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
     
 
 

第三节 清中期的骈文与散文

  清中期的文,情况较为繁复。既有骈体与散体的对立,散体之中,也有正统的“古文”与这以外的散体文的区别,而正统的“古文”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和诗歌一样,清中期包括骈文在内的广义的散文,在脱离为封建政教服务而恢复自由抒情和个性表现的功能上,有较显著的发展。

  一、骈文的兴盛

  自唐宋古文运动以后,骈文失去了原有的地位,但作为官方文书的应用文体,仍为一般读书人所熟悉。而唐宋古文的传统因受理学牵制,在元明显得无法顺应时代的变化,骈文又有了重兴的机会。晚明时期,一方面是小品文在近俗的方向上打破了唐宋古文的传统,另一方面,复社诸子提倡骈文,则是在古雅的方向上起到同样的作用。入清以后,文化风气总体上的趋雅,使骈文更容易得到肯定。清初的骈文名家陈维崧、毛奇龄诸人,实际是把晚明风气带入清代的作家,稍后则有章藻功。至雍正、乾隆之际,胡天游成为承上启下的人物,时人称其“骈体文直掩徐、庚”(齐召南《石笥山房集序》)。至乾隆、嘉庆之际,骈文大盛。这一过程,大致如《清史稿·胡天游传》所说:
  俪体文自三唐而下,日趋颓靡。清初陈维崧、毛奇龄稍振起之,至天游奥衍入古,遂臻极盛。而邵齐焘、孔广森、洪亮吉辈继起,才力所至,皆足名家。
  乾、嘉骈文之盛,又带有与桐城派古文相抗衡的意味。方苞“义法”中程朱理学的内核,实较唐宋古文的“道统”更为迂腐固执,其文章不近人情之处,也远甚于唐宋古文家。在社会已经历深刻变化的情况下,它遭到反对是必然的。乾隆时代及稍后的著名学者文士,如钱大昕、袁枚、章学诚、阮元,均在各自不同的立足点上攻击桐城派。重汉学而轻宋学的学者,多讥方氏空疏浮薄而徒为大言,如钱大昕乃说:“盖方所谓古文义法者,特世俗选本之古文,未尝博观而求其法也。法且不知,而义于何有?”(《与友人书》)思想较激进的袁枚则肆意嘲笑古文家之自称“明道”,说这不过是“文人学士必有所挟持以占地步”(《答友人论文第二书》),即拉大旗作虎皮伎俩。阮元又据六朝文笔说立论,赞同萧统以“沉思翰藻”之作为文,而经、史、子著作均非文的观点,视骈文为文章的正统(见《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在这样的风气中,骈文作者林立,选集并出。如吴鼒编有《国朝八家四六文钞》,收录袁枚、邵齐焘、刘星炜、吴锡麒、孙星衍、洪亮吉、曾燠、孔广森八人之作,号称“骈文八大家”(吴鼒本人也是骈文作家);曾燠编有《国朝骈体正宗》,收录毛奇龄以下数十人之作;李兆洛又编有大规模的《骈体文钞》,收录秦至隋的文章七百余篇,而实际包括许多散体文,其用意是“欲合骈散为一,病当世治古文者知宗唐宋不知宗两汉”(《清史稿》本传),并与姚鼐所编的《古文辞类纂》争一短长。而创作成就最为突出的,应数汪中。
