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
     
 
 

第四节 龚自珍

  嘉庆、道光之际,封建政治的腐败使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新旧思想的冲突也愈益激烈。天才的龚自珍在这一时期的文坛上,以傲岸的姿态发出极具穿透力与震撼力的声音,把清中期的文学推上更具有自觉的抗争性的高度。卒于1841年的龚自珍,其作品与鸦片战争引起的剧烈变化关系不大,原是自然的事情。而他在鸦片战争前夕对社会弊端的揭露和对社会危机的思考,也主要集中于封建专制所造成的士林中普遍性的精神萎弱与人格堕落,并以个性解放、人格完善为社会发展的前提。这是整个清中期文学合乎逻辑的发展,也是元明以来几经波折的进步思潮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这是首先应该注意到的。
  龚自珍(1792—1841)一名巩祚,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道光九年(1829)进士,官礼部主事。四十八岁辞官南归,两年后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他少时从外祖父、著名学者段玉裁受文字学,二十八时转岁从刘逢禄受经今文派的春秋公羊学,并往往用之来“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他学识宏富,通经史、诸子、文字音韵及金石学,精研西北历史地理,晚年爱好天台宗佛学,并以诗、词、文著名,既是敏锐而深刻的思想家,又是富于激情和想象力的文学家。著有《定庵文集》等,今人辑有《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位列下僚,而关心天下大事,是清代第一个站在独立的学者立场上以个人的思考为依据纵横议论时政的人物,这是他受后人尊重的重要原因。这类文字中,一部分是关于实际政务的建议。如《西域置行省议》主张移民屯垦新疆,以发展西部经济、巩固边防;《罢东南番舶议》已佚,但可以肯定同禁绝鸦片贸易有关,以文章的题目结合他写给林则徐的《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来看,龚自珍对发展正常的中外贸易的意义认识不足,但他清楚地看到了鸦片入侵对于中国的巨大危险。这些都反映了他的政治远见。但更重要的,是那些表现他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揭露封建政治根本性弊端的作品,如《乙丙之际著议》、《壬癸之际胎观》、《古史钩沉论》、《明良论》、《尊隐》、《论私》等。
  在哲学上,龚自珍把自我的主体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所谓“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壬癸之际胎观第一》),是把“我”视为宇宙中唯一的、根本性的和化生一切的意志力量,它等于宗教中的“上帝”。这种唯心主义思想,为维护具体个人的自我价值提供了哲学根据。在《论私》中,龚氏强调“私”乃是人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基点,在公认的美德中,爱国并非爱他人之国,忠君也不是忠他人之君,乃至人们孝其父母,爱其子女,贞于其夫,无不是有“私”的表现,完全离于“私”的行为根本是不存在的。这种议论不仅仅是对私利的肯定,而且接触到道德作为利益的保障而存在的实质,具有相当深刻的意义。
  而社会衰弱不振的根本原因,在龚自珍看来,是个人的尊严和创造才能受到压抑,尤其是作为社会中坚的士大夫普遍人格低落。一方面,士大夫屈服于专制政权,唯知阿谀取媚,“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那些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也”(《明良论二》)。官场中“累日以为劳,计岁以为阶”,一片死气沉沉(《明良论三》)。另一方面,当“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乙丙之际著议第九》)。社会以其物质与思想的统治力量使有才者归于平庸或沉默,以至“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同上)。而社会使个人失去发展的可能,其自身也同样失去发展的可能,遂成为“三等之世”中最下等的“衰世”,“乱亦竟不远矣”(同上)。在《尊隐》一文中,作者更直接指出,由于作为统治力量中心的“京师”不能受容人间的智慧精英,才士沦落在野,将“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这意味着社会将发生巨大的变动。
  从封建体制在根本上失去自我更新的生机而不仅是从一些具体现象来看待清王朝的衰微,这是龚自珍不同凡响之处。他不仅预言了这个王朝的败落,实际也预言了整个封建体制不可挽救的败落。
  龚自珍的思想与乾嘉学术有内在的联系,乾嘉经史考据之学,固然有逃避现实矛盾的弊病,却包含着“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和从中国数千年历史来看待现实的宽广眼界,这就是龚氏所谓“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著议第九》)。他的很多议论,更是直接运用了经今文学阐发“微言大义”的立论方法。但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是社会发展的结果。龚自珍绝少援引明人学说,但他的许多核心论点,却恰与李贽相近。譬如对自我的重视、对私利的肯定、对“童心”的赞美,以及以“才”之盛衰为“世”之盛衰的标志等等。这正表明在突破封建专制、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这些要求是必不可少的。
