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
     
 
 

第二节 《海上花列传》与一般倡优小说

  自唐代以来,关于文人狎妓生活的小说及笔记就延续不断。到了清代后期,城市商业化的程度更高,娼妓业也随之更为发达。尤其像上海这样在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高度繁荣的城市,汇聚了大量的金钱和各式人物,也汇聚了无数沦落的女子。一些经常出入于青楼的文人,遂把这里面所发生的种种所谓“艳情”,写成市民阶层所喜爱的小说。另外,写官僚富豪与伶人之狎游的小说,在作者的态度上,也与前者相似。其中较著名的有《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等。
  这类小说的写作手法通常比较陈旧,虽然也多少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某些特点,但大多是潦倒文人顾影自怜的幻想。但在这一小说系列中,也出现了不同寻常的《海上花列传》,是值得另眼相看的。
  《品花宝鉴》六十回,成书于道光后期。作者陈森,字少逸,江苏常州人,屡试不第,久寓北京,出入戏曲界,遂采拾所闻所见而为此书。小说的背景为乾隆时代,当时“京师狎优之风冠绝天下,朝贵名公,不相避忌,互成惯俗“(邱炜萲《菽园赘谈》),此书即以名公子梅子玉与名旦杜琴言的同性恋故事为中心,描写王孙公子、巨商豪富的狎优风习,间及官场士林中的逸事,如第五十五回所写“侯石翁”的身上,便有袁枚的影子。这部小说虽是写同性恋故事,却是用了才子佳人小说的笔调,伶人形象,与妓女无多差异;书中所谓“邪正”、“雅俗”的分判,也是才子佳人小说惯用的伦理装饰。而叙事之中,尤多温软缠绵之笔。如第二十九回写杜琴言至梅子玉家探病,梅正在梦中与杜相会,口诵白居易《长恨歌》诗句,而杜则在病榻旁为之垂泪不已,十足是一种男女痴情的场面。这种描写,虽然多少可以看出清代一部分士大夫无聊的人生和变态的心理,却不能反映出这种变态生活中人性的复杂情形。所以题材虽然特别,却未能写出新意。
  《花月痕》五十二回,成书于咸丰年间,至光绪中流行。作者魏秀仁(1819—1874),字子安,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中举后屡应进士试不第,漫游四方。小说写一对才子韩荷生、韦痴珠与一对妓女杜采秋、刘秋痕间的恋爱故事。最后韩至封侯,采秋诰封一品夫人;韦则困顿不遇,亦不得秋痕为妻,二人落拓而死。魏秀仁少有才名,自负风流文采,故借韦痴珠的形象寄寓牢骚,又借韩荷生的形象寄寓他的人生梦想。这种双线交错、彼此对照的故事结构,本来也可以写得比较有趣,但由于作者过度的自哀自怜,和过度地卖弄诗词文章的才华,却使得小说缺乏活泼的生气和流动的韵致。
  《青楼梦》六十四回,成书于光绪初年,作者俞达,字吟香,江苏长洲(今苏州)人。小说在浅薄的意义上摹仿《红楼梦》的套路,用妓院代替大观园,写一多情而怀才不遇的金挹香为众多妓女所爱,最终又竟能在科举仕途、亲情友谊诸方面一无缺憾,其立意之庸俗可见。
  清代后期写狎妓的小说,作为流倒文人自我安慰的幻想和对市俗趣味的投合,既不能反映出妓女生活的真实情况,也缺乏在封建婚姻制度之外寻求爱情自由的意义,因此显得格调卑下。但同为写妓女生活的《海上花列传》,却别有一种面貌。
  《海上花列传》六十四回,又曾以《青楼宝鉴》、《海上青楼奇缘》、《海上花》等名称刊行。书题“花也怜侬著”,作者真名韩邦庆(1856—1894),字子云,号太仙,松江(今属上海)人,科举不第,曾长期旅居上海,常为《申报》撰稿,并创办个人性文艺期刊《海上奇书》,所得多耗费于妓馆,死时仅三十九岁。《海上花列传》先在光绪十八年(1892)二月《海上奇书》创刊号上开始连载,每期二回,共刊十五期三十回;两年后,全书的石印本行世。作者在此书的《跋》中称还将续写下去,但因他的早逝而未着手。留下的作品另有文言短篇小说集《太仙漫稿》等。
