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
     
 
 

第二节 清代前期的词

  词经历元、明的衰落,到清代重又繁荣,这种变化与时代风气的变化密切相关。在传统习惯上,词和散曲相比于诗而言都较为轻松自由,贴近日常生活和鲜活的情感。而词与散曲相比,又要显得“雅”一些,散曲的语言以尖新、浅俗、活泼为胜,接近于口语。元、明词衰,实际是散曲取代了词的结果。对于性情收敛、爱好雅致趣味的清代文人来说,散曲的语言风格又显得不合适了。另一方面,清诗虽然多种风格并存,但从清初开始,重学问和理智化的趋势是明显的。这也造成诗在抒情功能上的缺陷,而需要从其他文体中得到弥补。纳兰性德说:“诗亡词乃盛,比兴此焉托。”(《填词》诗)就是指出了词对于诗的弥补作用。可以说,清词的“中兴”,和起初宋词的兴起,具有很相似的背景。
  清代前期的词,以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为三大家。
  清词的兴起,与陈、朱二人的提倡关系最大,谭献谓“锡鬯、其年出,而本朝词派始成”,又谓“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居七八”(《箧中词》)。但要论才情卓异,令人无从追随,却要数纳兰这位满族公子,这也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佳话。
  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号迦陵,江苏宜兴人。出身名门,其父贞慧为复社重要人物,以气节著称。他少负才名,性豪迈,明末为诸生,入清周游四方,多次参加科举考试都不中,晚年始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能诗,工骈文,尤以词著称,有《陈迦陵文集》、《湖海楼诗集》、《迦陵词》(或称《湖海楼词》)等。其弟宗石在《湖海楼词序》称其“中年始学为诗余”,又同里蒋景祁序云:“向者诗与词并行,迨倦游广陵归,遂弃诗弗作。”可见他的词基本都作于入清以后。这种情况,或与清诗风气的变化同他的个性不合、难以满足他的抒情需要有关。所作存约一千八百首,为古今词人所罕见。
  陈维崧词题材广泛,无所不入,继承了苏、辛以诗为词的传统。《贺新郎·纤夫词》、《金浮图·夜宿翁村时方刈稻苦雨不绝词纪田家语》等记述民间疾苦,即在苏、辛词中,亦为罕见。而以感慨身世、怀古伤今的抒情之作最具特色,语言风格以豪放为主,很明显是学辛弃疾的。如《贺新郎·甲辰广陵中秋小饮孙豹人溉堂归歌示阮亭》:
  把洒狂歌起,正天上、琉璃万顷,月华如水。下有长江流不尽,多少残山剩垒!谁说道、英雄竟死!一听秦筝人已醉,恨月明、恰照吾衰矣。城楼点,打不止。
  当年此夜吴趋里,有无数、红牙金缨,明眸皓齿。笑作镇西鸜鹆舞,眼底何知程、李?讵今日、一寒至此!明月无情蝉鬓去,且五湖、归伴鱼竿耳。知我者,阮亭子。
  此篇作于康熙三年,距明亡未久,时王士禛(阮亭)官扬州,陈与之交好。词感慨南明政权的腐败,寄寓故国之思,抒发英雄失志之悲愤,辞气慷慨,笔力浑厚。句法带有散文成分,意脉连贯而顿挫分明,正是发扬了辛词的特色。《迦陵词》中,以这种苍凉豪放之作最多,许多小令,也写得很有骨力,如《好事近》:“别来世事一番新,只吾徒犹昨。话到英雄失路,忽凉风索索。”另外,陈维崧也像辛弃疾一样,写有一些婉媚风格的词。
  后世崇尚蕴藉词风的人于陈作或有不满,如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批评他“发扬蹈厉而无余蕴”,这实不足为迦陵词之病。要说到缺陷,他的词一是追仿辛弃疾的痕迹过重,未免缺乏独创的力量;二是写作过多过速,甚至有“一日得数十首”(陈宗石《湖海楼词序》)的,这样难免会出现粗率的作品。
  当时在陈维崧周围还会聚了一些与之风格相近的词人,如任绳隗、曹亮武、蒋景祁、陈维岳等。他们相互唱和,并编有《今词苑》(陈维崧主编)、《瑶华集》(蒋景祁编)等词选,一时也颇有声势,以宜兴古名称“阳羡派”。但他们对于建立宗派并不积极,其风格在正宗词人看来也只是一种“别调”,故影响不大,并很快趋于式微。
  朱彝尊是名诗人,在清词中影响更大。他认为明词因专学《花间集》、《草堂诗余》,有气格卑弱、语言浮薄之弊,乃标举“清空”、“醇雅”(其说源于张炎)以矫之。他主张宗法南宋词,尤尊崇其时格律派词人姜夔、张炎,提出:“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词综·发凡》)又云:“倚新声玉田差近。”(《解佩令·自题词集》)他还选辑唐至元人词为《词综》,借以推衍其主张。这一主张被不少人尤其是浙西词家所接受而翕然风从,“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静惕堂词序》)。后龚翔麟选朱彝尊、李良年、李符、沈皞日、沈岸登及本人词为《浙西六家词》,遂有“浙西词派”之名。其势力笼罩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余年的词坛。
  朱彝尊的《曝书亭词》由数种词集汇编而成。所作讲求词律工严,用字致密清新,其佳者意境醇雅净亮,极为精巧。如《洞仙歌·吴江晓发》:
  澄湖淡月,响渔榔无数。一霎通波拨柔橹,过垂虹亭畔,语鸭桥边,篱根绽、点点牵牛花吐。红楼思此际,谢女檀郎,几处残灯在窗户。随分且欹眠,枕上吴歌,声未了、梦轻重作。也尽胜、鞭丝乱山中,听风铎郎当,马头冲雾。