  汪中(1744—1794)字容甫,江苏江都(今扬州)人。三十四岁为贡生,后绝意仕进,钻研经史,以博学称。有《述学》等。汪中的生平,与他的朋友黄景仁有些相似,“少苦孤露,长苦奔走,晚苦疾疚”,而“未尝有生人之乐”(汪喜孙《汪容甫先生年谱》),却禀性孤直,恃才傲物,被目为狂人,“众畏其口,誓欲杀之”(卢文弨《公祭汪容甫文》)。他不喜宋儒之学,对封建礼教和传统思想每加驳斥,文章也自具思想光彩。如《列子·说符篇》记“狐父之盗”路遇“爰旌目”将饿死于道,遂以食物救活了他,而爰旌目醒后义不食盗者之食,终于饿死。汪中取前半部分作《狐父之盗颂》,热烈赞美狐父之盗救人的美德。作者认为,盗者之食是冒犯死刑而得,而施之不望有报,纯为“悲心内激”,所以是格外可贵的,叹为“吁嗟子盗,孰如其仁!”江藩称汪中著此文“以写怀自伤”(《汉学师承记》),未必全面。它不仅有意与“义不食盗者之食”的正统道德观相背,把苦难者求生的权力放在传统道义观之上,而且强调人与人休戚相关的感情才具真正的道德价值,都表现了作者对人性和伦理问题的深刻思考。
  另有《广陵对》、《哀盐船文》、《自序》,均为人所称道,而《经旧苑吊马守真文序》,更是文采优美,感情动人:
  岁在单阏,客居江宁城南。出入经回光寺,其左有废圃焉。寒流清泚,秋菘满田,室庐皆尽,惟古柏半生,风烟掩抑,怪石数峰,支离草际,明南苑妓马守真故居也。秦淮水逝,迹往名留,其色艺风情,故老遗闻,多能道者。余尝览其画迹,丛兰修竹,文弱不胜,秀气灵襟,纷披楮墨之外,未尝不爱赏其才,怅吾生之不及见也。
  夫托身乐籍,少长风尘,人生实难,岂可责之以死! 婉娈倚门之笑,绸缪鼓瑟之娱,谅非得已。在昔婕妤悼伤,文姬悲愤,矧兹薄命,抑又下焉。嗟夫,天生此才,在于女子,百年千里,犹不可期,奈何钟美如斯,而摧辱之至于斯极哉!
  余单家孤子,寸田尺宅,无以治生,老弱之命,悬于十指。一从操翰,数更府主,俯仰异趣,哀乐由人,如黄祖之腹中,在本初之弦上。静言身世,与斯人何异?只以荣期二乐,幸而为男,差无床箦之辱耳。江上之歌,怜以同病;秋风鸣鸟,闻者生哀。事有伤心,不嫌非偶。
  贫贱者难以维持人格的尊严,徒有才情灵性,不免为世所摧辱,故“人生实难”——这种切身感受,是作者将被视作卑贱的妓女马守真引为同调、伤悼她同时也是伤悼自己的基础。
  这里有着深刻的理解和人道精神,与白居易“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是有时代差异的。文章骈散兼行,安雅而委曲,确是难得的美文。
  但骈体文固有的缺陷,使它不可能取代散体文的优势地位。写作上的困难,使它无法为大量学养有限的文人所掌握;而在运用范围上,它也有局限。即以汪中作品而论,他的名篇《哀盐船文》描写仪征江面盐船连片失火、死伤无数的情状,著名学者杭世骏在为此文所作的序文中赞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但以这种修辞性极强的文体描述极悲惨之事,实在不很相宜。又清中期骈文家多是名学者,学问气过重,又从另一面妨害了骈体文的成就。

