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
     
 
 

第三节 谴责小说

  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失利、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侵华这一系列巨大的变故,古老的中国一步步滑到亡国的边缘,国人对腐败的清政府也完全丧失了信心。同时,清政府苟延残喘,对社会的控制能力也越来越弱。在这样的情况下,小说界出现了大量抨击时政、揭露官场阴暗与丑恶的作品。这一类小说大都写得很尖锐,但由于作者迎合读者求一时之快的心理,描写往往言过其实,显得浮露而缺乏深度。所以鲁迅认为这一类小说还不够格称作讽刺小说,就把它们别称为“谴责小说”(见《中国小说史略》),其代表作家有李宝嘉、吴沃尧、刘鹗、曾朴等。除了这四人的作品,可以提及的还有黄小配的《计载繁华梦》和无名氏的《官场维新记》、《苦社会》等。
  李宝嘉(1867—1906)字伯元,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他少有才名,擅长诗赋和八股文,曾以第一名考取秀才,却终未能中举,因而对社会抱有不满。三十岁时来上海,先后创办了《指南报》、《游戏报》、《世界繁华报》,这几种报纸经常刊登一些妓馆、戏院的消息及戏谑文字,是有较浓文艺气的消闲性小报,为后来的文艺报刊的先导。另外,他还曾担任过著名的小说期刊《绣像小说》的主编。
  李宝嘉最著名的作品《官场现形记》,也是谴责小说的代表作,共六十回,写作于一九○一年以后的数年中,书未完稿作者就病故了,最后一小部分是由他的朋友补缀而成的。小说的结构大抵如《儒林外史》,由一系列彼此独立的人物故事联缀而成,鲁迅概括其内容说:“凡所叙述,皆迎合、钻营、朦混、罗掘、倾轧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热心于作吏,及官吏闺中之隐情。”(《中国小说史略》)书中写到的官,从最下级的典史到最高的军机大臣,其出身包括由科举考上来的,由军功提拔的,出钱捐来的,还有冒名顶替的,文的武的,无所不包。总之,凡是沾一个“官”字,作者都要让他们“现形”。
  这部小说立意揭露官场的黑暗,有些地方尚能写得有声有色。如第二回写钱典史巴结赵温,想借他走他的座师吴赞善的门路,后来在一次聚会上见吴赞善对赵温很冷淡,他的心也就冷了下来:
  大家散了以后,钱典史不好明言,背地里说:“有现成的老师尚不会巴结,叫我们这些赶门子拜老师的怎样呢?”从此以后,就把赵温不放在眼里。转念一想,读书人是包不定的,还怕他联捷上去,姑且再等他两天。
  写一个小吏的心机,真是很细密。
  但正如胡适《官场现形记序》所说,这部小说善于写“佐杂小官”,“写大官都不自然”。这也许是作者生活经历所限。然而市井读者的兴趣,却主要在于大官的隐秘,所以作者的笔墨也多花在这方面。而他所写的大官的故事,大抵是鲁迅所谓“话柄”(社会传闻),没有多少真实性。如第五回写到何藩台出卖官缺,在那里清算帐目,继而因为分赃不均,同他的亲兄弟兼经手人“三荷包”大打出手,差一点弄得太太流产。大官僚通过出卖官缺中饱私囊,确是清末社会的一大弊端,但作者将此写得犹如市井无赖的生意,这就没有真正的“现形”的意义,也失去了批判的力量。而从全书来看,大部分是这一类漫画式的笔调,所写的官没有一个是好人,而且这些人几乎全部坏到没有人性的地步。这固然可以使厌恶清政府的读者感到痛快,但社会的复杂性、人性的复杂性就被处理得简单化了。这样的小说,很难说有多大文学价值;以揭发阴私为快,写坏人必定坏到极端,这对后来的小说也起了不良的示范作用。
  除了《官场现形记》,李宝嘉还作有《文明小史》、《活地狱》等长篇小说和《庚子国变弹词》。
