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文学
     
 
 
第三节 《汉书》与《论衡》

  自汉元帝开始真正地、全面地重用儒生,推行儒术,天下群趋而研习今文经学说,于是在西汉后期的对策奏疏文中,继承董仲舒所开创的传统,引经据典,专门从天人感应、阴阳灾异来讨论政治的风气盛行一时,形成了不同于西汉前、中期政论文的第二代政论文。在这方面,也出现了如翼奉、京房、贡禹、谷永、唐林等名家。在今天看来,这种文章实在是既缺乏思想价值,又毫无文学价值可言。
  西汉后期只有极少数散文作品值得在文学史上提出。这里首先有刘向编著的《新序》、《说苑》。二书均广泛搜罗先秦至汉初的史事和传说,杂以议论,以阐明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观点,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从文学方面说,其中所记录的大量故事传说和寓言,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如《新序·杂事篇》中的“叶公好龙”、《说苑·至公篇》中的“杯弓蛇影”,都是著名的古代寓言。另外,刘向之子刘歆的《移让太常博士书》,是西汉后期的一篇名文。文章站在古文经学的立场,指斥今文经学家的褊狭固执,辞气严峻,说理清晰。“移”后来成为文章的一个分类,便是以此为开端的。
  东汉前期的散文,在以对策奏疏为主要形式的政论方面,依然沿西汉后期的习气,没有产生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在此之外,却产生了两部重要的散文著作:班固的《汉书》和王充的《论衡》。
  司马迁的《史记》,记事止于武帝太和年间。其后一些学者如刘向、刘歆、扬雄等都曾做过续补《史记》的工作,其中班固之父班彪的《史记后传》六十五篇最为著名。班固便以《史记》的汉代部分和《史记后传》为基础,编成了《汉书》。大体武帝以前的历史记载多采用《史记》原文,作了一些改动补充;以后部分,多本于《史记后传》。其体例基本上承继《史记》而略有变化,如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全书共有十二帝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总计为一百篇,一百二十卷。记事起于汉高祖元年,迄于王莽地皇四年。《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汉书》是第一部断代史。后来的“正史”,也都是断代史,其体例也大都以《汉书》为基准。
  《汉书》在古代享有极高的名声,与《史记》并称“史汉”,或又加上《后汉书》、《三国志》,并称“四史”。但实际上,《汉书》在许多方面都难以同《史记》相提并论。班固开始是私下修撰《汉书》的,并因此而下狱。后来明帝读了他的初稿,十分赞许,召之为兰台令史,让他继续《汉书》的编著。所以,《汉书》实际是奉旨修撰的官书。班固本人,又具有强烈的正统儒家思想观念。所以,《汉书》中既不具有司马迁那种相对独立的学者立场,更不具有司马迁那样的深刻的批判意识。对许多问题的看法,班固甚至是同司马迁直接对立的。只是,我们应该承认班固是一位严肃而有才华的历史学家。他作为东汉的史官记述西汉的历史,又自有其方便之处。因此,站在儒家传统的政治立场,他对西汉历代统治的阴暗面也有相当多的揭露,对司马迁的不幸遭遇也表现出惺惺相惜的同情。
  班固又是东汉最负盛名的文学家之一。从传记文学来看,《汉书》虽逊于《史记》,但仍写出了不少出色的人物传记。如《盖宽饶传》、《张禹传》、《东方朔传》、《朱买臣传》、《霍光传》、《王莽传》、《外戚传》,都是公认的名篇。一般说来,班固的笔下不像司马迁那样时时渗透情感,只是具体地描写事实、人物的言行,却也常常能够显示出人物的精神面貌。如《张禹传》写张禹的虚伪狡诈、善于阿谀取宠以保权位,不动声色却能入木三分。最为人传诵的是《李广苏建传》中的李陵和苏武的传记。这两篇感情色彩较浓,其感人之深,可与《史记》的名篇媲美。如写苏武拒绝匈奴诱降,受尽迫害犹凛然不可屈的情景:
  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公羊),羝乳,乃得归。别其官属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中(草)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
  又如写投降匈奴的李陵送苏武返汉时的复杂心情也很出色:
  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
