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
     
 
 
第一节 建安诗文

  公元一九六年,曹操奉汉献帝移都许昌,改元“建安”,于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企图重建统一大业。同时,他不断招纳才士,在北方形成一个文学中心。建安年代并包括其后若干年的文学创作,习惯上就称为“建安文学”。建安文学既延续了东汉中后期文学发展的方向,同时也在特定的条件下,使渐进的演变过程呈现为显著的转折,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转变时期。
  这种转变的大背景,正如前面所说的,是由于社会的变化,在士人中引起一股思想解放和重视个体价值的思潮,从而使文学表现出作家从自身立场出发的对社会与人生的思考,对美与理想的追求。而当时的社会,经历了长期的战乱和接连不断的饥荒、瘟疫,人口大量丧亡(其中包括社会上层人士),到处是令人惨不忍睹的破败景象。“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曹操《蒿里行》),这在作家的心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另一方面,由于传统价值观念的动摇,个人的存在失去了外在的精神支柱,因此,人们在感时伤乱的同时,也更强烈地感受到人生短暂的悲哀。但是,以曹操为首的建安文学家,又多是注重实际的政治家,他们有着力挽狂澜的雄心和自信,并且把建立不朽的功业视为短暂生命的延续。这种感情也在他们的创作中充分表现出来。忧时伤乱、悲叹人生短暂、渴望不朽的功业,都是非常强烈、十分浓重的感情,三者结合在一起,就使得建安文学具有异乎寻常的感染力。前人称建安文学“悲凉慷慨”,刘勰《文心雕龙》也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这些都说得很中肯。
  这种悲凉慷慨的感情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表现形式。过去,文人的文学创作集中于辞赋。东汉后期出现文人诗歌开始兴起的苗头,但尚不足以动摇辞赋的主导地位。到了建安时期,辞赋领域中抒情的小赋取代了体物的大赋。但是,对于上述悲凉慷慨、深厚浓重的感情,不要说体物的大赋,就是抒情小赋也不能承担恰当地表现它的任务。因为,抒情小赋所创造的也是由铺陈、渲染而形成的美,而慷慨悲凉的感情则要求在表现上的由感情的凝聚而形成的力度。可以说,没有一篇抒情小赋是能具有慷慨悲凉之气的。因而,文人创作的中心,就从辞赋转移到诗歌,形成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歌的创作高潮,并从此奠定了诗歌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主导地位。
  建安诗歌一方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加以发展、改造。
  就继承方面来说,从汉乐府民歌中兴起的五言诗形式,被建安诗人普遍使用,加以发展,并成为整个魏晋南北朝诗歌最基本的形式。乐府民歌的语言风格,对文人诗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而且,采用乐府诗题,沿袭乐府民歌中常见题材的作品,在这一时期的文人诗中占了很大的比例。
  就发展和改造方面来说,首先,过去作为诗歌主体的乐府民歌,是一种社会性的集体创作。它们由某些无名作者最初写成以后,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被加以改造,很少能表现出作者的个性特征。而建安时代,就不大有作品无主名的现象。这些与作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作品,常常也和作者个人的特殊经历、情感和独特的审美爱好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促使诗歌向风格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其次,汉乐府民歌中叙事诗为数较多,因为带有故事趣味的作品容易为普通民众接受,得到广泛流传。而建安文人诗绝大多数是抒情之作,即使采用乐府诗题,也很少具有故事性。第三,过去作为文人文学之主体的辞赋的某些特点,也被带到诗歌领域中来。辞赋最显著的特点是语言华丽,而乐府民歌一向是朴实无华的。建安诗人中,不乏作赋的名家,王粲、曹植就是突出的代表。他们的诗,也明显带有华丽的倾向。而且,在辞赋中较早就被大量运用的骈偶手段,在诗歌领域内,也是由他们率先使用的。这些骈偶(即对仗)诗句,还显示出有意锤炼的痕迹。总之,建安文人诗既受了乐府民歌的影响,同时开始向文人化的精致华美转变。这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的开端。曹丕说“诗赋欲丽”,正反映了当时普遍的文学观念。不过,建安诗歌虽有趋向华丽的一面,但并没有过分使用典雅深奥的书面语言,也没有过分的繁缛、铺张,以至文句松弛,妨碍情感的表达。一般说来,作品的语言仍然是明朗、浅显、紧凑而富有力度感的。
