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
     
 
 

第一节 明代的散曲

  散曲从元代兴起以后,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词的功能,明代仍延续这个方向,曲盛而词衰。从作家、作品及曲论著作的数量来看,明都超过了元。仅据任纳《散曲概论》的统计,明代著有散曲的就有三百三十人。散曲的选集编印,也较元代为盛。当然,元代散曲作为一种新创的体式,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而明代散曲大多依傍前人,成就是受到限制的。但一些名家的优秀之作,在发掘新的生活内容和深入表现人情世态方面,还是有所发展,有其值得重视的地方。
  明前期相当长的时间中,散曲和其他文学类型一样,处于衰退状态。朱权《太和正音谱》所列明初散曲家刘东生、谷子敬、贾仲明、汤式等,都没有出色的散曲作品流传下来。和戏曲一样,当时影响最大的散曲作者是宗室贵族朱有燉,有《诚斋乐府》。他的曲作以音律谐美著称,流传久远,至钱谦益著《列朝诗集》,还说“至今中原弦索多用之”。语言风格追踪马致远、贯云石的豪放一派。所写内容,以赏花、题情及宴游、应酬为多,散发着一种富贵闲适的情调。由于时代氛围和作者身份的关系,辞意比较端谨。但有些写男女之情的,尚属婉折有致,如《咏闺情五更转》一组,带有民歌的风味,其南北曲合用的形式,也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总体而言,朱有燉散曲的成就不高,但在当时的文学环境中,已经是比较难得的。作为明代早期的重要散曲家,他仍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弘治、正德年间,明代散曲有了显著的发展。当时北方的知名作者有康海、王九思等,南方的知名作者有王磐、陈铎、唐寅等。
  康海、王九思都是前七子中的人物,诗文的成就不高,但戏剧和散曲较为知名。康有《沜东乐府》,王有《碧山乐府》。
  他们都是陕西人,都因为被指与刘瑾同党而遭黜退,隐居乡里,常在一起宴游。两人的散曲,也都有大量对现实政治表示不满、对自身的遭遇感到愤慨、以及在无奈中以闲居生活的安适为自我慰勉的作品。但这些作品,实际上都反映出他们不能摆脱士大夫人生价值观的心理,那些貌似旷达的话,其实都带有苦涩的味道。如康海的《水仙子·酌酒》:
  论疏狂端的是我疏狂,论智量还谁如我智量。细寻思往事皆虚诳,险些儿落后我醉春风五柳庄。汉日英雄、唐时豪杰,问他每今在何方?好的歹的一个个尽撺入渔歌樵唱,强的弱的乱纷纷都埋在西郊北邙,歌的舞的受用者休负了水色山光。
  又如王九思的《沉醉东风·赠隐者》:
  竹杖子难随驷马,草庵儿独住烟霞。《康衢》、《击壤》歌,今古渔樵话,指功名风扫残花。恨杀韩、彭做作差,因此上妆聋卖哑。
  这一类牢骚和自我标榜是过去不得志的文人经常有的,看不出多少新意。但比较明前期散曲而言,他们的作品写出了仕途中的风波险恶,抒情的成分要浓厚多了,这终究是一个进步。在语言风格上,他们也都接近元曲中豪放的一派。不过明代曲论家普遍认为康较粗豪,王在豪放中兼有秀丽蕴藉之长。另外,常伦(1492—1525)有《写情集》,多写其疏狂的生活,风格也比较豪放。
  同时期南方散曲家的作品带有更多的市井气息,内容要显得宽广。
  王磐(约1470—1530)字鸿渐,号西楼,高邮(今属江苏)人,一生未仕。有《王西楼乐府》。万历《扬州府志》称其“洒落不凡,恶诸生之拘挛、弃之,纵情于山水诗画间”。
  他的散曲,王骥德《曲律》曾评为北曲之冠,可惜流存很少。其中多数是写闲适的生活情趣,文辞爽利俊朗,是其所长。如《沉醉东风·携酒过石亭会友》:
  顶半笠黄梅细雨,携一篮红蓼鲜鱼。正青山酒熟时,逢绿水花开处,借樵夫紫翠山居,请几个明月清风旧钓徒,谈一会羲皇上古。
  另一些作品则反映了社会生活景象。如套曲《嘲转五方》挖苦不停赶场子做法事的和尚,而小令《朝天子·咏喇叭》讽刺太监的作威作福,尤为著名:
  喇叭,锁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声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那里去辨甚么真共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净鹅飞罢。
  散曲特有的尖新泼辣的语言风格,在这里得到很好的发挥。