  二、桐城派古文的流变

  桐城派古文虽受到多方面的攻击,但并未失去其存在的基础,同时,它也顺应时势作出了一定的反应。对桐城派理论作出新的总结和发挥,使之影响更为扩大的,是姚鼐。姚鼐(1731—1815)字姬传,世人以其书室名称惜抱先生。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官至刑部郎中,任四库馆修纂。后辞官,历主江宁、扬州等地书院凡四十年。著有《惜抱轩诗文集》,又编有《古文辞类纂》,流布极广。
  姚氏古文理论,并没有提供多少新的东西,他的长处是善于在前人的基础上作总结性、具体化的工作。
  第一,他提出学问之事有义理、考证、文章三方面,“必兼收之,乃足为善”(《复秦小岘书》)。在古文理论中加入考证,这是对当时气势正盛的汉学的让步。姚氏本人也做考证研究,有《郡县考》等,但根底不深。他所说的“考证”涵义较广,主要是指做文章所需要的一种学养和辨明事实的功夫,而不专指作为学术研究的考证。
  第二,他提出“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前四者是“文之精”,后四者是“文之粗”,抽象的前四者要通过具体的后四者来体现和把握,并要在领悟前四者之后,摆脱后四者的束缚,而进入“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古文辞类纂序目》)的境界。这基本上是归有光、方苞、刘大櫆的旧东西,姚鼐把它们进一步系统化和细密化了。
  第三,姚鼐上承《典论·论文》、《文心雕龙·体性》、《诗品》、《沧浪诗话》等对于艺术风格问题的探求,以简驭繁,将多种文风归结为“阳刚”和“阴柔”两端,在《复鲁絜非书》中,他以一系列的譬喻来描绘二者的不同。较之西洋美学概念,大致“阳刚”近于“崇高”,“阴柔”则近于“优美”。同时,他还指出阳刚、阴柔因不同程度的配合会产生各种变化,虽各有偏胜但不可极其一端,不能是绝对的阳刚或绝对的阴柔。这方面的论述涉及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美学问题,归纳简明而切实,对于后来的文学艺术风格的分析有很大影响。
  姚鼐本人的文章,说理、议论偏多且大都迂腐,但写人物和景物,也间有生动之笔。如《袁随园君墓志铭》,文字端谨,既写出袁枚性格的某些特点,又寓褒贬之意,《方染露传》近似于此。他的游记颇重文采,不像方苞为了追求庄肃雅洁而显得板重。《登泰山记》、《游媚笔泉记》,虽乏独创之力,尚有文字凝炼简洁和刻画生动之长。前者“苍山负雪,明烛天南”,写黄昏登山远眺所见;后者“若马浴起,振鬣宛首而顾其侣”,写潭中大石,都是漂亮的文笔。下面录《登泰山记》中观日出的一节:
  戊申晦,五鼓,与子颍坐日观亭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樗蒱数十立者,山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
  姚鼐是一个没有多少创造性却很聪明的人,桐城派由于他而声势大张。他主讲书院四十年,门下弟子甚众,由此桐城派几乎发展到全国范围。姚门中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号称“四大弟子”,其中梅曾亮严守桐城“家法”,又吸取柳宗元、归有光古文的长处,成为继姚鼐之后的桐城派领袖;
  方东树在理论上多有阐发,并把古文理论推衍到诗歌和书画艺术领域,进一步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另外,姚鼐所选编的《古文辞类纂》,体例清楚,选择较精,并附以评论,便于学习掌握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要旨,此书流布天下,也极大地助长了桐城派的声势。学者们看不起桐城派,原因之一是它的熟套,而这种熟套却正是桐城派获得众人趋从的重要法宝。
  在正统“古文”的系统中,沿桐城派之流而别开蹊径的,有所谓“阳湖派”,因其开创者张惠言、恽敬及大部分后继者均是阳湖(今常州)一带人士而得名。张的情况已见于前。恽敬(1757—1817)字子居,乾隆举人,官吴城同知,有《大云山房文稿》。恽、张二人曾从刘大櫆的门人钱伯坰受古文法,本应该算是桐城派的后裔,但他们原先都从事考证之学并长于骈文,不愿完全拘束于桐城派的范围,故稍稍示异:一是取法较广,在桐城派所定的“文统”之外,还兼取子史百家;二是反对在字句上过于斟酌取删,笔势较为放纵;三是把骈文的笔势引入古文,使古文也有骈文的博雅工丽。但他们的思想都很陈腐,这一点变化未必能带来多大的收获。这一派的活动也仅限于阳湖一隅,故影响微弱而短暂。

