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文学
     
 
 
第二节 辞赋的新特点和新题材

  辞赋一直是汉代文人创作的主流,在西汉后期和东汉前期,依然保持了前一阶段以来旺盛的势头,产生了大量作品。虽然总的成就不如前一阶段,但各方面的情况都有所变化,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的特点和新的题材。
  西汉后期最著名的赋家是扬雄。扬雄(前53—18)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是继司马相如和王褒之后蜀地出身的又一位杰出文人。他的赋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十二篇,今存《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反离骚》、《解嘲》、《解难》七篇,及《蜀都赋》、《太玄赋》、《逐贫赋》等几篇残文。他对同乡前辈司马相如宏博绝丽的赋非常倾慕,所作以模拟为主。《甘泉》、《河东》、《长杨》、《羽猎》四赋,是他的代表作,是模拟《子虚》、《上林》的。但虽是模拟,仍显示了相当高的才华。他的赋不但有司马相如式的宏伟气魄,而且更注意锤炼语言。如“碎轒辒、破穹庐、脑沙漠、髓余吾”(《长杨赋》),这种短促强劲的句子显得很特别,同时又杂以气势道劲的长句,总体上显示出瑰丽奇谲的风格。故向来以“扬、马”并称。赋的形式也有些变化。《甘泉赋》和《河东赋》都以简洁的叙述开头,不用主客对话的陈套。
  扬雄晚年改变了对赋的看法,认为赋“劝百讽一”、“劝而不止”,本质上不符合儒家教义。因此转向学术性的著述,仿《周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这一转变,反映了当时社会中儒家思想统治的深化。
  西汉后期还出现了一位女性辞赋家,就是班婕妤。《汉书·王褒传》载:“太子(即汉元帝)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班婕妤是元帝之后的成帝妃嫔,她善于辞赋,除了家庭的文化教养,恐怕同宫中这种风气有关。她所作《自悼赋》,背景与主题均与《怨歌行》相同。以前写宫中女子被冷落的幽怨的赋,有相传为司马相如的《长门赋》,那是男性的代言体。《自悼赋》是第一篇出于女性之手的宫怨赋,它更为真切地诉说了这一类不幸女子的怨恨惆怅之情,语言清丽流畅,描写细致,善于借景抒情,对后世“宫怨”类文学的影响很大。有些词汇、意象都是被经常使用的。如其中一节:
  潜玄宫兮幽以清,应门闭兮禁闼扃。华殿尘兮玉阶苔,中庭萋兮绿草生。广室阴兮帷幄暗,房栊虚兮风泠泠。感帷裳兮发红罗,纷釭 縩兮绔素声。
  既是宗室又是著名学者的刘向、刘歆父子,都是西汉后期著名的辞赋家。刘向的赋在《汉书·艺文志》记载有三十三篇,但仅存仿骚体的《九叹》一篇和若干残文。刘歆存有《遂初赋》。
  上述西汉后期的主要辞赋家扬雄、刘向、刘歆等人,直到东汉前期的主要辞赋家如班彪、班固、傅毅等人,其身份已经不再是前一阶段枚乘、司马相如、东方朔那样专以文学写作为业、侍奉于帝王宫廷的文人;他们或主要是学者,或以官僚兼学者。这一种身份上的变化,在辞赋创作中带来一种新的现象,即为了显示学问,引用典故及古书中成语的风气开始盛行。刘勰指出:“自卿(司马相如)、渊(王褒)以前,多俊才而不课学;雄(扬雄)、向(刘向)以后,颇引书以助文。此取与之大际,其分不可乱者也。”(《文心雕龙·才略》)如扬雄《逐贫赋》中,直接引用了“终贫且窭”、“翰飞戾天”、“陟彼高冈”、“泛彼柏舟”等《诗经》成句;刘歆的《遂初赋》在纪述行旅的过程中,引用了大量与所经地有关的历史掌故;稍后崔篆的《慰志赋》,更在《周易》、《尚书》、《诗经》、《左传》、《论语》等各种古代经典中摄取辞语和事项,熔铸在自己的文句中。上述情况,不仅见于辞赋,也见于这一群学者型文人的散文。这一类作品,没有相当的学问涵养是无法读懂的。但是,用典虽然增加了阅读的难度,同时也增加了文章的涵量。在西汉后期开始形成的重视用典的现象,以后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极重要和极普遍的特色,其技巧和效果也日益丰富,所以这是值得注意的。
