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文学
     
 
 
第一节 楚歌的流行与早期的五、七言诗

  楚人是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随着楚人占据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用楚地方言歌唱、楚地音乐伴奏的楚歌,也就成为社会上、特别是宫廷中最流行的歌谣。《诗经》借着古老经典的身份,为士人所普遍诵习,但那种四言诗体的写作不见兴旺,今传只有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等呆板的模拟之作。而楚歌则由形形色色的风云人物,以随意而活泼的形式,伤感而富于激情的调子,咏唱着新时代的心声。
  汉代最早的楚歌,可以追溯到项羽的《垓下歌》——虽然他是汉王朝的失败的对手。那是在汉五年(前202),项羽被刘邦的各路大军围困于垓下,山穷水尽,走投无路,对着他心爱的美人虞姬慷慨悲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这支歌和“霸王别姬”的故事,常被作一种爱情意义上的解释,但这是不充分的。在女性作为男性附属品而存在的时代,一个权势人物遭受失败的最明确最严酷的标志,是他的女人将作为财产为胜利者所占有并重新分配。倘若虞姬不自杀,那就是她的未来。对项羽这位曾经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英雄来说,虞姬这个活生生的人物,以最刺激感情的方式,显示着他在短短几年内登上成功的绝顶而主宰天下,复又坠落失败的深渊而不能保护一个心爱的女人,如此急剧的变迁。他愈是对个人的能力保持骄傲和自信,就愈是感觉到在历史与命运的巨大压迫下,个人的渺小和无力。这种关于个人的自主欲望与外界控制力量——所谓“命运”——相互冲突的意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命运无常的悲观意识,在先秦诗歌中,几乎是不存在的。而自《垓下歌》以后,汉代诗歌中充满了这样的感叹,并且在汉末魏晋间达到高潮。
  与《垓下歌》相呼应的,是刘邦的《大风歌》。虽然,刘邦是战胜了项羽的成功的英雄,他的《大风歌》却贯穿着相似的关于命运无常的感慨: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刘邦借着秦末农民战争的大风暴登上皇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社会底层出身的最高统治者。他的人生之路的方向与项羽相反,境遇的剧变却是相同。支配这种剧变的命运力量同样是刘邦所难以理解的;并且,他也无法预料他所打下的江山未来命运究竟如何。
  从秦末大动乱到汉王朝建立,中国历史经历了剧烈的变迁;这历史的变迁又造成历史人物同样剧烈的人生变迁。由此而产生的失败英雄项羽的《垓下歌》和成功英雄刘邦的《大风歌》,表现出关于人在世界中的处境的新的思考。虽然他们的思考只是以困惑和感慨为主,却预示了文学的主题将会有深入的发展。
  从西汉前期到中期,还有许多上层人物创作的楚歌为史籍所记载。而且,尽管作品的背景和内容互异,在感叹人不能支配自己的命运这一点上,却有惊人的相似。如武帝时远嫁乌孙王的公主刘细君的思乡之歌,被迫投降匈奴而全家被杀、欲归无路的李陵的别苏武歌,宣帝时因觊觎帝位而被杀的广陵王刘胥的临终歌 ,等等。并且,这种意识还扩大到其他体式,例如汉武帝刘彻著名的《秋风辞》: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本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这是一首优美的作品。篇中描写了典型的秋色,抒发了乐极生悲、人生无常的感伤。虽然,武帝坐稳了江山,他的感慨与生活于历史剧变中的项羽、刘邦不同,但作为一个强大帝国的至高无上、功业煊赫的专制君主,在沉湎于神仙方术的同时,他深知自己难以逃脱老与死的威胁,从根本上说,这也是人不能支配自己命运的意识。
  在楚歌盛行的同时,新的诗歌形式也在萌芽。
  五言诗方面,如果要说零散的五言诗句,早在《诗经》中就有了,楚辞中,若去掉语气词“兮”字,更为普遍。但到了汉代才有非常接近五言诗形式的作品。最早的当数汉高祖姬戚夫人《春歌》
  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
  这首诗也是楚歌。但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没有用楚辞和楚歌特征强烈的“兮”字,而且除了开头两句,都是五言诗句。以后,在武帝时代,又有李延年的《佳人歌》,除一句外,通篇都是五言:
  北方有佳人,遗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如果联系乐府民歌来看,五言诗在汉代的进展就更为清楚。一般认为系武帝时代采录的“吴楚汝南歌诗”之一的《江南》,便已经是完整的五言诗: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不过,五言诗在西汉始终没有成为通行的文学样式,要到东汉才逐步兴盛起来。但并不是说西汉时写出完整的五言诗尚存在何种技术上的困难,只是人们还没有充分发掘出这一诗体的优越之处,因而也就没有形成写作的风气。
  七言诗形成的过程同样很长。典型的上四下三结构的七言诗句,在汉代以前已经很多见。《荀子》中篇幅相当长的杂言体的《成相辞》,就是以这种七言句为主的。其格式大体如:
  “请成相,世之殃,愚暗愚暗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怅怅。”近年在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中,也有好几首类似的歌辞,可见这种歌谣体曾经很流行。楚辞中《橘颂》那一类四言形式,与《诗经》不同,如将两句连续,去掉句尾的“兮”字,也就成为上四下三的七言句:“后皇嘉树橘徕服,受命不迁生南国,深固难徙更壹志。……”可以说,在先秦文学中已经存在形成七言诗体的必要条件。
  从现存资料来看,七言诗在西汉前期似并无发展,至西汉中期方显示明显的进步。武帝时由司马相如等宫廷文人制作的《郊祀歌》十九章,其中《天地》、《天门》、《景星》三章,均含有较多的七言句。尤其《景星》,前半部分完全是四言,后半部分十二句,完全是七言:
  ……空桑琴瑟结信成,四兴递代八风生。殷殷钟石羽籥鸣,河龙供鲤醇牺牲。百末旨酒布兰生,泰尊柘浆析朝酲。微感心攸通修名,周流常羊思所并。穰穰复正直往宁,冯蠵切和疏写平。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丰年四时荣。
  像这样集中连用大量七言句式的诗,在过去是没有的。另外,《汉书·东方朔传》说东方朔有“八言七言上下”,意思说他作有八言诗七言诗各上下篇;《文选·北山移文》注引《董仲舒集》有“七言琴歌二首”。由此可见,武帝时代已经存在“七言诗”这样的概念。不过据残存的东方朔七言诗句来看,这种“七言诗”仍可以带有语气词“兮”字。还有,相传为武帝君臣联句写作的《柏梁台诗》,是完整的七言诗。虽然不少研究者对它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但以当时诗歌写作的情况来看,它的存在不是不可能的。不过,七言诗的优越之处得到充分发掘,从而成为流行的诗体,还要经过漫长的时间。
  在西汉中期初步形成的五言诗和接近于形成的七言诗,当时虽然还只是楚歌的附庸,但在后来的文学史上,它们的地位却越来越重要,所以值得给予注意。

①这些作品在史书中均只载歌辞,不题篇目。
②相传为虞姬和项羽的一首歌,是完整的五言四句,但其真伪尚有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