  人们在谈到建安诗歌的时候,常常称誉“建安风骨”。所谓风骨,乃是指作品内在的生气和感染力以及语言表达上的简练刚健的特点。当然,这二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建安风骨的形成,就是基于其作品中的慷慨悲凉的感情及其在艺术上表现的上述特色。后世的作家在反对片面追求形式和单纯的修辞之美,而强调文学的热情和内在的感染力时,往往就标举“建安风骨”的旗帜。
一、曹氏父子
  曹操和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既是建安时代政治的中枢,又是文坛的领袖。他们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吸引了许多文人,开创了一代文学风气。其中曹植在政治上最终遭到失败,但在文学上却取得最大的成就。他的诗歌创作,在许多方面影响了整个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发展方向。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有《魏武帝集》。父亲曹嵩是得宠宦官曹腾的养子,官至太尉。曹操也凭借着家庭的势力,年满二十即举孝廉为郎,步入官场。在汉末大乱中自聚兵马,建立了可以抗衡群雄的军事力量。建安元年,受封为丞相。继而于官渡一战击败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袁绍,逐步统一并实际统治了北部中国。曹丕代汉建立魏朝后,追尊他为武帝。
  曹操的家庭具有某种特殊性。作为宦官的曹腾和作为宦官养子的曹嵩,原来的出身无疑是很微贱的 。而汉末宦官擅权的形势,却使他们显赫一时。但是,这种家庭原本并没有什么高贵的血统作为凭依,加上时代风气的影响,所以曹操很少受传统伦理观念和价值标准的束缚。在政治上,他重视实效,而蔑视繁琐的礼仪与虚饰的道德,所以崇尚形名之学,以严刑峻法来保障自己统治措施的贯彻实行。在日常生活中,他却很随便。史书记载,曹操生性机警,为人通脱。所谓“通脱”,就是无所拘泥、固执,个性和感情能够真率地表现出来。他的文学创作,也同样反映了他的思想和性格。
  曹操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诗歌方面。他的现存作品,都是曾经配乐演唱的乐府歌辞,从音乐分类上说,以《相和歌》为主。过去,文人写作乐府歌辞,大抵限于祭祀仪式上用的《郊庙歌》一类。至于《相和歌》,则主要产生于民间。虽然在宫廷和官僚的宴会上,常以此作为娱乐,但上层的文士,是不屑于亲自写作的。东汉后期虽有蔡邕等人留下少量的歌辞,但只是个别的情况。曹操对这种民间文艺形式的爱好,表明他并没有受到上层社会的偏见与习惯的束缚,而更重视利用民歌形式来满足自己的抒情需要。另一方面,这可能与他的家庭也有某种关系。其祖父曹腾,曾为黄门从官及小黄门。而宫廷中所需的音乐等娱乐,就是由黄门这个官署执掌的。所以曹操具有很高的音乐修养,并且一生对音乐保持了浓厚的兴趣。由于他的影响,曹丕、曹植及其他建安诗人,也写作了相当数量的乐府诗。可以说,在把作为民间文学形式的乐府诗改造为文人文学重要形式的过程中,曹操起了关键的作用。
  正因曹操的乐府诗脱胎于汉乐府民歌,所以其中有些作品并不是写自己的经历,而是沿用民歌中常见的题材。比如《却东西门行》,抒发了征夫长期从军征战、思念故乡的悲哀,《善哉行》“自惜身薄祜”一篇,以代言的形式,描绘了孤儿的痛苦。另外,像《苦寒行》,虽然可能与曹操的某一次具体的军事活动有关,却是用了士兵的口吻来写的。“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所表现的当然不会是主帅曹操的生活,而是士兵劳苦思家的情绪。这些诗明显继承了汉乐府民歌反映现实的传统,以同情的态度,表现了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情感。
  民歌反映现实,一般来说眼界比较狭小,对于重大的政治事件,则很少涉及。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而又心怀雄图的曹操,其眼界要广阔得多。他的诗,像《薤露》、《蒿里行》等,就是直接反映汉末重大历史事件的,这就突破了民歌的传统。下面是《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总共八十个字,概括了关东各州郡首领合兵讨伐董卓,然而由于人人心怀异图,导致战事失败,继而袁绍、袁术兄弟一则谋图废立皇帝、一则自立为皇帝,以致战祸连年,百姓大批死亡的事实,犹如一幅历史画卷。语言简洁,气魄宏大,感情深郁,在乐府诗中是前所未有的。
  那些抒发人生情感、表达政治抱负的作品,具有更鲜明的个性特点。比如《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讌,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这是一篇用于宴会的歌辞。全诗由二个相互联系的主题组成:一是感叹时光易逝、人生短暂,一是渴慕贤才,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实现重建天下的雄心。正是因为生命短暂,它才弥足珍贵;追求不朽的功业,不仅是一种社会责任感,而且是为了使个人有限的生命获得崇高的价值。从“人生几何”发唱,以“天下归心”收结,诗中流动着一片悲凉慷慨、深沉而雄壮的情调,这正代表着建安诗歌最为感人的一面。
