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
     
 
 

第一节 清代中期的诗歌

  康熙时,王士禛以倡导“神韵说”主盟诗坛,到了乾隆时代,这种诗论遭到沈德潜、袁枚、翁方纲等名家的反对。但他们所引导的方向,却又各自不同。在乾隆诗坛上造成最大影响的,是袁枚所倡导的“性灵说”。
  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今苏州)人。他生活年代较早,但六十七岁才中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为乾隆帝所信重,故其影响诗坛主要是在乾隆时代。著有《沈归愚诗文全集》,并编选了《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国朝诗别裁集》(即《清诗别裁集》)等书。
  沈德潜的诗论,一般称为“格调说”。所谓“格调”,本意是指诗歌的格律、声调,同时也指由此表现出的高华雄壮、富于变化的美感。其说本于明代七子,故沈氏于明诗推崇七子而排斥公安、竟陵,论诗歌体格则宗唐而黜宋。
  但沈氏诗论的意义和明七子之说实际是不同的。因为他论诗有一个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前提,就是要求有益于统治秩序、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其《说诗晬语》第一节就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这首先是从有益于封建政治来确定诗的价值。他也讲“其言有物”和“原本性情”,却提出必须是“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为可存”,如果“动作温柔乡语”,则“最足害人心术,一概不存”(见《国朝诗别裁集·凡例》)。所以,按“诗教”的标准衡量,唐诗已经不行了。在宗唐和讲求格调的同时,还须“仰溯风雅,诗道始尊”(《说诗晬语》)。因而沈氏的论调,和桐城派古文家虽推重唐宋八家之文,同时却认为他们的思想仍不够纯正,还须追溯到儒家经典的态度非常相似。在诗歌的风格上,沈德潜把“温柔敦厚”的原则和“蕴藉”的艺术表现混为一谈,主张中正平和、委婉含蓄而反对发露。
  总而言之,沈德潜的诗论是以汉儒的诗教说为本,以唐诗的“格调”为用,企图造成一种既能顺合清王朝严格的思想统治而又能点缀康、乾“盛世气象”的诗风。但唐诗的“格调”同它的激情是分不开的,这种主张有其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所以,沈氏本人的诗作,大抵平庸无奇;有时也写民生疾苦,但这不过是表现封建文人“忧国忧民”的姿态而已。只是他在各种选本中对一些古典作品的技术性分析,还说了不少内行话。
  和沈德潜同时活跃于诗坛的厉鹗,则延续了查慎行所标举的宋诗派方向。厉鹗(1692—1752)字太鸿,号樊榭,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他幼年丧父,家境清贫,性情孤直而好读书,二十九岁时中举,此后几次应试都不第,于是把心思从仕进转向了著述,有《樊榭山房集》,又编有《宋诗纪事》,扩大了宋诗派的影响。厉鹗的诗作,病在好用僻典、故事,用意也过于深刻,但一些近体短篇,仍能表现出他的孤寂的性格,有一种出俗的幽深清寒之意。沈德潜批评厉鹗:“沿宋习败唐风”(袁枚(答沈大宗伯论诗书》引),这是用他的“温柔敦厚”的标准来衡量的。实际上宗宋的厉鹗至少还比号称宗唐的沈氏有性情。下面是他的《冷泉亭》:
  众壑孤亭合,泉声出翠微。静闻兼远梵,独立悟清晖。木落残僧定,山寒归鸟稀。迟迟松外月,为我照田衣。
  诗境幽寂,略有王维诗的味道。但第五句以“残”修饰“僧”,末二句写月光将松枝影投在自己身上,使衣衫如同僧人的袈裟(其方格纹路如农田,故曰“田衣”),喻示内心对禅理的感悟,都显得用力过于深刻,而缺乏唐诗的灵动。和朱彝尊一样,厉鹗更有情味的创作是在词中,他们都是用词弥补了诗的缺陷。
  在乾隆时做过内阁学士的翁方纲(1733—1818),以提倡“肌理说”闻名。他是一位学者,也以学者的态度来谈诗,认为“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志言集序》)。
