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文学
     
 
 
第一节 五、七言诗的进展

  讨论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指出:既然西汉前期的乐府民歌中,已经有了《江南》那样完整的五言诗,那么在本时期的乐府民歌中,应该有更多和更成熟的五言诗。只是由于民歌很难判定具体年代,又考虑到叙述的方便,我们把关于乐府民歌的问题放在上一章讨论,而在本节中,只将它作为一个必要的背景提出。
  其实,上述看法也可以通过年代明确的民谣来证明。《汉书·五行志》载成帝时童谣是这样的:
  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爵巢其颠。故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
  这首民谣虽然语言较为朴素,但已经是隔句用韵,无杂言句的标准的五言诗形式。另外,同为《汉书》所载的成帝时民谣《尹赏歌》,也是这样的情况。民谣总是使用流行的形式创作的,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判断:到了西汉后期,五言诗形式在民间已经普遍流行。
  与此相应的,在社会上层,也出现了完整的五言诗的写作。成帝宫中妃嫔班婕妤有一首《怨歌行》(载于《文选》),写得相当出色:
  新裂齐绔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飚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汉书·外戚传》说班婕妤为赵飞燕所谮,遂求供养太后于长信宫,诗盖为此而作。诗中以团扇自比,想象优美贴切,对后来的“宫怨”诗影响很大。此诗是乐府歌辞,属楚调曲。成帝时乐府非常兴盛,班婕妤(班固的祖姑)又是一位才女,她仿照乐府民歌的风格写出这首诗,是合情合理的。有人疑此诗为伪托,并没有可靠证据。
  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活动于东汉明帝、章帝时期。作有五言《咏史》诗:
  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递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
  此诗歌咏西汉文帝时少女缇萦上书救父的故事。语言比较质朴,但叙述还是很简洁的。诗中引进了冷静的理智成分,表现出文人诗的一种特点,在这方面对后来诗歌的发展也有一定影响。由于班婕妤的身份比较特别,《怨歌行》又是模拟乐府民歌之作,所以可以认为,班固的《咏史》诗是现存的第一首文人五言诗。它标志着五言诗体正式登上了文人的诗坛,开始全面取代楚歌的地位,在文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另外,后代很盛行的“咏史”题材,也以此为起点。
  西汉后期的七言诗没有留下完整的作品。但是,《文选》注引刘向的《七言》诗,尚有六句,据所写内容和用韵情况大体可以推断:这六句当出于一首,诗型当是完整的七言,不带杂言和楚歌句式,基本上是每句用韵。其内容亦有新颖之处。如“朅来归耕永自疏”、“结构野草起屋庐”、“宴处从容观诗书”、“山鸟群鸣我心怀”,写隐居的日常生活和闲逸心情,这是以前和同时代的诗歌中所没有的,而在魏晋以后的诗歌中成为重要题材,也值得注意。东汉前期,据《后汉书》载,杜笃有《七言》,东平王刘苍有《七言别字诗集》,作品无存。另外,《古文苑》所载班固的《竹扇赋》,由二句一转韵的十二句七言句构成,实际上也可以视为一首完整的准七言诗。综合以上情况,大致可以这样说:在西汉后期和东汉前期,七言诗虽仍不兴盛,但一直有若干作者在写作,其形式也正在消除楚辞、楚歌的痕迹,向整齐的七言诗型发展。
  附带地说一下楚歌的情况。在本时期中,楚歌的创作已显然式微。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汉后期,有息夫躬的《绝命辞》。息夫躬于哀帝时入仕,“数危言高论,自恐遭害”(《汉书》本传),因作此诗,后果然死于狱中。诗中抒发了在黑暗的政治中所感受到的极大痛苦和绝望的心情。“玄云泱郁将安归兮,鹰隼横厉鸾徘徊兮”,此类悲愤激切的诗句,在当时可算是特异的存在。东汉前期梁鸿的《五噫歌》,则是一首大胆批判现实的优秀作品。梁鸿(约25—约104)字伯鸾,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人,东汉初的隐士。他在一次经过京师时作了这首诗:
  陟彼北芒兮,噫!顾览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民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
  诗歌通过宫室崔嵬的帝京与劬劳未央的人民的鲜明对比,直接对帝王提出指斥。诗中很特别地连用五个感叹词“噫”句,表现了强烈的愤慨。在文人一片歌功颂德声中,写这样的诗也是需要勇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