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
     
 
 

第二节 沈璟和吴江派

  万历年间,有为数众多的文人参与戏曲创作,并且有不少人投入了毕生的主要精力,戏曲在文人中受重视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这也刺激了对戏曲本身的研究。汤显祖是一位杰出的剧作家,但他对如何从事戏曲创作并未提出系统的意见(就像很多诗人并不谈“诗法”一样);他主张重“情”、重“意趣神色”,也不是专门从戏曲来谈,而是他的哲学思想、文学思想的一贯表现。把戏曲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从音律、语言、演唱乃至结构诸方面进行较深入的探讨而造成广泛影响的,是以沈璟为首的“吴江派”。但这一派的理论过于注重格律,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又有明显的偏颇。
  沈璟(1553—1610)字伯英,号宁庵、词隐,江苏吴江人。万历初进士,历任兵部、礼部、吏部诸司主事、员外郎。 因仕途挫折,中年即告病还乡,专力于戏曲创作及研究。著有传奇十七种,合称《属玉堂传奇》(部分已失传)。其中《红蕖记》、《埋剑记》、《双鱼记》以情节离奇、关目曲折取胜,表现了重视舞台效果的倾向,对后来的戏剧创作有一定影响。另外,《义侠记》写武松故事,传唱较广;《博笑记》以十个独立的短剧组成,形式上有创新,内容多讥刺世事的混乱颠倒,也有一定特点。但沈氏思想颇为陈腐,作品内容多封建说教的成分,也不擅于刻画人物的真实心理和个性,所以成就不高。
  沈璟是曲学名家,他的《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在前人著作的基础上对南曲七百十九个曲牌进行考订,指明正误,成为后人制曲和唱曲的权威教科书。他的曲论要点有二:一是格律至上,二是推崇“本色”语言。《词隐先生论曲》有云: “名为乐府,须教合律依腔。宁使时人不鉴赏,无使人挠喉捩嗓。说不得才长,越有才,越当着意斟量。”他要求作曲合律本来不错,但持法过于苛严,且认为为了合律可以牺牲抒情表意,这就成了束缚。至于他所说的“本色”,则着重于语言的朴拙浅俗,这对于明传奇过于偏重文藻骈骊的倾向有纠正的意义。不过,这种“本色”论既是和严格的音律相结合的,又重视以古曲为范式,实也有一种雅化的意味。
  中国传统戏曲是一种歌剧,而沈璟所关注的,主要是其歌曲部分,于歌曲又特重声韵之和美,这和汤显祖从戏剧文学的角度主张“以意趣神色为主”,着眼点是不同的。沈璟曾因《牡丹亭》不合他的以昆腔为准的音律要求,将之改为《同梦记》(吴江派中其他人也曾这样做),引起汤显祖强烈的不满。他们的态度当然是偏狭而武断的,不过,不能因此说沈璟对于曲学的研究没有价值。后来的戏曲家对他普遍表示推崇,这总是有一定道理的。
  汤、沈之争发生后,许多戏曲家持折中调和之论,被认为是吴江派嫡系的吕天成在《曲品》中说:“不有光禄(指沈),词型弗新;不有奉常(指汤),词髓孰抉?倘能守词隐先生之矩矱,而运以清远道人之才情,岂非合之双美乎?”这个意见在当时有代表性,也有可取之处。《曲品》是一部以分列品第方式评论戏曲作家与作品的著作,保存了许多珍贵的资料,评论中也有较好的见解,不过因缺乏系统的理论观点,总体上显得散碎。在明代曲论中,最有系统性和理论性的,当属王骥德的《曲谱》。
  王骥德(?—1623)字伯良,号方诸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早年曾师事徐渭,后深受沈璟赏识,同时他对汤显祖也很尊崇。所以,虽然前人把他归于吴江派,他的见解并不只是附和沈璟。对汤、沈之争,王氏也持折中之论,谓:“临川之于吴江,故自冰炭。吴江守法,斤斤三尺,不欲令一字乖律;临川尚趣,直是横行,组织之工,几与天孙争巧,而屈曲聱牙,多令歌者齚舌。”说两家得失,比较中肯。而且对戏曲创作成就的评价,他是明确把汤置于沈之上的。《曲律》共四十章,涉及戏曲源流、剧本结构、文辞、声律、科白以及作家作品的评价等,力求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而加以发展,囊括戏曲创作及评论中的所有问题,眼界宽广,有不少精彩的意见。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提出“论曲,当看其全体力量如何”的原则,这既是从批评来说,也是从创作来说。前人论戏曲,大都从一个方面甚至摘取个别曲子、个别字句来评析,而王骥德首次提出从整体上、从各种因素的组合效果来评判一部戏曲作品,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所谓“全体力量”,具体说来,又重在两点:“大头脑”和“大间架”。前者指一部作品的立意以及最能表现这种立意的关键情节,后者指一部作品的总体结构。这已经涉及到戏剧文学的基本问题,对后来李渔的理论有直接的启导意义。不过,王骥德仍没有注意把虽同称为“曲”而实际性质并不相同的散曲和戏曲分开,所以没有能够在戏剧文学这一层次上充分展开。
  应该说,把王骥德归为吴江派也不是没有理由。因为《曲律》中有大量文字专门讨论音律和文辞的运用,而这正是沈璟曲学的中心。而且,依冯梦龙之说,《曲律》“法尤密,论尤苛。……自此律之设,天下始知度曲之难”(《曲律序》)。 这继续推进了戏曲的格律化,而难免造成对创作的束缚。
  王骥德的戏剧作品,传奇仅《题红记》一种,他自己也不甚满意;另有几种杂剧,仅存《男王后》,一般评价也不高。
  吴江派中人,据沈自晋《望湖亭》传奇第一出的《临江仙》词所列,除沈璟、吕天成、王骥德外,尚有叶宪祖、冯梦龙、范文若、袁晋、卜世臣及沈自晋本人,可见其声势不小。其中叶宪祖的戏剧多写男女爱情,思想倾向上有晚明文学的特点。如杂剧《寒衣记》写刘翠翠违抗父母之命与金定结为夫妻,后被掳,本想自尽全节,但为了日后与丈夫重见,忍辱委身于李将军,最后终于团圆。这表明只要有真实的爱情,贞节是可以从权的。袁晋的《西楼记》传奇写书生于鹃与妓女穆素徽的爱情故事,对于鹃的痴于情刻画用力,突出了“情”的不可磨灭。此剧音调工整,结构严密,情节富于曲折变化,一向流行很广。叶宪祖、袁晋被归于吴江派,实际在题材和情趣方面,也深受汤显祖的影响。
  吴江派理论的出现,表明戏曲的地位在晚明有显著提高,它已经成为士大夫普遍重视、像诗词一样受到认真探究的艺术形式。从消极方面说,这一派理论所包含的苛严律法对于戏曲创作容易造成束缚,从而破坏其自由活泼的生命。但在积极意义上,它同时也具有推广曲学知识,和促使作家更严密细致地从事创作的作用。晚明后期直至清代前期的剧作,在艺术形式上发展得更为完善,和这一理论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