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文学
     
 
 
第二节 辞赋的转变

  东汉中后期的辞赋,比较前一时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首先是,充斥于东汉前期辞赋中歌功颂德的内容几乎一扫而空,阐发儒教思想的成分也明显减少。从传统大赋来看,题材虽无太多变化,但由于统治思想束缚的松懈,抒情意味更为浓厚,表现世俗生活的内容显著增加,因而显得较为活泼有生气。但总的说来,传统大赋由于其形式堆砌滞重,已不能适应文人抒发情志的需要。所以,更重要的转变,是小赋的兴起。这种短小的赋篇,不仅完全以抒情为中心,而且往往带有尖锐的批判性,更直接地反映了时代的脉搏。东汉中后期辞赋的转变,为魏晋以后的辞赋奠定了基础。
  东汉中期著名的传统大赋,有张衡的《二京赋》、马融的《长笛赋》、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等。
  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人,历任郎中、太史令、侍中、河间相等职。他不仅擅于文学,又是著名的古代科学家,以知识广博著称。其赋今存《思玄赋》、《应闲》、《二京赋》、《南都赋》、《归田赋》全篇及《定情赋》、《舞赋》等残文。《二京赋》是继班固的《两都赋》而作,但篇幅更为巨大。如《东京赋》长五千四百余字,超出《东都赋》一倍以上。因此对各种生活场景的描绘,《二京赋》能够写得更细致。尤其在世俗生活方面,如都市商贾、侠士、辩士的活动以及杂技表演等,作者花费了大量笔墨。如《西京赋》中,有近四百字的一节描写“角抵百戏”的演出情况,这是《两都赋》所没有的。《东京赋》中清新流丽的自然描写,同样为《两都赋》所未见:
  濯龙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兰被涯。渚戏跃鱼,渊游龟蠵。永安离宫,修竹冬青。阴池幽流,玄泉洌清。鹎鶋秋栖,鹘鵃春鸣。雎鸠丽黄,关关嘤嘤。
  另外,《二京赋》也包含了某些批判性的内容,如:“今公子苟好剿民以偷乐,忘民怨之为仇也;好殚物以穷宠,忽下叛而生忧也。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这显然不同于以前大赋中“劝百讽一”的尾巴,而更具现实性。总之,《二京赋》虽是传统形式的大赋,并且同样充斥正统的内容,但已经不再像班固的《两都赋》那样,完全以儒家学说为中心命题,一些世俗性的内容,抒情和批判的成分,正在悄悄地渗透进去,这同抒情小赋的出现,有其一致之处。
  马融(79—166)字季长,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人,著名学者,又是大官僚。他自述作《长笛赋》的动机,是因前人描写乐器的赋中独缺笛,“故聊复备数”。但赋中抒情成分,则较前人同类之作为浓。开头一节,描绘制笛之竹的生长环境孤僻凄凉,为“危殆险巇之所迫,众哀集悲之所积”,以此渲染笛声之哀,而实际渗透了作者的人生情怀。赋中与结末杂用五、七言诗句,为汉赋之创格,而为后人所经常袭用。
  王延寿(约124—约148)字子考,又字子山,《楚辞章句》作者王逸之子。他的《鲁灵光殿赋》,可以说是汉代最后一篇有名的大赋。其取材也是沿袭前人,但结构和描写有特色。写宫殿的程序,是由远而近,由外而内,从总貌到墙、阙、门、阶,再写排扉而入,各宫室及楼榭、驰道、渐台等建筑的情状,复归于全体气势,非常清楚。其中关于建筑物上彩绘的描写尤为出色,如写天花板的画是“圆渊方井,反植荷蕖”,窗棂上的画是“玉女窥窗而下视”,椽上的画是“猿狖攀椽而相追”,楹上的画是“胡人遥集于上楹兮,俨雅跽而相对。……若悲愁于危处,憯颦蹙而含悴”。此外写壁画中的山神海灵和古代神话史迹等,都生动逼真。这些不仅显示了汉代建筑绘画的艺术风貌,而且表现出追奇求新、相当活泼的想象力。王延寿又有《梦赋》,写梦中与鬼怪搏斗,《王孙赋》写猴子的各种情状,都很奇特。总之,从王延寿的作品中同样可以看出东汉中期辞赋的转变趋势。
  篇幅短小而具抒情性的赋,其实很早就有了。司马相如的《哀二世赋》,不足二百字。但抒情小赋作为时代生活的必然产物,作为与传统大赋相抗衡的独立文体,只能说是始于东汉中期,具体地说是始于张衡的《归田赋》。
  《归田赋》中有“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二句,正说出此篇的主旨:因社会的昏乱不可救,个人的抱负无从施展,而逃遁于田园。其中隐隐地包含了批判的意味。这是辞赋史上第一篇反映田园隐居乐趣的作品,与西汉中期淮南小山的《招隐士》的态度正好相反。其中写景的部分,自然清丽,十分出色。
  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鸧鶙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