  龚自珍吸引后人的地方,不仅在他的思想的深刻,而且也在于他的人格的魅力。他是一个高傲的人,在当时那种衰腐而压抑的社会气氛中,特别表现出一股勃发的英锐之气。他鄙视庸庸碌碌的卑恶世俗,《识某大令集尾》痛诋身为“阳湖派”领袖、颇有文名的恽敬学浮行伪,唯以巧言欺世,显示出对这一类正统派人物的极度憎厌。他激烈地追求个性解放,坚定地维护自己独立的人格,就像《定八箴·削成箴》所宣称的,“天地之间,几案之侧,方何必皆中圭,圆何必皆中璧,斜何必皆中弦,直何必皆中墨”,他只是他自己,不必合于任何既定的准则!这种傲岸的精神和“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己亥杂诗》)的激越追求,是支撑他的诗文创作的内在骨架,也是使后来的改革志士感到震撼的重要因素。
  龚自珍的政论及学术论文,议论纵横无羁,也常带有感情色彩。另一部分记人物、述行旅的作品及各种抒发人生感想的杂文,文学性更强。他描写人物,喜欢凸现其兀傲不群的个性,从中也写出自己的性情与好恶。如《吴之癯》、《记王隐君》、《杭大宗逸事状》、《王仲瞿墓表铭》等,均有这种特色。《吴之癯》所写人物有作者自身的影子。这位“癯”于世多忧,好言人过,指京师郎曹为“柔而愎”,尚不如古人的“刚愎”;责“王公大人之清正而俭者”为“神不旺,不如昔之言行多瑕疵者”,锋芒锐利,反映了龚自珍对他所处“衰世”的特异眼光。纪行文中,《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从扬州表面的“承平”气象中,感受到一种“萧疏澹荡、泠然瑟然”的衰暮气氛,寄慨良深。《病梅馆记》借物抒志,更为人们所熟悉:
  江宁之龙蟠,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或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梅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固也。此文人画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诏大号,以绳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删密、锄正,以夭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钱之民,能以其智力为也。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
  予购三百盆,皆病者,无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画士,甘受诟厉,辟病梅之馆以贮之。呜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闲田,以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
  数百字的短文,熔叙述、议论、抒情于一体,借梅喻人,揭露病态的社会使人材不能得到自然健康的生长,表达了挣脱枷锁、追求自由发展的愿望和救世之心,意味深长。
  龚自珍的散文恰与桐城派形成对立,不仅思想旨趣大异,文章风格也完全不同。龚氏文无定式,不屑斤斤于结构与辞藻,其风格或切直或诡奇,均是随笔直书,任意驱使语言,显示出大家才有的自信和力量。有时文句诘屈而不通畅,文意奥涩而难解,但必有警悚人心的特殊内涵和非常情致的文笔,非徒为怪异者可比。
  龚自珍是一个思想家,又有诗人的气质,犹如《己亥杂诗》所写:“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既壮周旋杂痴黠,童心来复梦中身。”作为一个时代的先觉者,一个不甘遁世自适的志士,他的精神常是痛苦的。“箫和剑”是他反复使用的意象,代表着他多情易感和豪放任侠的两面。从早年的“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湘月》词),到晚年的“剑气箫心一例消”(《己亥杂诗》),他在人间走过与世寡合、孤傲悲慨的行程。但不管怎样,他的诗中总是有一种睥睨俗世的奇气、高扬飞越的人格精神。
  抨击时弊之作代表着龚自珍诗歌的一个方面。如大型组诗《己亥杂诗》中,“津梁条约遍南东”一首写鸦片的危害,“不论盐铁不筹河”一首揭发统治者的无能和对民间的搜括;
  另外,《馎饦谣》用活泼的歌谣体诙谐地描绘了当时物价暴涨的情况,下面这首《咏史》诗,则尖锐地刻画出士林的卑琐情状: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在“金粉东南”,官场士林是一片苟且无聊却自命风流的景象,而这正是清王朝运用高压手段,使“天下之廉耻”被“震荡摧锄”(《古史钩沉论一》)的结果。诗人不禁追问:像田横五百壮士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难道在世间已不可复得了吗?这里交杂着对于民族前途的绝望和希望。
  更多的诗作,抒发了诗人在自身生活遭遇中的感受。他这样一个思想敏锐、感情和个性强烈的人物,与周围郁闷的环境不可避免要发生冲突;在这种冲突中,他又始终保持着桀骜不驯的姿态。他曾这样吟咏:
  贵人一夕下飞语,绝似风伯骄无垠。平生进退两颠簸,诘屈内讼知缘因:侧身天地本孤绝,矧乃气悍心肝淳!欹斜谑浪震四坐,即此难免群公瞋。(《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抒怀》)
  “骄无垠”的“贵人”和瞋目而视的“群公”构成巨大的压迫,令诗人感受到在天地间的“孤绝”。这首诗虽是就某一具体事件而发,但在诗人的生活中却有普遍性的意义。因此,在龚自珍诗中,常常会看到浩荡涌发的悲哀:“情多处处有悲欢,何必沧桑始浩叹”(《杂诗》),“百脏发酸泪,夜涌如原泉”(《戒诗五章》),如此等等。但这绝不是弱者的哀号,而是壮士在孤独的抗争中的自伤,在这种自伤中,诗人的精神仍然保持着强大的扩张力。他的诗以奇特瑰丽著称,就是这种精神力量的艺术表现。
  黄金华发两飘萧,六九童心尚未消。叱起海红帘底月,四厢花影怒于潮。(《梦中作四截句》之二)
  “六九”为阴阳卦象,以指造化循环的劫数。在这里,诗人以自由的梦想幻造出气势磅礴的瑰丽意境。此外,如“西池酒罢龙惨语,东海潮来月怒明”(《梦得“东海潮来月怒明”之句醒足成一诗》),“秋心如海复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秋心三首》),“不容明月沉天去,却有江涛动地来”(《三别好诗》),“今日帘旌秋缥渺,长天飞去一征鸿”(《己亥杂诗》)等等,无不具有想象突兀、辞句奇丽、意象飞动的特点。甚至,诗人写落花,会是“如钱唐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西郊落花歌》)。在这一类诗中,可以感受到激烈的情绪律动,和诗人的灵魂在重重压抑中飞腾起舞的姿态。
  有时候,龚自珍也不能不感受到生活的空茫,想要摆脱种种矛盾的纠葛,尤其是心理上的重压。《寒月吟》之一述欲与妻何氏共隐杭州、幽居以老之意,开头“夜起数山川,浩浩共月色,不知何山青,不知何山白”数句,写出一种凄冷景象和幽忧之情。但他的诗总体上还是表现着奋发进取、冲决奔放的力量。
  情诗在龚自珍的集子中也占有一定比例。这固然是其“不检细行”的生活印痕,亦是他在沉闷的人间寻求性情之真、寻求美丽的人生梦想的记录。下面是《己亥杂诗》中的一篇:
  能令公愠公复喜,扬州女儿名小云。初弦相见上弦别,不曾题满杏黄裙。
  语言很轻快,却是一往情深,写出狂士的洒落之态。而有的诗,则以瑰丽悱恻之笔,描绘若仙若幻的异性风采,如《能令公少年行》中的一节:
  美人十五如花秾,湖波发镜能照容,山痕宛宛能助长眉丰。一索钿盒知心同,再索班管知才工,珠明玉暖春朦胧,吴歈楚词兼国风,深吟浅吟态不同,千篇背尽灯玲珑。
  这是幻想中的俊侣。《己亥杂诗》中一篇言及秦皇汉武,有所谓“设想英雄垂暮日,温柔不住住何乡?”情成了人生的最后寄托,这和《红楼梦》所写人生感受,有着相同之处。
  龚自珍论诗,尝言:“人以诗名,诗尤以人名。……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书汤海秋诗集后》)又称: “我论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歌筵有乞书扇者》)  诗的个性和激情是他最为重视的,其余均可不论。他的诗也正是他一生的写照,具有独创和新异的面目。形式上包括古体近体、长篇短章,《己亥杂诗》用三百十五首七言绝句组成,述其辞官南归时经历和平生感慨万端之意,尤为特别;语言风格则有时平易有时深奥,多议论而热情洋溢。他曾说:“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清深不自持。”(《杂诗》)欲平易而不得,是因为他的独特的感受、深邃的思想、复杂而活跃的情绪,需要有异常的意象和语言结构来表现。他的诗,给人以奇丽非凡、纵横浩博的感觉,非汉魏亦非唐宋之貌,完全是龚自珍独有的风格。有些诗写得奥涩,有些诗情绪幽暗,或许与可以指为缺点,但他的天才创造是值得钦服的。当然,这里也有时代的因素,其诗歌的张力,根本上来自不断高扬的个性精神对于封建压抑的激烈冲击。
  龚自珍也擅于同,于哀婉绮丽中多嵌崎不平之气。如下面这首《湘月》写作者离开家乡杭州十年中遭受挫折的感怨:
  天风吹我,堕湖山一角,果然清丽。曾是东华生小客,回首苍茫无际。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 乡亲苏小,定应笑我非计。 才见一抹斜阳,半堤香草,顿惹清愁起。罗袜音尘何处觅?渺渺予怀孤寄。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两般春梦,橹声荡入云水。
  龚自珍的各方面的创作,既有狂傲的个性、自由的精神,又有深刻的思想和对国家与民族前途的热情,这对于随后的社会发生剧烈动荡时期的文人,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梁启超说:“自珍性詄宕,不检细行,颇似法之卢骚;喜为要眇之思,其文辞犿诡连俶,当时之人弗善也。……虽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清代学术概论》)这里指出了龚自珍的思想学说及人格精神对于清末有志于改革的“新学家”的启蒙作用,也实际证明了自元明以来到龚自珍再到清末民初的思想文化的推进,具有内在的连续性。至于梁氏讥龚为“浅薄”,未免有以“新学”自负的味道。但这又说明了另外一点,即由于清末引进了先进的西方文明,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一种跳跃式的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