  所谓肌理,兼指诗中的义理和作诗的条理。他认为学问是作诗的根本,“宜博精经史考订,而后其诗大醇”(《粤东三子诗序》),同时认为宋诗的理路细腻为唐诗所不及,所以主张宗法宋诗。在提倡诗风的“醇正”方面,他其实与沈德潜相合,其诗作质实而少情趣。
  乾隆时,在诗论主张上,既对王士禛表示不满,又先后与沈德潜、翁方纲针锋相对的诗人是袁枚。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又号随园主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乾隆四年(1739)进士,入翰林院,因不娴满文,出为地方官,在江南一带做过六年知县。后辞官,居于江宁(今南京)小仓山下的随园。后半生四十多年中,度着诗酒优游的名士生涯,广交四方文士,负一时重望。生活放浪,颇为礼法之士所讥。有《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及笔记小说《子不语》。
  袁枚值得注意的地方,不仅是他的诗歌主张,他实际从许多方面重申了晚明的反传统思想,代表了晚明思潮在经历清前期的衰退之后的重新抬头。他和李贽一样,肯定情欲的合理性,认为圣人之治,就是要让“好货好色”的人欲得到满足(见《清说》)。他甚至肯定富有者奢靡的生活,反对一味崇俭,指出:“古之圣贤,求贫民之富;今之有司,求富民之贫。不知富民者,贫民之母也。”(《与吴令某论罚锾书》)
  所谓富民为“贫民之母”,意思指在富民的消费中,使贫者得到了谋生的机会。这当然是站在当时一些豪商的立场上说话(袁与此类人物多有交往),但作为一种经济思想,是有其道理的。特别是保护富民的主张,要比传统的崇俭思想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贫困化的平均主义,更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
  从尊重人欲立场上,袁枚和李贽一样,对矫饰虚伪的假道学加以激烈的抨击。他认为“得千百伪濂洛关闽,不如得一二真白傅、樊川”(《答蕺园论诗书》),并尖锐地指出:“自有矫清者出,而无故不宿于内,然后可以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而心不动也;一饼饵可以终日,然后可以浚民之膏、减吏之俸而意不回也;谢绝亲知,僵仆无所避,然后可以固位结主而无所踌躇也。”(《清说》)这是说以禁欲自高的人,不但是意有所图,而且往往残忍而无人道。袁枚对官场中这一类人物,无疑是有亲身体会的。
  对于盲目崇拜儒家经典的态度,袁枚也坚决表示反对。在《答定宇第二书》中,他提出六经中除《周易》、《论语》外“多可疑”,六经之言未必“皆当”、“皆醇”,甚至借老庄的话,攻讦“六经皆糟粕”(《偶然作》)。他对当时盛行的汉学考据也表示不满,认为“宋学有弊,汉学更有弊”(《答惠定宇书》)。学者章学诚指斥他“敢于进退六经,非圣无法”(《书坊刻诗话后》),倒是说明了他的思想的自由解放。
  袁枚的思想也不纯粹是个人的东西,而实际反映了当时城市工商业者的要求和思想界的变化。甚至像身为馆阁大臣、士林领袖的纪昀,也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对矫情的“假道学”大加讥讽,主张“理”要顺于人情,可见这种思想变化是带有普遍性的。
  袁枚的诗歌主张一般称为“性灵说”,这里的“性”即性情、情感,“灵”即灵机、灵趣。具体而言:第一,从诗歌的本质来看,“诗者,由情生者也”(《答蕺园论诗书》),“性情以外本无诗”(《寄怀钱屿沙方伯予告归里》)。也就是说,人的性情乃是诗歌的本源,所以“提笔先须问性情”(《答曾南村论诗》);而“情所最先,莫如男女”(《答蕺园论诗书》),所以他对沈德潜选诗时不收艳诗和程晋芳要自己删去集内的“缘情之作”大为反感(见《再与沈大宗伯书》、《答蕺园论诗书》)。第二,性情又总是具体个人的性情,所以作诗须讲求自我个性,不可因袭他人,所谓“诗者各人之性情耳,与唐宋无与也”(《答兰垞论诗书》),宗唐、宗宋的争执,在他看来是全无意义的事。第三,从具体创作来说,他强调要有“才”、有“灵机”。“作诗如作史也,才、学、识三者宜兼,而才为尤先”,“诗人无才,不能役典籍、运心灵”(《蒋心余蕺园诗序》),追求凭藉天才发露而造成的“忽正忽奇,忽庄忽俳,忽沉鸷忽纵逸”(《赵云崧瓯北集序》)等超越陈规的变化多端的风格。第四,在以性情、灵机为前提的情况下,也重视学习古人、精心磨炼,主张“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续诗品·著我》),并自述“爱好由来落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遣兴》)。