  陈铎(1469以前—1507)字大声,号秋碧,邳州(今江苏邳县)人,家居南京。世袭指挥使,然不守官职,醉心于词曲,当时南京教坊中人称“乐王”。有《秋碧乐府》、《梨云寄傲》,内容以写男女风情最多,文辞流丽,《曲律》评为“颇著才情,然多俗意陈语”。他另有《滑稽余韵》,收曲一百三十六首,用当时以城市为主的各种社会职业为题,写形形色色的人情世态,是散曲中别开生面之作。因对象的不同,作者的态度有同情、有挖苦、有指斥,但偏重于戏谑嘲讽,也以这一类写得较为成功。如写里长“小词讼三钟薄酒,大官司一个猪头”,写巫师“手敲破鼓,口降邪神。福鸡净酒嗯一顿,努嘴胖唇”,写蒙师“抹朱涂墨几十年,野史歪文四五篇,诗云子曰千百遍”,都很传神。下面录一首完整的例子:
  寻龙倒水费殷勤,取向佥穴无定准,藏风聚气胡谈论。告山人须自忖:拣一山葬你先人,寿又长身又旺,官又高财又稳,不强如干谒侯门?(《水仙子·葬士》)
  吴中名士祝允明、唐寅也都能作散曲,多写男女风情,反映出他们纵疏放浪的生活。但存世的作品较少。
  嘉靖前后,为明代散曲最为兴盛的时期,出现了众多的名家,作品的风格也更为多样化。从乐曲来说,在昆腔兴起以前,虽也有兼用南北曲的,但以北曲为盛;这以后,北曲衰落,南曲愈盛,因而有所谓南词一派。这一时期中著名的曲家,有沈仕、杨慎、金銮、冯惟敏、梁辰鱼等,其中冯惟敏的成就最为卓著,梁辰鱼则是南词的代表。
  沈仕(1488—1565)字懋学,号青门山人,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是著名的画家,散曲也很有名,有《唾窗绒》。 他的散曲专写艳情,描写刻露而生动,有“青门体”之称。如《琐南枝·咏所见):
  雕栏畔,曲径边,相逢他蓦然丢一眼。教我口儿不能言,脚儿扑地软。他回身去一道烟,谢得蜡梅枝把他来抓个转。
  这种曲子带有情节性,和元曲的精神及当时民歌的特点相通。人或讥为“浮薄”,但总比那些迟钝的陈词俗句有生气。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正德间试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嘉靖初谪戍云南永昌,此后即长期生活于家乡四川和戍所云南之间。杨慎在明代以博学著称,也能诗,散曲有《陶情乐府》。其妻黄娥亦善词曲,近人合编两人之作为《杨升庵夫妇散曲》。
  杨慎的散曲格律不很精确,王世贞讥为“多川调,不甚谐南北本腔”(《曲藻》)。内容多写心中的不满与愁怨,注重意境,稍带有词的风格。如《黄莺儿·春夕》:
  一水隔盈盈,峭寒生日暮情。梨花小院人初静。玉箫懒听,金杯懒倾,月明闲愁秋千影。梦难成,村春相应,疑是棹歌声。
  金銮(约1495—约1584)字在衡,号白屿,陇西(今属甘肃)人。中年随父宦游南京,后即长期居留。有《萧爽斋乐府》。金銮一生未仕,而多与达官名士交往,心中常感不平。
  但他性情豪爽,善于把这种苦闷化作嘲谑,如套数《北双调新水令·晓发北河道中》自嘲说:“干了些朱门贵,谒了些黄阁卿,将他那五陵车马跟随定。把两片破皮鞋磨得来无踪影,落一个脚跟干净。”可以体会到豁达与苦涩的交织。在艺术上,他的散曲以格律精工著称,善于熔口语与丽辞为一体,既婉转又畅达,兼有诙谐之趣。只是应酬之作较多,是其一病。他的一些写妓院中生活情景的曲子,不作浪漫的美化,真实而生动。如《胡十八·风情嘲戏》:
  寻思的意儿痴,作念的口儿破,睁着眼跳黄河,甜言甜语谎儿多。弄杀你小哥,图什么养活?吃的亏做一堆,识的破忍不过。
  一些抒情之作,则写得爽朗明净,如《新水令·送吴怀梅还歙》:
  暖风芳草遍天涯,带沧江远山一抹。六朝堤畔柳,三月寺边花。离绪交杂,说不尽去时话。
  冯惟敏(生平见前戏剧部分)是明代最重要的散曲家,其成就可与元代名家相比。他的《海浮山堂词稿》收套数近五十套,小令约一百七十首,数量是明代散曲家中较多的,题材也比一般作者为广泛。除了写景抒情、宴游酬唱,还有不少篇章慨叹民生疾苦,揭露社会弊端、讽刺官场丑恶,是散曲中少见的。如小令《胡十八·刈麦有感》、《胡十八·刈谷有感》、《玉芙蓉·苦雨》、《玉江引·农家苦》等首,对挣扎于天灾人祸、苛捐杂税中的农民表现了真实的同情,套数《般涉调耍孩儿·骷髅诉冤》尖锐地揭露了贪官污吏为榨取钱财而肆意发棺验骨,使生者死者都不得安宁的丑恶行径,这些都很有现实感。套数《正宫端正好·吕纯阳三界一览》是比较特别的作品。一方面,作者把冥司写得一片阴暗昏乱,具有讽刺封建政治的用意;另一方面,通过冥司的荒唐判案,也寓含了古今是非一笔糊涂帐的意味。譬如判“二十四孝”中郭巨埋儿是“佯慈悲”、王祥卧冰是“假孝顺”,判秋胡妻投江为“泼赖”等等,就未必是对冥司的讽刺,而在游戏之笔中表现了明中期文人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嘲笑。凡此种种,都扩大了散曲的内涵。