  《海上花列传》主要写清末上海租界中成为官僚、富商社交活动场所的高级妓馆中妓女及狎客的生活,也间及低级妓女的情形,因而妓馆、官场、商界构成此书的三大场景。全书以赵朴斋、赵二宝兄妹二人的事迹为主要线索,前半部分写赵朴斋自乡间到上海投靠舅舅洪善卿,因流连青楼而沦落至拉洋车为生;后半部分写赵母携二宝来上海寻赵朴斋,而二宝亦为上海的繁华所诱,成为妓女。但赵氏兄妹之事在书中所占篇幅仅十分之一左右,前后还串连组织了其他许多人物的故事,以作者之言,这是一种“合传”的体式(见此书《例言》)。
  《海上花列传》是一部精心构撰的小说,作者在艺术上有明确的追求。清代后期长篇小说的结构多效仿《儒林外史》,以若干独立单元联缀而成,而此书笔法据作者所言也是“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但又强调“穿插藏闪之法”,追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连续性效果(同上),使原本可以独立存在的人物故事相互纠结交错地发展,具有较完整的长篇结构。对于人物形象的刻画,作者也很用力。他提出小说中的人物要“无雷同”,即“性情言语、面目行为”不能彼此相信;又要“无矛盾”,即同一人物前后出场时,应具有统一的性格;还要“无挂漏”,保持人物与事件的完整(同上)。这些都反映了作者对小说创作的认真态度和清醒的认识。此书的语言,是用普通话作叙述,用苏州话写对白。对不懂吴语的人来说,确实很难读,它的流传范围不广,即与此有关。但作者明知会有这样的后果,为了保持人物鲜活的口吻,而坚持不肯改变,同样表现了他对小说艺术的重视。
  关于《海上花列传》的宗旨,作者在《例言》起首即声明“此书为劝戒而作”,在第一回开头又强调他是以“过来人”的身份“现身说法”,揭露娼家的奸诈,从而“发人深省”,裨迷途知返。这是旧小说常用的自我标榜道德价值的陈套,而这本书的实际情况至少并不是与之完全相合。在《海上花列传》中,既看不到“才子佳人”的模式,也看不到把妓院写成孕育爱情的温床的浪漫笔调,却又并非立意揭发妓女的罪恶。它揭示了嫖客以娼家为玩物、娼家处处谋取嫖客钱财的冷酷事实,但这是对事实的真实描述。而且作者始终没有把注意力放在离奇的故事情节上,他所写的大抵是平凡琐细的生活场景,在这种场景中凸现人物的活动。
  对任何一部小说来说,能否刻画具有真实性的人物形象都是成败的关键;而这种具有深度的刻画能力,首先来自对人物的理解和同情。特别是妓女这一被人卑视的人群,没有理解和同情根本不可能写得真实。就此而言,《海上花列传》是值得认真看待的。作者笔下的众妓女,如沈小红的泼辣,张蕙贞的庸懦,周双玉的骄盈,赵二宝的幼稚,无不是跃跃如生。她们既非美好,亦非丑恶,她们只是非人的处境中的人。
  在非人的处境中,她们既苦苦挣扎,也彼此争斗、相互炫耀,而愈发显示出这种处境的可悲。特别到最后几回,一面写周双玉因与朱淑人的婚姻之约成空,便闹着逼朱淑人与她一同自杀;一面写赵二宝久盼相约白头的史三公子不至,重操卖笑生涯,被无赖“癞头鼋”恣意凌辱,这些沦落风尘的女子的无望的人生,令人不能不发出深长的叹息。而作者描写这一切,极少有夸张和过度渲染之处,他的叙述始终很平淡,细琐如“闲话”,从中透出人物微妙的心理和人生的苦涩的况味。
  这种笔法对一些现代作家(如张爱玲)有明显的影响。鲁迅也称许《海上花列传》“平淡而近自然”(《中国小说史略》),在同时代的小说中,这是很难得的了。
  《海上花列传》在许多地方表现出小说艺术的进步,这种进步可以视作现代小说因素的成长,但它的败笔也很明显,比如第四十回前后写名士宴集的一部分,仍旧陷入旧小说最常见的卖弄辞章学问的陋习,毫无意思。作为长篇小说,它的情节未免过于琐细。另外,由于作者看不到新的人生理想,使得小说完全笼罩在灰暗的情调中,也缺乏社会批判的力度,这些都是明显的缺陷。
  清末写妓院生活的小说还有多种,像《海上繁华梦》、《九尾龟》等,过去都流传较广,人们可以从中看到清末都市社会腐败的景象。不过在艺术上,这些小说都远不及《海上花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