小说所要求的活生生的、直呈的生活场景,在文言形式中不可能得到实现。这对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人物性格的刻画,必然造成限制。由此来看“三言”,便能发现它在小说艺术上的重要进步。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写许宣向老陈借伞:
  老陈将一把雨伞撑开,道:“小乙官,这伞是清湖八字桥老实舒家做的,八十四骨、紫竹柄的好伞,不曾有一些儿破,将去休坏了!仔细,仔细!
  老陈的谨慎和罗嗦,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种对话在文言小说中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再以《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王三巧(即《珠衫》中的楚人妇)为例,在原作中已经大致勾勒出她的性格特征,但到了话本中,她的善良软弱、易受诱惑、既贪恋新欢又顾恋旧爱的个性才得到充分而富于生活气息的展现,从而成为中国小说中未曾有过的艺术形象。另外像《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秦重,若不是以白话小说“不厌其烦”的笔法去描写,他的老实厚道的性格也无法刻画得如此成功。
  文言小说中看不到用细致的笔触来写人物的心理活动,这既是受史传传统的影响,也与文言讲究简洁有关。而“三言”在这方面也有很明显的发展。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写蒋兴哥得知妻子与人私通的情形,增加了原作所没有的一段,描写他又恼又恨又悔的心情活动过程,长达五、六百字。在以前的小说(包括白话长篇小说)中,没有出现过如此细致的心理描写。它的出现,既是以对人性的正视和宽容为前提的,也是小说艺术不断发展的结果。下面是其中的最后一小节:
  (兴哥)急急的赶到家乡,望见了自家门首,不觉堕下泪来。想起:“当初夫妻何等恩爱,只为我贪着蝇头微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如今悔之何及!”
  在路上性急,巴不得赶回,及至到了,心中又苦又恨,行一步,懒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