  东汉前期的赋,出现大量的从正面宣扬儒家统治思想和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内容。以前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赋,虽然也以儒家思想为表面的立足点,但重心并不在于此;虽然也具有歌颂性,但主要是通过描写外部世界作间接的歌颂,而且具有歌颂国家强大的另一层意义。东汉前期,许多赋家都在作品中进行大量的说教,这已经不是扬雄所批评的“劝百讽一”了。如班固的《答宾戏》,形式模仿东方朔的《答客难》,内容却是针对它的批判。他认为战国纵横之士毫无可羡慕之处,生活在大汉王朝才是荣幸的;强调士首先要循正道、守礼义、安本分,散发着一股迂腐的气息。班固、傅毅、崔骃等人作为大将军窦宪的幕僚,又都写了不少直接吹捧窦宪的赋,诸如《窦将军北征颂》、《西征赋》之类。包括班固的《两都赋》,也是以儒家学说为基本依据、以歌颂东汉王朝为基本目的,比较长安与洛阳作为首都的优劣。以上所说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情况。需要作为一种背景提出。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文人身份的变化,从西汉后期开始而以东汉前期为盛,辞赋在顺应统治者需要的同时,又较多地反映了作者自身的生活内容和人生情怀,不同于前一阶段宫廷文人大体是迎合君主的喜好创作。在新起的题材纪行赋中,这一特点表现得相当突出。
  所谓“纪行赋”,是纪述行旅中的所见所闻所思。类似的作品,在楚辞中可以看到《涉江》、《哀郢》,但其纪行的意义尚不突出,抒情的内容也不是主要以行旅过程为转移的;在司马相如作品中有《哀二世赋》,但其篇制非常短小,纪行的意义同样并不突出。现在最早的纪行赋,当数刘歆的《遂初赋》;至东汉前期,则出现了纪行赋的名作——班彪的《北征赋》。由于纪行的题材,既易于发挥辞赋传统的铺写特长,又便于抒发感思,自由灵活,以后就成为辞赋的重要题材之一,产生了不少重要的作品。
  刘歆的《遂初赋》,是他在哀帝年间自河内太守徙为五原太守时所作。当时西汉已处于衰微状态,刘歆本人又感到不得志。在这篇赋中,他一面叙述行程,一面回顾与所经历地点有关的历史人物、事件,借以抒发怀古伤今之情,又参以景色的描绘。内容相当丰富,线索却非常清楚,这正是纪行赋的优越之处。
  班彪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班固之父,也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作有《史记后传》六十五篇,是后来班固写作《汉书》的重要基础。《北征赋》纪述他在西汉末的动乱中离长安至天水避乱的行程。结构模仿刘歆的《遂初赋》,也是结合途中所见景物与有关的史事,抒发感想。由于时事更为艰难,所表现的情绪也更显悲沉。它的语言精丽整齐,其中写景的一段,则显得清新自然:
  隮高平而周览,望山谷之嵯峨。野萧条以莽荡,迥千里而无家。风猋发以漂遥兮,谷水灌以扬波。飞云雾之杳杳,涉积雪之皑皑。雁邕邕以群翔兮,鹍鸡鸣以哜哜。游子悲其故乡,心怆恨以伤怀。抚长剑而慨息,泣涟落而沾衣。揽余涕以於邑兮,哀生民之多故。