  虽驽怯,今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一别长绝!”陵起舞,歌曰:(略)陵泣下数行,因与武绝。
  这两节,写英雄人物苏武,固然生动强烈地显示了他对自己民族的浓厚感情,写降敌人物李陵,也揭示了他的悲剧命运和复杂的心情,都不流于公式化和脸谱化,这种地方可说是深得《史记》精髓的。
  《汉书》的语言风格与《史记》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它详赡严密,工整凝炼,倾向排偶,又喜用古字,重视藻饰,崇尚典雅。范晔说:“迁文直而事露,固文赡而事详。”(《后汉书·班固传》)指出了《史》、《汉》的不同风格。这也代表了汉代散文由散趋骈、由俗趋雅的大趋势,值得注意。喜欢骈俪典雅的文章风格的人,对《汉书》的评价甚至在《史记》之上。
  东汉前期思想界的荒诞迷信,比较西汉后期更为严重。不但有经术家专谈天人感应、阴阳灾异,而且由于光武帝的倡导,专门伪造神秘预言的图谶之学也特别风行。中国文化中原有的理性精神,几乎完全被窒息了。在这种乌烟瘴气之中,首先起来进行勇敢反抗的是桓谭。桓谭(?—56)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省宿县)人。东汉立国之初,他一再上书请禁谶纬,几遭杀身之祸。桓谭著有《新论》一书,其主旨就是反对迷信思想。其书已失传,存有不少片断。王充对《新论》评价很高,说:“挟桓君山之书,富于积猗顿之财。”(《论衡·佚文篇》)又说《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论衡·超奇篇》)。可以说,桓谭正是王充的先导。
  王充(27—约97)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家境寒素,为人耿介,思想尖锐。只短时期做过郡县的属吏,又与上司同侪不合。于是专心于著述。由于他没有进入朝廷的机会,又生活于远离京师的南方,因而更能保持思想的独立。他的著作有好多种,最重要也是唯一留传至今的,是《论衡》八十五篇。
  《论衡》写作于明帝永平末至章帝建初末的十余年间。正是在章帝年间,皇帝亲临白虎观,大会经师,钦定经义,并命班固把会议的内容编纂成《白虎通义》,郑重其事地把一套谶纬迷信和天人感应的学说制定为“国宪”,也就是宗教化的国家意识形态。《论衡》恰恰是站在比较接近原始儒学的古文经学立场上,激烈地批判官方这种宗教化庸俗化的今文经学。《论衡》中,《变虚》、《异虚》、《福虚》、《祸虚》、《寒温》、《变动》诸篇,批判了天象物候与人类社会相互感应的思想,这正是当时官方学说的核心;《死伪》、《纪妖》、《订鬼》、《难岁》诸篇,批判了世俗的迷信。他的论证方法,主要是罗列大量的生活常识进行层层推进的逻辑推理,以发扬理性,击破妖妄无据的迷信。举一个批判“人有所恨则死不瞑目”的例子:
  凡人之死,皆有所恨:志士则恨义事未立,学士则恨问多不及,农夫则恨耕未蓄谷,商人则恨货财未殖,仕者则恨官位未极,勇者则恨材未优。天下各有所欲乎?然而各有所恨!必以目不瞑者为有所恨,夫天下之人死皆不瞑也!(《死伪》)
  王充的论述,就是这样简朴而明快的。他的文章风格,也是平易流畅,毫无修饰。
  《论衡》中有许多地方谈到作者对文章的看法,在文学批评史上也有一定地位。王充评价文章的出发点,是传统儒学的经世致用思想;他提出的文章标准,主要是学术论文的标准。所以他强调文章要有劝善惩恶的实用性,要有真实可信的内容,语言要同口语一致而明白易晓,否定夸张、虚构、想象,反对模拟。从学术论文来说,这样要求大致上不错。但当他拿这种标准来衡量文学作品时,有些地方还说得通,不少地方又显得很片面。他不但完全否定神话传说、民间“短书小说”的价值,对辞赋也多有苛责。如批评司马相如、扬雄“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定贤》)。然而辞赋本来不是用来“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的东西,又岂能以此来否定它呢?
  严格说来,《论衡》在中国思想史上,并不是一部深刻的论著;它的文章虽有平易流畅之长,却显然是缺乏文采的;它的文学批评,由于不能把学术论文和文学作品加以区别对待,也有不利于文学发展的地方。那么,在文学史上,它究竟有何意义呢?
  首先应该说,东汉王朝那种妖妄荒诞的统治学说,并不需要深刻的哲学思辨来对付。打破它,需要的是勇气,是清楚明白、具有说服力的批判,是尖锐而坚决的抗争。《论衡》正是这样适时的著作。没有理性精神的复苏,没有对官方学说的怀疑和唾弃,正处于衰微的文学是很难找到出路的,《论衡》又正是起到了唤起理性的作用。所以它不仅预示了思想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同样也预示了文学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