  吴沃尧(1866—1910)字趼人,广东南海人,因家居佛山,自号“我佛山人”。他出身于一个衰落的仕宦人家,二十多岁时到上海,常为报纸撰文,后与周桂笙等创办《月月小说》,并自任主笔。他所作小说,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最为有名,此外还有《痛史》、《九命奇冤》、《电术奇谈》、《劫余灰》等三十余种。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共一百零八回,自一九○三年始在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上连载四十五回,全书于一九○九年完成。小说以“九死一生”为主角,描写他自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以来所见所闻的各种怪现状。第二回云:“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蚊;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可见其宗旨大致与《官场现形记》相类。不过,这部小说涉及的社会范围比《官场现形记》要广,它以揭露官场人物为主,又写到洋场、商场以及其他三教九流的角色;除了大量的反面人物,还写了九死一生、蔡侣笙、吴继之等几个正面人物。
  吴沃尧性格强毅而多愤世之慨,所以文笔格外尖锐;他对社会问题的态度,是“主张恢复旧道德”(《新庵译萃》评语),所以抨击的矛头,往往针对旧道德传统的破坏。但描写之中,“伤于溢恶,言违真实”(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情况,较之《官场现形记》更为严重。像苟观察跪求新寡的媳妇嫁给制台大人充当姨太太以便自己升官;符弥轩虐待祖父,逼得他向邻居讨饭,甚至几乎将祖父打死;莫可基冒顶弟弟的官职,霸占弟媳,又把她“公诸同好,作为谋差门路”,无不行同禽兽,绝无情理。以这种不近情理的描绘来批判社会统治阶层的道德问题,是难以取信于人的。所以鲁迅批评这部小说“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同上)。
  在结构方面,《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也是单篇故事的串联,但始终以“九死一生”的见闻为线索,较有连贯性。全书用第一人称叙述,为过去的长篇小说所未见,可能是受了翻译小说的影响。
  刘鹗(1857—1909)字铁云,江苏丹徒人。出身于官僚家庭,既受过传统的儒家教育,又对“西学”感兴趣,懂得数学、水利、医学,当过医生和商人,均不得意。后因在河南巡抚吴大澂门下协助治理黄河有功,官至知府。他的思想与洋务派接近,曾帮张之洞筹办洋务,自己也从事过铁路、矿藏、运输等洋务实业活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他用贱价向俄军购买其所掠之太仓储粟以赈济饥民,后因此事被劾,谪徙新疆而死。
  《老残游记》二十回,署名“洪都百炼生”。一九○三年始刊于《绣像小说》,后又续载于天津《日日新闻》,一九○六年出了单行本。三十年代又曾印行二编前六回单行本,内容已不如初编,其中用字也与初编有所不同。全书为游记式的写法,以“老残”行医各地的所见所闻,串联一系列的故事,描绘出社会政治的情状。
  《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攻击时政甚烈,但作者对于社会与政治的看法,却没有什么新鲜之处。刘鹗的情况则不同,他一方面坚决反对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指斥“北拳(指义和团)南革(指革命党)”为国家之祸害,一方面认为只有提倡科学、振兴实业,才能挽救危亡。在《老残游记》的第一回中,他把中国比作一条颠簸于惊涛骇浪中的帆船,认为并不需要改换掌舵管帆的人,而只需要送一只最准的外国罗盘给他们,就可以走一条好的路线。大抵像刘鹗这种比较新式的人物,行事颇有机变,而他们遇到的阻力,主要来自自诩方正而顽冥不化的守旧派。这种特殊性使《老残游记》与一般谴责小说不同,它揭露官僚的罪恶,对象主要是“清官”。作者在第十六回的“原评”中写道:
  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睹,不知凡几矣。试观徐桐、李秉衡,其显然者也。
  徐桐、李秉衡均是清末顽固派的代表人物,作者特地提出这两个与小说本身并无关系的人物来,可以看出他揭露“清官”是别有用意的。小说中写到的“清官”主要是玉贤、刚弼二人。曹州知府玉贤有辖地“路不拾遗”的政声,靠的是对民众的残暴虐杀,一年中被他用站笼站死的有二千多人;被人称为“瘟刚”的刚弼,自命不要钱,恃此滥用酷刑,屈杀无辜。他误认魏氏父女为谋杀一家十三命的重犯,魏家仆人行贿求免,他便以此为“确证”,用酷刑逼供坐实。《老残游记》指出这种人名为“清官”而实为酷吏,揭露了封建政治中一种特殊的丑恶现象,确实是有见地的。但在具体描写中,由于作者个人的感慨与愤怨,也有夸张失实的毛病。
  《老残游记》作为小说来看,结构显得松散,人物形象也比较单薄。但作者的文化素养很高,小说中许多片断,都可以当作优秀的散文来读。如写大明湖的风景、桃花山的月夜、黄河的冰雪、黑妞和白妞的说书等,文字简洁流畅,描写鲜明生动,为同时的小说所不及。这也增加了这部小说的艺术价值。
  曾朴(1872—1935)字孟朴,江苏常熟人,光绪举人,曾入同文馆学法文,对西方文化尤其法国文学有较深的了解,翻译过雨果等人的作品。他曾参加康、梁变法,辛亥革命后进入政界,做过江苏省财政厅长。一九二七年以后主要在上海从事书刊出版方面的文化活动。
  曾朴一生著作丰富,而以小说《孽海花》最著名。此书初印本署“爱自由者发起,东亚病夫编述”,后者是曾朴的笔名,前者是其友人金松岑的笔名。小说先是由金松岑写了开头的六回,而后由曾朴接手,对前几回作了修改,并续写以后的部分。全书原计划写六十回,金、曾二人已共同拟定了全部回目,但最后完成的只有三十五回。前二十五回作于一九○四至一九○七年间,后十回作于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一段时间。所以,《孽海花》已不完全是清末的小说。
  《孽海花》主要描写清末同治初年到甲午战争三十年上层社会文人士大夫的生活,以展现这一时期政治、外交及社会的各种情态。由于曾朴的生活年代较迟,又较多接受了西方思想,所以这部小说与其它谴责小说有明显的不同。在政治倾向上,它是赞成革命的。从金、曾预先拟定的六十回回目来看,小说的结局是推翻清廷、革命成功。因此小说对清朝统治的批判也格外强烈,敢于把矛头直指慈禧等最高统治者。
  同时,作者宣扬了“天赋人权、万物平等”的新思想,赞颂了孙中山等革命者。虽然,宣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不是小说的主要内容,但这种进步倾向是值得肯定的。
  在创作宗旨上,《孽海花》是作为一部历史小说来写的,这一点也和其它谴责小说不同。小说中人物大多以现实人物为原型,如金雯青为洪钧,傅彩云为赛金花,威毅伯为李鸿章,唐犹辉为康有为,梁超如为梁启超等等,还有一些则直接用原名。冒广生原编、刘文昭增订的《〈孽海花〉人物索隐表》所列,有二百多人。作者自己说,他要反映的是“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中“文化的推移”、“政治的变动”等种种现象,要“合拢了它的侧影或远景和相连系的一些细事”,使之“自然地一幕一幕的展现,印象上不啻目击了大事的全景一般”(《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由于全书并未完成,加之作者有些庸俗趣味,小说未能达到这样的目标,但作品的立意毕竟是比较高的。书中尽管也有不少简单地暴露官场丑恶乃至个人阴私的部分,但并不全然集中于此,作者还是注意到描绘比较宽广的社会生活面。