  这种描写洋溢着作者的真实感情,而且是写实的笔法,不同于《上林赋》等那种夸张的罗列。此前《遂初赋》的写景,也已经有这样的特点。它们直接启发了后代抒情小赋对自然景色的描写。另外,班彪尚有一篇《览海赋》,残存一段。这是古代第一篇专门写海的作品,故也值得一提。
  除了纪行赋,东汉前期还出现了不少表述人生志向的以抒情为主的赋。如崔篆的《慰志赋》、冯衍的《显志赋》、班固的《幽通赋》等等。汉赋久已以写物为主流,所以这一类赋的兴起,仍然是值得重视的现象。虽然此类赋作往往夹杂了宣扬儒家正统观念的成分,但毕竟是和纪行赋一起,显示了辞赋再度向抒情转化的趋势。其中以冯衍的《显志赋》最为著名。冯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今西安)人。他曾追随光武帝,有功不封,后又罢官居家,很不得意,因作此赋以自述。《显志赋》实际也是纪行赋的形式,但不是写真实的游历,而是出于虚拟。所表现的情感非常激烈,在整个汉赋史上也不多见。如其中说:
  兵革之寝滋兮,苦攻伐之萌生,沈孙武于五湖兮,斩白起于长平;恶丛巧之乱世兮,毒纵横之败俗,流苏秦于洹水兮,幽张仪于鬼谷;澄德化之陵迟兮,烈刑罚之峭峻,燔商鞅之法术兮,烧韩非之说论,诮始皇之跋扈兮,投李斯于四裔。
  这一种强烈的情绪,反映了经历两汉之交兵火的惨重破坏之后,人们对于战乱的极度痛恨,对和平生活的热爱。从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辞赋中还出现了一种新的题材,即京都赋。最早扬雄就写作了《蜀都赋》,但因成都只是地方性城市,故影响不大。而后杜笃在东汉初写出了第一篇描绘京都的《论都赋》。描绘京都的繁华宏丽,既新鲜又适宜于发挥辞赋的特长,所以引起当时及后代文人的普遍兴趣,成为辞赋的一种重要题材。如傅毅有《洛都赋》、《反都赋》,崔骃有《历都赋》,班固有《两都赋》。以后东汉中期张衡的《二京赋》、西晋时左思的《三都赋》,都是文学史上的名篇。在东汉前期的京都赋中,则以班固之作最为著名。
  班固《两都赋》是具有实际政治目的的作品,这一点和以前的大赋不同。在当时关于定都洛阳还是返都长安的重大争论中,班固力主前一种意见。他在《两都赋》中,比较洛阳与长安作为首都的优劣,特别强调东汉在洛阳所实施的统治,比西汉在长安所实施的统治更符合儒学的理想。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两都赋》的艺术创造力。它的首要特色,是以描绘都市为中心,比西汉辞赋更为广泛地反映了人类生活场景,山水、草木、鸟兽、珍宝、城市、宫殿、街衢、商业、服饰、人物……,无所不包,无所不容,气魄宏伟,景象壮丽。
  建金城而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于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
  在结构形式上,班固模仿了司马相如,以“西都宾”与“东都主人”的相互论辩展开内容,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模仿的痕迹。但它仍有自身的特色。在写作态度上,《两都赋》虽有夸张处,但这是在写实基础上的夸张,而不是司马相如式的驰骋想象、近乎虚诞的夸张;在谋篇布局方面,也更费匠心,如其中先写地理形势和社会殷繁的轮廓,而后再细写具体的宫殿及场景,或大段铺写,或一笔带过,都有严谨的考虑;在句式、遣辞方面,也追求铿锵的节奏与响亮的音色。总体上说来,《两都赋》既不同于司马相如赋的纵横疏宕,也不同于扬雄赋的瑰丽奇谲,而是自成一种典雅和丽的风格。京都赋的基本格式,也就由《两都赋》确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