  袁枚的诗论同沈德潜、翁方纲的主张直接对立,和王士禛的“神韵说”则既相排斥又相关联。他并不反对“神韵”的提法,《再答李少鹤》说:“仆意神韵二字,尤为要紧。……
  神韵是先天真性情,不可强而至。”确实,“神韵”本来也是重性情的一种说法,但在袁枚看来,王士禛所追求的“神韵”因偏于朦胧,缺乏活跃的生机,所以指责他“不主性情”(《随园诗话》)。袁枚主要是继承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诸论,又汲取南宋杨万里的意见,而构筑成自己系统的理论。在追求诗的“工妙”上,他比公安派来得讲究。在当日的诗坛,这种理论对恢复诗歌的抒情功能和个性表现,有很重要的意义。
  袁枚的诗歌创作有其显著特色,但难称大家。这与他的生活态度有关。他虽然思想敏锐,却也能与世沉浮,能够在风流生涯中自得其乐。像《自嘲》所写的“有官不仕偏寻乐,无子为名又买春。自笑匡时好才调,被天强派作诗人”,令人感到他的痛苦已经自我消解得淡薄了。所以他的诗虽体式多样,但不以厚重壮大、激情奔放为特色,而以新颖灵巧见长。  如《春日杂诗》:
  清明连日雨潇潇,看送春痕上鹊巢。明月有情还约我,夜来相见杏花梢。
  前两句写雨中春色初发,后两句想象月华融漾在杏花梢的幽艳,而以明月有情、相约观赏勾连前后,极为巧丽活脱。这种诗看似轻灵,但绝非草率写成的。另外如“半天凉月色,一笛酒人心”(《夜过借园见主人坐月下吹笛》);“十里烟笼村店小,一枝风压酒旗偏”(《春桥》);“人家门户多临水,儿女生涯总是桑”(《雨过湖州》)等等,都是这样的名句。
  袁枚也有些诗是关涉社会问题的。如《捕蝗曲》、《征漕叹》等都表现了士大夫传统的责任感;而有些讽刺之作,尤能看出他的尖锐的个性:
  晴太温和雨太凉,江南春事费商量。杨花不倚东风势,怎好漫天独自狂?(《偶作》)
  这首和《纸鸢》、《憎蝇》等诗,均以憎厌的语气描绘一类人物的丑态:他们全无独立人格,趋时附势,却洋洋自得,甚且不可一世。这种感受在乾嘉时期的文学中有特出的表现,这是值得注意的。
  袁枚的性灵说在当时诗坛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反对者所在多有,同调者亦复不少。乾隆时代与袁枚并称“江右三大家”的蒋士铨、赵翼以及郑燮等人都与袁枚有交往并多少受到他的影响

①《清史列传·郑燮传》称郑“与袁枚未识面”,误。袁有诗叙两人晚年交往事。

  赵翼(1727—1814)字云崧,号瓯北,江苏阳湖(今常州)人。乾隆中期进士,官至贵西兵备道。晚岁辞官,专心著述,尤深于史学,《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为世所重;
  文学方面有《瓯北诗钞》和《瓯北诗话》。赵翼论诗与袁枚相近之处,是以创新为最高标准,绝不甘落人后,更不用说模拟。有《论诗》绝句: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不要说见解卓异,即从此诗看作者的精神气质,亦是傲然不群。
  赵翼为诗不主一格,无所不入,个性分明、才情豪放是其长。如《野步》:
  峭寒催换木棉裘,倚杖郊原作近游。最是秋风管闲事,红他枫叶白人头。
  虽也有伤秋之意,却不愿写成悲叹之辞,在鲜明的色彩中表现出健朗的意气。
  他的另一部分诗好发议论,思想机智而敏锐。如《后园居诗》之三从自己的谀墓之作联想到史籍的可疑,《闲居读书》之六从看戏者因所处位置不同而所见各异譬喻读书的道理,都有能启发人思考的见解。咏史而感时的《读史二十一首》更集中表现了这一特点。如第八首论“二十四孝”中“郭巨埋儿”故事,与袁枚早年所作《郭巨论》一样,对封建道德中反人性的东西的加以抨击,开头“衰世尚名义,作事多矫激”二句,指出貌善而实恶之事,每因求名而起,下笔峻切。又如第七首:
  康成居北海,黄巾拜其门。远公居庐山,问答到卢循。固由素行高,能使剧盗驯。亦见当时风,法网漏纤鳞。弗以形迹疑,共推德服人。使其遇黠吏,早以通贼论。管汝儒与释,且试吏威伸。
  郑玄和慧远先后为“剧盗”所敬重,是史家美谈,一般人所想到的是他们能以德服人,如顾炎武《不其山》“为问黄巾满天下,可能容得郑康成?”亦取此意并以郑玄自喻。但赵翼诗中,却说当法网苛严之时,这种事情决不能逃脱“通贼”的罪名,从而对现实加以尖锐的讽刺。这种作品以诗的艺术性来要求自然有所不足,却颇具思想力量,也表现了作者的个性。
  蒋士铨对于诗的见解也与袁枚相近。但他为人拘谨,思想颇为陈腐,虽说作诗技巧较高,却缺乏赵翼那种洋溢的神采。擅长七言,有一首《看书》生动地描摹出书法的美感,较有特色:
  老眼观书如读画,峰峦溪壑太分明。成文波绉循行出,著纸烟云逐字生。窈窕态宜横侧看,飞凌心许破空行。百回愈见轩昂甚,举手扪来觉未平。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乾隆初进士,曾为山东范县、潍县知县,有政声。后因为灾民请赈而触忤大吏,被罢官,回扬州卖书画为生,是一位著名的书画家。有《郑板桥全集》。
  郑燮出身贫困,得仕进,以做好官为人生志愿,服膺儒家的政治理想,但也很向慕徐渭、袁枚那样的自由放达之士,有愤世之心。大致而言,他是一个稍带狂诞习气,而思想和性格却并不敏锐和强烈的正直人士。就像他的书画,有些“怪”味却并不放纵,其实还是比较秀雅的,内蕴也比较浅。
  他的诗一部分集中反映民生疾苦,如《孤儿行》、《逃荒行》、《姑恶》、《私刑恶》、《悍吏》等,都很具体真切而富于同情心,为一般诗人所少有。尤其《姑恶》篇,写一个小媳妇受婆婆残酷折磨的情形,典型地反映了旧中国农村的一种非人道的现象。只是因为作者立意于劝世,所以重叙述而未能深入人物内心,作为诗歌仍不免有缺憾。此外多山水纪游及题画之作。作者对这一类诗不很重视,曾自我批评说:“古人以文章经世,吾辈所为,风月花酒而已。”(《后刻诗序》)故所至不远,大抵语言自然浅切,不喜模拟,是一种优点,但缺少特异的感受和别出一格的创造。律诗尤嫌轻滑不着力,绝句较明快,有些表现出他的性格。如下面一首:
  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予告归里,画竹别潍县绅士民》)
  年辈稍晚的诗人中,黄景仁亦曾与袁枚有交往,张问陶的诗曾受到袁枚的赞赏。他们的创作都富于个性和才情,对压抑人性的封建文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在诗歌艺术上,黄景仁的成就更加特出,誉之者称“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为第一”(包世臣《齐民四术》)。
  黄景仁(1749—1783)字仲则,又字汉镛,号鹿菲子,江苏武进人。四岁丧父,因家贫,早年即为谋生奔走四方。曾任武英殿书签官,后纳捐为县丞,候选时为债家所逼,欲往西安依陕西巡抚毕沅,病死于途中,年仅三十五。有《两当轩集》。黄景仁多次应试不中,一生潦倒而多病,穷愁困顿的生活实情也就成为其诗歌的主要内容,如“我生万事多屯蹶,眄到将圆便成阙”(《中秋夜雨》),“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都门秋思》),“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别老母》),写尽寒士的悲酸。但仅以此来看待黄仲则是远远不够的,在他的诗中,还常常表现出对于人格尊严的珍视和由此产生的孤傲之情。典型的如《圈虎行》,写他在北京所见的一次驯虎表演,通过描绘这只猛兽任人驱使、做出各种貌似威风而实则“媚人”的架式,抒发了在统治力量的威压下人性被扭曲而失去自然天性的沉痛悲哀,具有呼唤英雄人格回归的潜在意义。著名的《杂感》则写道:
  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幸名。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
  此诗情绪虽比较低落,但那种自视甚高的兀傲,和坚持要在人世间发出自己声音的固执,仍可以感受到他那种在辗转不遇的处境下的顽强性格。这一类诗,反映着乾隆时代文学中个体意识的复苏和强化。