  静谧的江南水乡的清晨,乘舟出发的风情,被描摹得十分细腻。一路月淡水柔,篱边花发,楼头灯残,舟中人在吴歌声中若梦若醒,写出一种清幽的情趣。
  朱彝尊有一部分据说是为其妻妹而作的情词,大都写得婉转细柔,时有哀艳之笔。下面是其中的一首《眼儿媚》:
  那年私语小窗边,明月未曾圆。含羞几度,几抛人远,忽近人前。无情最是寒江水,催送渡头船。一声归去,临行又坐,乍起翻眠。
  把初恋时的欲罢还休,热恋后离别之际的坐立不安,表现得淋漓尽致。文字平易清新,却又可以领略到孤诣锤炼的功力。
  朱彝尊词中,还有一部分怀古、咏史之作,颇有苍凉之意。如《金明池·燕台怀古和申随叔翰林》的结末几句:“数燕云、十六神州,有多少园陵,颓垣断碣。正石马嘶残,金仙泪尽,古水荒沟寒月。”但这类词缺乏激昂雄壮的情调,而且在朱彝尊那里也不是主要的。他推崇南宋亡国前后的一群词人,而他们的特点正是用精雅的语言形式构造清空虚渺的意境,作为逃脱现实的心灵寄寓,这里有着时代、处境和心理的相似之处。后人批评说:“自朱竹垞以玉田为宗,所选《词综》,意旨枯寂;后人继之,尤为冗漫。以二窗为祖祢,视辛、刘若仇雠,家法若斯,庸非巨谬。”(文廷式《云起轩词钞序》)
  与朱彝尊同时的浙西派词人,成就都不高。这一派的另一位重要词家厉鹗时代较晚,情况也有些变化,我们到后面再作介绍。
  清初独成一家的词人是纳兰性德(1655—1685)。他原名成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明珠长子。康熙十五年(1676)进士,官至一等侍卫。自幼敏悟,好读书,与陈维崧、朱彝尊等众多当世名士相交往,与词人顾贞观尤为契厚。曾救助吴兆骞由宁古塔戍所归还,为世所称,而落拓之士得其力者甚多。有《通志堂集》、《纳兰词》(又名《饮水词》)。
  纳兰性德于词崇尚南唐后主李煜。李煜之词出语天然,其感人处全在性情之真和感悟之深,原无从摹拟,而纳兰词也完全是用自己的语言写自己的人生感受。从表面上看,他作为一个贵族公子,生活的经历很平静,除了前妻的亡故和几次出使边陲,无多周折。但他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内心世界非常丰富。出入相府、宫廷的生活,在他非但不觉得满足,反而感觉到难言的压抑。“德也狂生耳,偶然间,缁尘京国,乌衣门第”(《金缕曲·赠梁汾》);“羡煞软红尘里客,一味醉生梦死”,(《金缕曲·简梁汾》),可以见出他的心情。他在《如梦令》中写道:
  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旧梦隔狼河,又被河声搅碎。还睡,还睡,解道醒来无味。
  用自然的语言写很平常的生活场景,但那种人生无聊的感觉,却足以令人心惊。
  纳兰性德深于情,后来有人认为《红楼梦》中宝玉写的就是他,大约与人们从其词中感受到的气质有关吧。他的许多表现男女之爱和悼念亡妻的词,写得十分感人。如《蝶恋花》:
  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如环,昔昔都成玦。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无那尘缘容易绝,燕子依然,软踏帘钩说。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丛认取双牺蝶。
  纳兰以这一类哀婉凄清的小令最为人们称道,但他也有些长调是写得很出色的。如《风流子·秋郊即事》:
  平原草枯矣。重阳后,黄叶树骚骚。记玉勒青丝,落花时节,曾逢拾翠,忽听吹箫。今来是,烧痕残碧尽,霜影乱红凋。秋水映空,寒烟如织,皂雕飞处,天惨云高。
  人生须行乐,君知否,容易两鬓萧萧。自与东君作别,划地无聊。算功名何许,此身博得,短衣射虎,沽酒西郊。便向夕阳影里,倚马挥毫。
  词中既有萧条悲凉之感,又有豪爽磊落之情,节奏明快,辞语简洁有力,与小令的清丽柔婉不同。
  况周颐《蕙风词话》称纳兰性德“天分绝高”,而作词又“纯任性灵”,这两句评语最能代表纳兰词的基本特点。他的词实际不乏南唐风格的华丽,但他善于将华丽的语言和自然朴素的语言相结合,表现真实而深切的人生感受,绝少矫饰做作。如前举《如梦令》开头“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堪称天然壮丽。又如《山花子》中“愁向风前无处说,数归鸦”,写出愁闷无聊赖的情状,“人到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悔多情”,写出对于“情”的一种特殊感受,都是出色的例子。王国维说他“从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人间词话》),评价很高。可以说,他给词这种越来越失去自然本色的文体带来了新的生气,我们没有理由因为他的词反映的生活范围较狭小而加以轻视。至于王氏认为其词风的形成是因为满族入关未久的缘故,恐怕不完全如此。纳兰词中那种对人生容易失落的敏感和伤感,同他广泛交接汉族文人,同明末清初的社会氛围,应该说是不无关系的。
  清代前期能词者尚多。诗人吴伟业、王士禛均有词名。词家中,毛奇龄、彭孙遹均擅小令;曹贞吉多豪放之作,与陈维崧稍近,然才情不侔;顾贞观是纳兰性德的密友,他寄吴兆骞的两首以词代书的《金缕曲》真切动人,为世传诵,纳兰性德读后,决意救回被流放的吴兆骞,成为一时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