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
     
 
 

第三节 《镜花缘》和其他长篇小说

  清中期产生的长篇小说流传至今的尚有多种。当时考据之风大盛,读书人以精通古书、多闻博识为荣,这对于小说创作也产生相当的影响。如夏敬渠的《野叟曝言》、屠绅的《蟫史》、陈球的《燕山外史》,都是把小说当作卖弄学问或炫耀辞章的手段。这几部小说大抵思想陈腐而文字平庸,又多夹杂荒诞及色情内容,给人以芜杂的感觉。而李汝珍的《镜花缘》虽也是在小说中“论学说艺,数典谈经”(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但同时还包含了新颖的思想和新奇的想象,所以尽管成就有限,毕竟还能在小说史上占据一定的地位。
  李汝珍(约1763—约1830)字松石,直隶大兴(今属北京)人,他不喜作八股文,故科举无成,只做过几年县丞一类佐杂官职。他学问广博,对经史之学以及医、算、琴、棋、星相、占卜等各种“杂学”都有所钻研,对各种游戏也极为熟悉,而在音韵学方面的成就尤为特出,所著《音鉴》一书颇为学者所重。
  《镜花缘》一百回,故事起于以百花仙子为首的一百位花神因奉武则天诏令在寒冬使百花开放,违犯天条,被贬下尘世。其中百花仙子托生为秀才唐敖之女唐小山。小说前半部分主要写唐敖、林之洋、多九公三人游历海外三十余国的奇异经历,后半部分主要写由诸花神所托生的一百名才女参加武则天所设的女试,及考取后在一起饮酒游戏、赋诗谈笑的情景。同时,又自始至终贯穿着维护李氏正统、反对武则天篡政的线索。
  《镜花缘》的写作动机和由此呈现的小说的旨趣是多方面的。书的命名取意于“镜花水月”,百名花仙在蓬莱的居处称为“薄命岩”、“红颜洞”,刻有她们各人所司花名及降生人间后姓名的石碑放在“泣红亭”内,这些地方都明显受到《红楼梦》的影响,蕴涵着人生空幻和哀悼女子不幸命运的意识。
  但在小说情节的展开过程中,这种意识并未得到有力的表现,百名花仙在人间考取女试后欢聚一堂、热闹非凡的场面,更无一点悲哀的气氛。所以说,作者在这方面的态度绝不像曹雪芹写《红楼梦》那样严肃。写唐敖等人海外游历的部分带有较多的社会批判意识,有时且不乏深刻之处。但由于故事发生的场所是虚无缥缈之地而情节又是荒诞离奇的,所以作者借此揭示的现实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给读者的感受主要是滑稽可笑而不是严峻和可悲。这和《儒林外史》的写实态度也不相同。此外,小说又以极大篇幅来显示作者的广博知识和辞章修养,尤其是百女会聚以后的部分,几乎是脱离了小说情节来作文字游戏,乃至一个酒令竟要占到十几回。综合以上几点来看,《镜花缘》是一部具有社会批判内容的游戏之作;作者既对现实的弊病具有高度的敏感,却又把他的不满化为谐趣,同时在卖弄博学的智力游戏中求得心理平衡。
  《镜花缘》最有价值的是前半部分写唐敖等人游历海外的三十多回。作者在描写这些海外国度时,虽多以《山海经》等古籍中的点滴记载为依据,但主要还是驰骋奇思异想,幻设情景,表现了丰富的想象力。而通过幻想性的虚构情节,作者表达了他对许多现实问题的看法。譬如主张男女平等是《镜花缘》的重要思想,百名花仙投生人间、各有作为的整个故事框架即与此有关,而在“女儿国”的故事中,这一思想得到更为生动的表现。作者把现实中的“男尊女卑”现象在“女儿国”中依样颠倒为“女尊男卑”,以此为女子鸣不平。故事中写林之洋被选为女王的“王妃”,遭受穿耳缠足之苦,实际是让男性从女性的立场来体会缠足等种种陋习的丑恶和非人道性质。此外如“两面国”中人之虚伪欺诈,“无肠国”中人之刻薄贪吝,“豕喙国”中人之撒谎成性,“跂踵国”中人之僵化刻板等等,都是现实生活景象的映照。这种描写都是漫画式的,通过夸大和变形写出了社会的丑恶和可笑,虽不够深刻,却有其尖锐和醒豁的长处。作者还用这种漫画式的笔调写他的理想社会,如“君子国”中礼让成风,买卖双方竟是卖方求低而买方求高,在谐趣中表现了他对所谓“古风”的向往。
  从小说艺术来看,《镜花缘》情节有些分散,人物形象显得单薄,后半部分大谈学问,更是累赘不堪。其长处主要在于思想的机警和语言的幽默风趣。
  以上几种小说,都有显示才学的倾向。清中期不属于这一类型而可以一提的长篇小说,另有《绿野仙踪》,抄本为一百回,刊本为八十回,李百川作,以神仙异迹为主要线索,也涉及世情;《歧路灯》一百零八回,李绿园作,述一世家子弟谭绍闻因交结“匪类”而堕落以至倾家荡产,后悔过自新而终于成就功名的故事。此书中多直接宣扬理学,标榜封建伦理观念的文字,在作者看来,这就是挽教社会道德危机的“明灯”。在描述谭绍闻堕落的过程中,小说较多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较为生动地刻画了一批市井浮浪子弟的形象,这是其值得一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