  黄景仁的诗以七言之作(包括古体和律绝)最能显现其特有的气质,风格深受唐诗影响,但又自出机杼。
  对古代诗人,黄景仁最推崇李白,自称“我所师者非公谁”(《太白墓》)。而长期漂泊、困苦劳顿却又见闻广博的生活也使他的诗(尤其是七古)“益奇肆,见者以为谪仙人复出也”(洪亮吉《黄君行状》),特别是那些描写壮丽飞动的景色以抒发磊落恣放之情的篇什,明显透出李白诗的风味,又兼有韩愈、李贺诗的成分。如写钱塘江观潮:“才见银山动地来,已将赤岸浮天外。砰岩磓岳万穴号,雌呿雄吟六节摇。”
  (《观潮行》)他二十四岁时参加安徽学政朱筠(号笥河)在采石矶太白楼举行的盛会,即席写下《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楼醉中作歌》,诗中“是日江上同云开,天门淡扫双蛾眉。江从慈母矶边转,潮到然犀亭下回”的恣肆而细致的摹写和“高会题诗最上头,姓名未死重山丘。请将诗卷掷江水,定不与江东向流”的舒放而自信的情怀,都让人明显感到诗人才华的跃动。据说此诗曾让与会士子搁笔,人誉之为可与王勃当年在滕王阁作赋相比。
  黄景仁的七言律绝能广采博取而自成一格,语言自然秀逸,意象鲜明而具有独创性,感情表达得很深细,有晚唐特别是李商隐诗的风味,如《感旧》、《绮怀》等篇。“独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癸巳除夕偶成》)写孤寂心情,“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绮怀》)写相思之苦,都善于用精美的语辞写出忧郁的心绪,令人情为之动而一读不忘。
  黄景仁的诗题材范围稍窄,但这是他似“东野(孟郊)穷而长吉(李贺)夭”(吴蔚光《两当轩诗钞序》)的命运所致。在他的时代,他终究是最具诗人气质和才华的,其诗中深层的感染力一直漫渗到现代。
  张问陶(1764—1814)字仲冶,号船山,四川遂宁人。乾隆末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曾官莱州知府。有《船山诗草》。
  张问陶论诗力主性情,与袁枚相似,所谓“诗中无我不如删”(《论文八首》),“写出此身真阅历”、“好诗不过近人情”(《论诗十二绝句》)。他的诗作抒发感情也有自由解放的精神,如中国古代诗歌很少对夫妇之间亲昵的感情生活作正面的描写,而张问陶却对此无所忌讳。《车中赠内》之一写道:
  春衣互覆五更寒,铃语遥遥梦转安。一笑车箱稳如屋,闭门终日坐相看。
  夫妇间的相互爱怜与爱慕,本只是私生活的内容,但诗人觉得这是美丽而动人的,便坦然地把它写出来。他并非没有意识到这和社会的习俗及伦理教条相背,差不多同时写成的《斑竹塘车中》,先以“车中妇美村婆看,笔底花浓醉墨匀”来夸耀妻子的美丽和自己对这美丽的倾倒,接着便说:“理学传应无我辈,香奁诗好继风人。”以自来被鄙薄的香奁诗人的身份鄙薄自以为是的理学家,很明显地表现出与社会文化传统相对抗的姿态。
  乾隆朝还是清代所谓“全盛”时期,但敏感的文人已经深深地感受到这个时代的沉闷和缺乏生气,以及个人的创造力所遭受的压抑。张问陶《芦沟》诗中写道:“茫茫阅世无成局,碌碌因人是废才。往日英雄呼不起,放歌空吊古金台。” “无成局”是说社会政治与文化状态的萎靡,“是废才”则是自哀和自责。而向往自由的精神,常常借着飞动的意象呈现出来。像《出栈》诗所写“送险亭边一回首,万峰飞舞下陈仓”,《醉后口占》所写“醉后诗魂欲上天”,都是渴望挣脱束缚的意志的写照。又像《过黄州》:
  蜻蛉一叶独归舟,寒浸春衣夜水幽。我似横江西去鹤,月明如梦过黄州。
  也是自由飞翔的意象,虽然意境是寂寞而幽寒的。这种精神的跃动不安,在袁枚诗中还较少看到,而到了龚自珍诗中,则又有更兀傲有力的表现。从袁枚、赵翼到黄景仁、张问陶再到龚自珍,对自我的重视和精神扩张的欲望,确实可以看作是一个连贯发展的过程。
  在语言艺术上,张问陶的诗大都写得清浅灵动,追求“百炼功纯始自然”(《论诗十二绝句》)的境界,与袁枚一脉相承。
  乾隆后期至道光初期的诗人,尚有黎简、洪亮吉、彭兆荪、舒位、王昙等,不一一介绍。至于最为重要的龚自珍,将在本章之末专立一节,将他的文学思想和诗、词、文合并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