  三、正统“古文”以外的散文

  清中期与桐城派异趣的散文家,有袁枚、郑燮等。郑燮的家书写得很随意,讲些日常琐碎之事,多用口语,令人喜爱。如《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有云:“天寒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如此语气,直非文人之笔。而袁枚的散文尤有特出成就。
  袁枚对于古文其实是很自负的。但他厌恶一般古文家动辄以“明道”欺人,赞同南宋学者郑樵“千古文章,传真不传伪”的言论(见《答蕺园论诗书》),又爱好骈文,自然不能与一般的古文家特别是桐城派相提并论了。他的文章,以思想开明、感情真挚为基本特色。如早年所作《郭巨论》,对非人道的“孝道”痛加鞭挞,很有一种少年意气;《所好轩记》言读书之乐,不故为高论,也不讳言自己“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等等平凡的情欲,与张岱自述同趣。《祭妹文》在往日琐事的回忆中寄托凄恻之情,尤为真切动人。相比于桐城派同类文章必先称述人物德行,而所谓“德行”又大抵是压抑人性的正统道德,可以看出完全不同的取向。值得注意的是,袁枚此文与韩愈《祭十二郎文》相当近似,而姚鼐编《古文辞类纂》不取《祭十二郎文》,这也反映出他们对“古文”的理解是不同的。正统“古文”的路径越走越窄,也由此可见。
  以技巧性而言,《随园记》在袁枚散文中颇为出色。文笔自然流转,不见用力,而文气完足,又让人觉得结构颇严谨,表现了相当的修养和才气。下面是文中述随园命名之由的一节:
  康熙时,织造隋公当山之北巅,构堂皇,缭垣牖,树之萩千章,桂千畦,都人游者,翕然盛一时,号曰“隋园”,因其姓也。后三十年,余宰江宁,园倾且颓弛,其室为酒肆,舆台讙呶,禽鸟厌之不肯妪伏,百卉芜谢,春风不能花。余恻然而悲,问其值,曰三百金,购以月俸。茨墙剪阖,易檐改涂。随其高,为置江楼;随其下,为置溪亭;随其夹涧,为之桥;随其湍流,为之舟;随其地之隆中而欹侧也,为缀峰岫;随其蓊郁而旷也,为设宦。或扶而起之,或挤而止之,皆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而莫之夭阏者。故仍名曰“随园”,同其音,易其义。
  这里不仅写出修葺的过程,而且寓涵了顺适自然的审美观和希望满足自我天性的人生态度。
  清中期散文中,《浮生六记》很值得注意。作者沈复(1763—?)字三白,江苏苏州人,作幕经商为生,不以文名。其《浮生六记》是自传性的作品,原有六卷,今存前四卷(晚出号称足本中的后两卷,已证实为后人杂凑他书而成的伪作),记述家居及游历生活,前三卷《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多述他与妻子陈芸之间的感情和日常琐事,以及因失欢于父母,夫妇被迫离家出走,以致陈芸郁郁而死的痛苦经历。文字细腻,不作妆点,“无酸语、赘语、道学语”(俞平伯《重刊浮生六记序》)而自然明莹纯净,感情尤其真实动人,为中国文学中具有新鲜意味的创作。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云:“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载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来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沈氏虽非文坛人物,但此书的写成,却也反映了乾、嘉之际的文学突破礼法顾忌、深入表现人性人情之真和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趋势。下录一节,是记两人订婚以后、成婚之前的一桩琐事:
  是夜送亲城外,返已漏三下,腹饥索饵,婢妪以枣脯进,余嫌其甜。芸暗牵余袖,随至其室,见藏有暖粥并小菜焉。余欣然举箸,忽闻芸堂兄玉衡呼曰:“淑妹速来!”芸急闭门,曰:“已疲乏,将卧矣。”玉衡挤身而入,见余将吃粥,乃笑睨芸曰:“顷我索粥,汝曰尽矣,乃藏此专待汝婿耶?”芸大窘避去,上下哗笑之。余亦负气,挈老仆先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