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
     
 
 

第二节 清代中期的词

  浙派词的势力从清前期延伸到中期,厉鹗继朱彝尊成为其支柱。厉鹗论词,曾以画为譬,“画家以南宗胜北宗”,而在词中,辛弃疾、刘克庄诸人为北宗,周邦彦、姜夔诸人为南宗(见《张今涪红螺词序》),抑扬分明。其意大抵承自朱彝尊,认为清婉深秀胜于慷慨豪放。他的词作以纪游、写景及咏物为多,音律和文辞都很工炼,选取的意象大抵华美而幽冷。与朱氏有所不同的地方,是他的词中特多孤寂的情调,这种情绪在寻求宣泄时,会形成自我的扩张,使词呈现壮奇之趣。如《齐天乐·吴山望隔江霁雪》:
  瘦筇如唤登临去,江平雪晴风小。湿粉楼台,酽寒城阙,不见春红吹到。微茫越峤,但半沍云根,半销沙草。为问鸥边,而今可有晋时棹?清愁几番自遣,故人稀笑语,相忆多少。寂寂寥寥,朝朝暮暮,吟得梅花俱恼。将花插帽,向第一峰头,倚空长啸。忽展斜阳,玉龙天际绕。
  另外像写月夜富春江之游的《百字令》也有这种特点,“风露皆非人世有,自坐船头吹竹”;“随流飘荡,白云还卧深谷”,都描画出作者出俗的意想。这构成厉词的一种特色。
  浙派词自厉鹗之后,虽仍保持一定影响,但声势已不振。这主要是因为包括朱彝尊、厉鹗在内的浙派词人,取材的范围都比较窄,对于意境的追求也比较单一,他们又喜欢写咏物词借以表现音律与辞藻之长,这些特点本身容易造成内容和风格的重复;在才力不足的词人手中,更容易走向枯寂、琐碎。在此种状况下,浙派后期词人吴锡麒,郭麟等先后试图通过对浙派传统理论的变通以求挽转委顿的态势,但并未造成很大影响。嘉庆年间,张惠言用经学方式提高词的身份,别张一帜与浙派对立,它更难以与之相抗衡了。
  张惠言(1761—1802)字皋文,号茗柯,江苏武进(今常州)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官翰林院编修。他是一位经学家,并以词和散文著名,是当时“常州词派”和古文中“阳湖派”的首领。有《茗柯文编》、《茗柯词》,另编有《词选》,代表他的词学观点。其《词选序》中所述主张,最根本一点是提出词和诗一样要讲求比兴、要有寄托,“要其至者,莫不恻隐盱愉,感物而发,触类条鬯,各有所归,非苟为雕琢曼辞而已”。从这一种标准来看,他认为宋亡以后“四百余年”的词家,都是“安蔽乖方,迷不知门户者也”,这当然也包括了风行一时的浙派词。他是怎样来指明门户的呢?
  《词选》共选唐宋词人四十四家,而序文特加称许的,在唐为温庭筠,在宋为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这个名单初看很难找到明确的共同点,但张氏自有解说。他最推崇的是温庭筠,而原因是在他看来温词种种美人香草的辞面都只是比兴,内中隐有深微的大义(这实际是经今文学的解释方法)。而宋之八家,都还有缺点,即“不免有一时放浪通脱之言出于其间”,要注意辨别。所以他虽选了苏、辛,但主要是选其含蕴委婉之作。这样,张惠言把词的正格规定为一种通过比兴手法表达“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并讲究文辞之“深美闳约”的体式。这种带有经学气息的词学理论,看起来似乎可以纠正浙派词的某些弊病,其实它所指引的路径更为狭窄,在感情的表现方面也更为收敛和隐晦。但由于张惠言的影响,这种理论一度相当风行。
  张惠言的词作,文字简净,少用华艳的辞藻和典故,抒情写物,细致生动,词旨在若隐若显之间。他的《水调歌头·春日赋示杨生子掞》五首,前人颇多称颂,下面这首《木兰花慢·杨花》也很有名:
  儘飘零尽了,何人解、当花看。正风避重帘,雨回深幕,云护轻幡。寻他一春伴侣,只断红、相识夕阳间。未忍无声委地,将低重又飞还。 疏狂情性,算凄凉、耐得到春阑。但月地和梅,花天伴雪,合称清寒。收将十分春恨,做一天、愁影绕云山。看取青青池畔,泪痕点点凝斑。
  和张氏大多数词作一样,这首也包涵了一种物华衰残之哀。或许这一类词确实隐埋着什么特别的人生感想,但所谓“风骚之旨”究竟是什么,是无法寻得头绪的。只是杨花所象征的那种不甘零落而终究零落的命运和悲凉情绪,还是可以体会。
