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
     
 
 

第二节 清后期的散文

  清后期的散文,主要为两大流派,一是由曾国藩所领导的承桐城派余绪的“湘乡派”,一是由梁启超所提倡的“新文体”。前者在“古文”的传统上求变化,后者则是一种以浅俗的文言写成的恣张飞扬的文章体式,带有向白话文靠拢的意味。但无论哪一派,都看重文章的实用功能,所以这一时期单纯文艺性质的散文并不见发达。
  曾国藩作为洋务派的领袖,并不是简单的守旧人物。但在文化思想方面,他确是力图通过发扬儒教义理来为清王朝重建稳定的秩序,倡导宋诗和桐城派古文,均有这方面的意义。王先谦曾说:“道光末造,士多高语周秦汉魏,薄清淡简朴之文为不足为,梅郎中(曾亮)、曾文正(国藩)之伦,相与修道立教,惜抱(姚鼐)余绪,赖以不坠。”(《续古文辞类纂序》)曾氏也一再对姚鼐表示推崇,称“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圣哲画像记》)。
  但桐城派的偏执迂腐,既向来受到一部分读书人(尤其汉学家)的厌弃,又不切时用,所以曾国藩对此作出一定的修正。最重要的有如下三点:一是在姚鼐所提出的义理、考证、文章三要素中,加入“经济”,谓“此四者阙一不可”(《求阙斋日记类钞》)。这是重视文章在政事上的实用性,以纠正桐城派古文的空疏迂阔。二是进一步调和汉学与宋学之争,以争取更多人的支持,扩大桐城派古文的影响范围。三是在强调以儒家义理为先的同时,也重视古文的文艺性质。曾氏对桐城派诸宗师均有批评,尤其对方苞散文的缺乏文采风韵屡表不满。他也不满于宋儒崇道贬文、“有德必有言”之说,主张讲求文采,追求“文境”,并把姚鼐提出的阳刚、阴柔再分为八,“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同上);他还主张“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同上),在自己的文章中也经常兼用骈偶句法。
  总之,在桐城派系统的理论中,曾国藩的观点视界较广,在不少地方克服了前人的偏狭,有较多的合理性。他本人的创作,也被梁启超赞为“桐城派之大成”(《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但他并没有放弃桐城古文以阐发儒家伦理以根本宗旨的立场,在封建政治极度衰弱、西学日兴的形势中,“桐城派中兴”表面上热闹一时,其生机却是有限的。到了曾氏嫡传弟子那里,就已不能不对变化的形势作出更积极的反应。
  曾国藩门下曾汇聚众多文士,不少人负一时文名,尤著者为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世称“曾门四弟子”,而吴汝纶更被视为桐城派最后一位宗师。但吴氏不仅关心西学,甚至声称“仆生平于宋儒之书独少浏览”(《答吴实甫》),并预言“后日西学盛行,六经不必尽读”(《答姚慕庭书》),这在前代桐城派人物中,实属不可想象。此外,以“古文家”自命的严复和林纾,前者翻译《天演论》等多种西方社会学著作,引起巨大的社会震动,后者与他人合作翻译了大量的西洋小说。在他们身上有旧派人物的色彩,但又有很多新思想(特别是严复),对于社会文化的变革起了很大作用。
  在曾国藩重振桐城派古文的前后,反对这一派的意见也并未消歇。如以古文著称而不为桐城派笼盖的冯桂芬(1809—1874),虽主张“文以载道”,却要求扩大“载道”的内涵,以为“道非必‘天命’、‘率性’之谓,举凡典章、制度、名物、象数,无一非道之所寄,即无不可著之于文”,同时要求打破“义法”的程式,以为“称心而言,不必有义法也;文成法立,不必无义法也”(《复庄卫生书》)。他的看法在推进文体解放上有一定意义。而王韬(1828—1897)作为较早以私人身份漫游海外、深入接触西方文化的人物,他对文的看法距桐城派更远。其《弢园文录外编自序》说:“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在《弢园尺牍续抄自序》中,他把讲究家法、师承、门户的程式化的古文称为“今世之时文”,说自己为文“以胸中所有悲愤郁积,必吐之而始快”。这些意见上承袁宏道、袁枚、龚自珍等人重性情和自我表现的理论,又同作者接触西方文化有关。王韬后来在香港主办报刊,发表大量政论文章,并广泛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一类报刊文字,可视为从旧式散文到梁启超新式“报章体”文字的过渡。
  在戊戌变法前夕和变法过程中,梁启超作为当时最有影响的《时务报》的主笔,发表了大量宣传变法的文章;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期间,他继续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撰文,议论政事、宣传西方学术文化。这种文章当时人称为“报章体”或“新文体”,虽还属于文言的范围,却和历来的古文不同,与桐城派古文更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其主要特点为:从内容来说,它视野广阔,包容了着眼于世界范围的新事物、新思想,并大量运用新的名词概念;从结构来说,它讲究逻辑的严密清晰,不故作摇曳跌宕之姿;从文字来说,它力求通俗流畅,为说理透彻而不避繁复;从风格来说,它感情发露,具有强大的冲击力。和桐城派古文肃敛雅洁的基本特征相比,正是背道而驰。下面是梁氏《少年中国说》的结末: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洲,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画面绚丽,文采飞扬,朗朗上口。虽是得于骈文的修养,但它的恣肆热烈,却和向来讲究渊雅的骈文不同。又如《新民说·论私德》:
  私德与公德,非对待之名词,而相属之名词也。斯宾塞之言曰:凡群者,皆一之积也,所以为群之德,自其一之德而已定。……谅哉言乎!夫所谓公德云者,就其本体言之,谓一团体中人公共之德性也;就其构成此本体之作用言之,谓个人对于本团体公共观念所发之德性也。夫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故一私人而无所私有之德性,则群此百千万亿之私人而必不能成公有之德性,其理至易明也。盲者不能以视于众而忽明,聋者不能以听于众而忽聪,怯者不能以战于众而忽勇,故我对于我而不信,而欲其信于待人;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交涉而不忠,而欲其忠于团体,无有是处,此其理又至易明也。若是乎,今之学者日言公德,而公德之效弗睹者,亦曰国民之私德有大缺点云尔。是故欲铸国民,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欲从事于铸国民者,必以自培养其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
  逻辑严密,层次分明,说理透彻。
  梁启超的这种“新文体”,主要是宣传性而不是文艺性的,要指出它的某些方面的缺点也很容易。但在当时,它完全打破了传统的古文的束缚,灌注了思想解放的精神和作者内心的热情,造就了新的文风。在古代散文向现代散文推进的过程中,它的作用极为重要。梁氏后来对此总结说:
  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清代学术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