  《孽海花》的结构,是以状元金雯青与名妓傅彩云的故事为全书线索,串联其他人物的活动。不过它的串联方法比较复杂。作者曾以穿珠为喻,比较《儒林外史》与《孽海花》的不同,说前者是“直穿的,拿着一根线,穿一颗算一颗,一直穿到底,是一根珠练”;后者则是“蟠曲回旋着穿的,时收时放,东西交错,不离中心,是一朵珠花”(《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这种对小说结构的重视,同作者熟悉西洋小说大约不无关系。不过,作为全书主人公的金雯青、傅彩云并不处在清末历史的中心,这和作者立意要写一部政治历史小说的宗旨是有矛盾的。这种矛盾的造成,主要也是因为迎合读者的趣味。文人与妓女的所谓“浪漫”生活,和权势人物的政治活动及琐闻轶事,是市井社会最感兴趣的东西,而《孽海花》正是把这几种内容捏合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以说是狎妓小说与谴责小说的合流。
  曾朴出身名门,一生交游极广,他写清末士大夫的生活正是得心应手。在广泛地反映那些上层文人在国家危亡之际犹自争名夺利、风雅自赏,而全无救亡图治的热情与才能这一点上,小说是比较成功的。像状元出身任外交使节的金雯青,对国外的政治与社会生活极其隔膜;他自命懂得历史舆地之学,却以重价购得一幅错误的中俄交界地图,自己重加校勘后付印献给总理衙门,断送了国家八百里土地。又如甲午海战前夕,高中堂、龚尚书等所谓“朝廷柱石”,只是在那里大谈“灾变”、“梦占”,发些无聊的牢骚;龚尚书(龚平,影射翁同龢)还写了一篇《失鹤零丁》贴在街头,算是抒发忧愤。小说仍有一般谴责小说形容过度、张大其词的通病(特别在刻画名士的矫情、做作方面),但并不把清廷官僚当作“衣冠禽兽”来丑化,而更多地通过写他们貌似忧国、实为腐朽,反映出清末政治的不可挽救。这比起以前的谴责小说,终究是有所进步了。
  《孽海花》人物众多,事件纷繁,因而在人物形象的描绘上不够细致。但其中对傅彩云使用笔墨较多,还是写得相当成功的。她由妓女而成为金雯青的小妾,充过一阵公使夫人,最后仍成为妓女。小说中写她既温顺又泼辣,既多情又放荡,有一种在其特殊生涯中形成的个性。她出场的时候,总是有声有色。《孽海花》的语言,鲁迅称为“文采斐然”(《中国小说史略》),这也是一个长处。作者不仅对辞藻很讲究,写人物对话,也注意符合各人的身份和性格。高官在正式拜会和私下往还时所说的话不一样,傅彩云、阿福等出身“下贱”的人同上层文人的腔调更大有差异。许多对话写得颇见机巧,如金雯青得知傅彩云与仆人阿福私通后,想赶走他却不便明讲,恰巧阿福打破了一个烟壶,借便打了他两耳光,骂道:“没良心的忘八羔!白养活你这么大,不想我心爱的东西,都送在你手里,我再留你,那就不用想有完全的东西了!”阿福则回答:“老爷自不防备,砸了倒怪我!”在双关的意味中透出人物的心理。
  《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通常合称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这些小说和其他同类小说一起,反映了清末政治的普遍的腐败现象和社会大众对清政府的厌恶心理,并且通过小说本身思想倾向的变化,反映了清末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情况,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在小说技巧方面,也出现了若干新的因素。但必须注意的是:
  一,谴责小说或多或少都有夸张失实的毛病,它所反映出的是一种变形的镜像,不可完全当作历史的真实面目来看待;
  二,谴责小说大体上是顺应时俗的作品,它和现实政治、大众需求关系较紧密,而缺乏作者独特的人生体验和深刻的思考,所达到的思想深度是有限的;三,谴责小说普遍注重故事性,而缺乏对人物命运的关怀,因而在塑造人物形象、反映人性的复杂内涵这一小说艺术的关键上,没有取得特出的成就,与明代小说及清中期小说相比,实际上是衰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