  冯惟敏散曲的语言不事雕饰,活泼自然,有元代早期散曲的豪爽磊落之气。如《玉江引·阅世》:
  我恋青春,青春不恋我。我怕苍髯,苍髯没处躲。富贵待如何?风流犹自可。有酒当喝,逢花插一朵。有曲当歌,知音合一夥。家私虽然不甚多,权且糊涂过。平安路上行,稳便场中坐,再不惹名缰和利锁。
  这是冯氏辞官归田以后所作,意思并不新鲜。但一般士大夫写来,未免透露着不得志的牢骚,冯氏笔下,则呈现爽朗明快的情趣。
  冯惟敏也善于描摹世情。他不乏出入秦楼楚馆的风流经历,《朝天子·赠田桂芳》八首等表述他和这类女子的感情也很诚挚委婉,但他刻画妓院中的虚伪欺诈,却又入木三分,《仙子步蟾宫·十劣》十首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另外,《南锁南枝·盹妓》也写得很出色:
  打趣的客不起席,上眼皮欺负下眼皮,强打精神扎挣不的。怀抱着琵琶打了个前拾,唱了一曲如同睡语,那里有不散的筵席?半夜三更路儿又跷蹊,东倒西欹顾不的行李。昏昏沉沉来到家中,睡里梦里陪了个相识,睡到了大明才认的是你。
  这曲子中本有嘲讽的意思,但却真实地描绘出妓女生活的痛苦,令人生出同情。而冯惟敏散曲最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的自然和真实。
  大约比冯惟敏稍晚的北方散曲家薛论道,有《林石逸兴》,收小令一千首。他是一位武将,曾戍边多年,一些写边塞风光和将士戍边之情的作品,题材有特色,但写得比较粗糙。刘效祖有《词脔》,善于用白话的俗曲写民间生活景象,也较有特色。
  梁辰鱼(生平介绍见前)因用昆山腔作传奇而名震一时,他的散曲集《江东白苎》也很有影响。梁氏作曲,声律精整而文辞工丽,喜化用诗词中的名句,口语成分减少,因而接近词的体格。《仙吕入双调夜行船序·拟金陵怀古》套数是典型的例子,“徙倚,故国秋余,远树云中,归舟天际。山势,还依旧枕寒流,阅尽几多兴废?”声调颇为雄壮,截取前人成句,也还锤炼得浑成,但离曲的韵味实远。他的一些写情之作,则不完全如此。如《玉抱肚·嘱鱼》:
  鱼儿生受,傍江来略说个意由。你趁春潮切莫稽迟,好留心不宜差谬。郎今移住在剡溪头,直到门前溪水流。
  声调稳切,句式也比较工整,但保留了口语的神气,仍有散曲活泼灵动的特点。
  对梁辰鱼散曲的评价分歧极大。尊之者称为“曲中之圣”(张楚叔选辑《吴骚合编》),贬之者则说因为他倡导的工丽之习,使得“不惟曲家一种本色语抹尽无余,即人间一种真情话,埋没不露已”(凌濛初《谭曲杂札》)。客观地说,作为个人创作,梁氏散曲有他的特色和成就,但由他引出的风气导致了散曲本色的消失,则也是事实。
  晚明文学繁盛,同时民歌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文人散曲较前一阶段反呈衰退之势。较著名的作者,一是赵南星(1550—1627),有《芳茹园乐府》。他是东林党的重要人物,天启初曾任吏部尚书。所作散曲多用民间流行的小调,既用以写闺情,也用以讽刺政治现实,语气生动,反映了民间歌曲对文人的影响。另一位更重要的作者是施绍莘。
  施绍莘(1588—约1630)字子野,号峰泖浪仙,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少为诸生,久试不举,遂绝意仕进,流连山水,放浪青楼。有《秋水庵花影集》,所收以套曲为多,共八十六套,另有小令七十余首。作品多抒写个人日常生活的情怀,但所涉范围较广,以山水风光、四时景物及友朋赠酬、男女风情最为集中,间有怀古伤今之作,如《南仙吕入双调夜行船序·金陵怀古》等。
  自梁辰鱼倡导工丽,以词格为散曲,后来沈璟又特别强调音律的精细,一般作者于文辞宗梁,于音律宗沈,从两方面对散曲造成束缚。施绍莘通音乐,也爱好丽词,但不过分追求形式的工巧,而能出以才情,以自然新警之句,写种种真实的生活感受,因此成为明散曲最后的名家。施作最大的特点是情深。他写艳情而不觉庸俗轻薄,就是因为有真情;风花雪月,最容易写成陈词滥调,他却能给人以新鲜之感,如《南商调二郎神·惜花》中一曲《三段子》:
  空中似尘,淡濛濛是谁人梦魂?苔前似鳞,点疏疏是谁人泪痕?平明一阵寒差甚,绣帘不卷风尤紧。正酒晕扶头,倦妆时分。
  但元曲的爽朗活泼,到施绍莘毕竟所余无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