  张衡的《定情赋》、《舞赋》,均仅存残篇,难以推断原来的规模,其取材也是过去就有的,但抒情意味浓厚,文笔优美,至少可以视为接近抒情小赋的作品。如《定情赋》表现思恋之情,谓“思在面为铅华兮,患离尘而无光”,想象新奇大胆,为蔡邕的《检逸赋》和陶渊明的《闲情赋》所继承发扬,成为典型的情诗意象。又如《舞赋》中“搦纤腰而互折,嬛倾倚兮低昂。增芙蓉之红华兮,光灼烁以发扬。腾嫮目以顾盼,眸烂烂以流光”,描摹舞女柔婉灵动的姿态和流盼不定的目光,都写得优美动人。
  直到乐汉后期,辞赋的创作依然不衰,汉灵帝光和元年置鸿都门学,以书画辞赋取士,可见一斑。这一时期不可能没有传统赋颂的创作,但却没有像样的作品流传下来,只有新体的抒情小赋,闪耀特异的光芒。这些赋作一方面直接抒发个人的情志,一方面又把东汉中期辞赋中隐而未现的批判倾向推向前台,与同时期的批判性政论散文一致。
  东汉后期著名的具有批判倾向的辞赋家是赵壹。赵壹(生卒不详)字元叔,汉阳西县(今甘肃天水)人。他是一个恃才傲物的反传统式的人物,所作辞赋中也充满不平之气,现存有《穷鸟赋》、《刺世疾邪赋》以及《迅风赋》的残文。《穷鸟赋》以穷鸟自况,感谢友人对自己的救援之恩,反映了东汉后期文人动辄得咎罹祸的艰难处境。《刺世疾邪赋》是他的代表作,也是东汉后期抒情小赋的名篇,文中对当代社会乃至整个历史都提出了无情的批判。如:
  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愈复增其荼毒。秦汉无以相逾越,乃更加其怨酷。宁计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不仅将春秋战国和秦代视为乱世,而且将受到东汉前期文人歌功颂德的“大汉”视作“更加其怨酷”的时代。接着又一一指出了当代社会“情伪万方”的丑恶面貌,最后,作者愤怒地宣称:“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这种强烈的批判精神,是前此汉代辞赋中未曾出现过的。此赋的风格也很独特,融铸骚句法、赋句法、散文句法于一炉,以适应于尖锐的情绪。篇末又缀以两首五言诗,也起到强化抒情的作用。同时,这也显示了东汉中期以来日渐隆盛的五言诗对于辞赋的影响。
  东汉后期成就最特出的辞赋作家当数蔡邕。他的赋作完整保存至今的有《述行赋》和《青衣赋》,残存的则有十余篇。
  题材相当广泛,篇幅似乎都不是很长。
  《述行赋》作于桓帝延熹二年(159),蔡邕当时二十七岁,被迫应召入京,未至而归。从体制来说,这是模仿自刘歆《遂初赋》以来的纪行赋,写作方法并无特异之处。但其篇幅相对短小,感情格外强烈。愤于宦官弄权致使民不聊生的主旨,在篇首小序中就明白点出。文中不但就沿途所见发生联想,借古刺今,更从正面发出对社会现实的尖锐批判:
  命仆夫其就驾兮,吾将往乎京邑。皇家赫而天居兮,万方徂而星集。贵宠扇以弥炽兮,佥守利而不戢。前车覆而未远兮,后乘驱而竞及。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消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粃而无粒。弘宽裕以便辟兮,纠忠谏其骎急。
  纪行赋在传统上是具有抒情性的,但像《述行赋》这样激烈的感情和尖锐的正面的批判,却是从未有过的。比如班彪的《北征赋》,虽有“哀民生之多故”一句,却并不在此展开,而多说个人的不幸。鲁迅说,必须看了《述行赋》,才能明白蔡邕“并非单单的老学究,也是有血性的人,明白那时的情形,明白他确有取死之道。”(《题未定草》)。这种直面现实的态度,对建安文学也有一定影响。建安时期著名文学家中,王粲、阮瑀是蔡邕的弟子,蔡琰是他的女儿,他们都写有反映残酷的社会现实的作品,这同蔡邕不能说毫无关系。《青衣赋》则表现了日常生活中的情感,且带有一定的游戏趣味。此赋写奴婢的美貌和对她的思慕,是过去不曾有过的题材。可以说,这种题材的出现,反映了东汉末道德约制的松弛和艺术表现的自由化。赋末一节尤为出色:“明月昭昭,当我户牖,条风狎猎,吹予床帷。河上逍遥,徙倚庭阶。南瞻井柳,仰察斗机。非彼牛女,隔于河涯。思尔念尔,惄焉且饥。”这里描写了恋爱之人在月光皎洁的晚上因思念对方而不能成寐,在庭院中徘徊的情形,意境很美。《古诗十九首》中的《明月何皎皎》和乐府古辞中的《伤歌行》,都有类似描写,从中可以看出东汉后期的辞赋与诗歌相互影响的痕迹。
  仅存残文的《协和婚赋》、《检逸赋》写男女之情,有时显得很大胆。前者中如“粉黛弛落,发乱钗脱”之句,后者中如“昼骋情以舒爱,夜托梦以交君”之句,其大胆的程度都是以前的辞赋中未有的。这里同样可以看出东汉末文人的思想特点,而且,后来六朝宫体文学与之也有遥遥相承的关系。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边让的《章华台赋》。边让(?—约桓、灵时期,明写楚灵王在章华台的游乐,暗寓批判桓、灵时屡兴宫室劳民伤财之意。其锋芒虽不及《刺世疾邪赋》、《述行赋》那样锐利,方向是一致的。它篇幅不长,文字简洁,具有抒情小赋的特征。
  东汉中后期抒情小赋的兴起,在辞赋演变史上的意义至关重要。但就整个汉赋的情况来说,还没有足够数量的优秀作品取代传统大赋的地位。这有待于魏晋南北朝抒情小赋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