  与朱彝尊、厉鹗的词作相比,它的感染力显然差得多。这种若隐若显的写法,虽可以作为多种风格中的一种,但如果要求所有的词都这样来写,单调和重复将不可避免。张惠言一生作词不多,恐怕就与此有关。
  通行本《词选》后面,附有郑善长所编《附录》一卷,收张惠言、张琦兄弟及黄景仁、左辅、恽敬、钱季重、李兆洛、丁履恒、陆继辂、金应珹、金式玉和郑善长自己的词,他们中除后三人为安徽歙县人外,其余都是常州(武进、阳湖)人,因此他们被称为“常州词派”,但这些人中,黄景仁、钱季重早逝,恽敬、李兆洛、陆继辂等为阳湖派古文家,并不以词名,堪称张氏羽翼的是后三人,他们都是张氏的门生。但他们在当时并没有多大影响,真正进一步推衍常州派理论而有重大影响的,是稍后的周济。
  周济(1781—1839)字保绪,一字介存,晚号止庵,江苏荆溪(今宜兴)人。嘉庆进士,官淮安府学教授。有《味隽斋词》、《词辨》、《介存斋论词杂著》,并选有《宋四家词选》。
  周济早年曾随张惠言的外甥董士锡学词,但他与继承张氏衣钵的董氏之说“或合或否”(《味隽斋词自序》),对张氏的词论也提出了不少修正的意见。其一,张惠言提出词体与“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词选序》)相近,因此词与诗赋有同样的价值,这掀起了词史上所谓“尊体运动”。周济更提出“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介存斋论词杂著》),进一步强调了词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地位。其二,张惠言重比兴寄托,但如以他在《词选序》中的“指发幽隐”之说为准的话,实在是很容易把词写成谜语。周济也强调寄托,但在讲“非寄托不入”时又讲“专寄托不出”(见《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要求超然于事象之上,使“灵气往来”(《介存斋论词杂著》),这就避免了把词中的意象、文辞变成一种隐晦的“代码”。其三,张惠言《词选》虽贯穿其理论主张,但范围稍广,兼有精选读本的性质,周济《宋四家词选》只取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吴文英四家,而以其他词家分属这四家之下,并明确提出学词的途径是“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则完全成为学词的范本,且更为简明。他推重张氏所不取的吴文英,又以周邦彦为最高典范,均与《词选》的标准有所不同。
  常州派的理论经过周济的发挥,更为系统化,也更为简明实用,所以影响也更为广泛深远,笼罩了清后期的词坛。
  在浙派、常州派先后成为词坛主要势力时,也有些词人不依傍这两家,其中项廷纪(1798—1835)较有成就。他原名鸿祚,浙江钱塘(今杭州)人。道光举人,应进士试不第,漂泊谋食,早卒。有《忆云词》。前人多将他列入浙派,然项氏既对当时浙派中人有所指责,且明言其《忆云词丁稿》“惟仿花间小令”(《忆云词》自序),则显然有自别于浙派之意。 他的词多写身世凄凉之感。有一首《满江红》,有小序云:
  “九月十四晚乘月过虎跑,憩小池上,见寺门未阖,闲步见客室,有皂衣高冠者呵禁甚厉。问老僧,知当轴诸贵人宴两试官于此,始忆城中放榜又三日矣。一笑纪此。”
  独有常娥,不笑我、青衫依旧。正相伴、寺门乞茗,野桥沽酒。小隐竟成丁令鹤,学仙羞逐淮王狗。趁夜凉、来叩远公房,惊而走。莲座倨,蛮狮吼。松径僻,骄骢骤。只维摩病瘠,见人摇首。身贱自遭奴隶薄,心闲好与溪山友。怪秋坟、鬼听忽揶揄,颜之厚。
  项词大多重藻丽,这一首则以质朴的文辞,写出遭受凌辱的痛苦,有真切的人生感受。
  清中期的词和诗的进展有显著差距,比较清初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三家鼎立的局面,也显得寂寥。但应该说厉鹗的词还是很有特色的,张惠言的词在语言形式方面也有其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