  此外,《步出夏门行》也是一篇格调相近的杰作。诗的第一章(《观沧海》)描绘大海的壮阔景象:“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正是诗人胸怀的象征。第四章(《龟虽寿》)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四句,抒发了英雄之志,给人以奋发之感。这首和《短歌行》都是四言诗。《诗经》之后,四言诗已经衰微,曹操的诗是难得的优秀作品。
  游仙诗在曹操的作品中也占有一定比例,内容大抵是感叹人生无常,幻想长生。这些诗艺术成就不高。其中《秋胡行》“晨上散关山”一篇,虚构了一个遇仙而追随不得的情节,表现人生惆怅之感,意境颇为美好。只是现存诗篇错讹较多,有些地方已无法读懂。
  曹操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乱世英雄,审美情趣也和一般文人不同。他的诗绝少华美辞藻,结构也不很精细,喜从大处落笔,语言古朴,气势宏伟,内涵厚重,抒发感情往往悲凉慷慨,跌宕起伏,显示出鲜明的个性色彩。乐府歌辞从他开始,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曹操的散文也很有特色。鲁迅称他为“改造文章的祖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是指他的文章不受任何陈规的约束,说话大胆,辞锋爽利,一扫汉代儒生的文章动辄援引经义、迂远空阔的习气。如《让县自明本志令》,自述生平之志,略无掩饰做作之笔。文中自称:“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虽是实情,然非他人所敢言。说到自己不能放弃兵权,并不绕圈子谈大道理,而是明白宣称:“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又如《祭故太尉桥玄文》,竟记叙了桥玄生前对他开玩笑的话,看起来这似乎有损于祭文应有的庄肃感,却很好地表达了对死者的真切之情。其他像《举贤勿拘品行令》、《遗令》,均能不拘旧格。严格说来,这些文章中很多都不是文学作品,但它们对各体文章摆脱陈词滥调,向切近作者实际生活和真实情感的方向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他依靠父亲打下的基础,代汉做了皇帝,国号魏。曹丕博学多识,勤于著述,对文学创作也很重视。他的诗作中乐府歌辞与古诗约各一半。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沿用民歌题材,善于写游子思乡、思妇怀远之情。语言也明显带有民歌的特点,通俗流畅,不过比一般民歌略显得精致。抒发感情,以委婉细致见长。五言体中,《杂诗》二首风格与《古诗十九首》略近,文辞清绮,语浅情长。七言《燕歌行》二首尤为著名,今录其二: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这首诗利用了七言诗的长处,音节和谐舒缓,描摹细致生动,感情缠绵动人,语言清新流丽,取得了多种效果的统一,成功地表现了一位妇女在不眠的秋夜怀念丈夫的情态,既不脱离民歌的精神,又有自己的创造。汉代张衡的《四愁诗》,尚留有骚体的痕迹,语言也比较质朴。与之相比,《燕歌行》显得更加成熟和优美,因而在七言诗史上是一个新的标志。
  曹氏父子三人,以曹丕的诗歌风格与民歌最相近。但他也有一些风格不同的诗。如《饮马长城窟行》、《黎阳作》、《至广陵于马上作》诸篇,记叙军旅生活,虽不如曹操的诗那样苍凉悲壮,但也颇有气势。《至广陵于马上作》的前半部分:“观兵临江水,水流何汤汤。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猛将怀暴怒,胆气正纵横。谁云江水广,一苇可以航。”可以说气倍不凡,可惜后半部分重沓疲弱,不能相称。另一类记宴游的诗,如《芙蓉池作》、《于玄武陡作》等,则与曹植的诗一样倾向于华丽。这些都显示了建安文人诗脱离民歌风格的一面。
  曹丕的散文中,两篇《与吴质书》文学性较强。如下一节回忆往日之游的文字,尤为显著:
  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车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凄然伤怀!
  书信本来是实用文体。汉代文人书信虽有少数抒情性较强的,但追求文学效果的主观意识并不显著。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间的书信,愈来愈普遍地以精美的文辞写景、抒情,有意识地增强其文学色彩。曹丕在这一风气中起了带头的作用。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门性的论著,我们将在后面关于文学批评的专章中加以介绍。曹植(192—232)字子建,曹丕弟。曾封为陈王,死后谥“思”,故世称陈思王。有《曹子建集》。在建安作家中,他是留存作品最多、对当时及后代文学影响最大、后人多数评价最高的一个。
  曹植自幼聪明,才华出众,一度受到曹操的偏爱,因此引起他和曹丕围绕继承权的一场明争暗夺。最终,由于曹植放纵不羁,缺乏政治家所需的成熟与老练,而归于失败。曹操死后,曹植受到曹丕的严厉迫害,他名为王侯,行动却不得自由,动辄获咎,如同囚徒。明帝曹叡继位后,曹植的处境有所改善,但仍然得不到信任,空怀壮志,无从施展,终于郁郁而死。
  曹植的生活和创作,可以公元二二○年曹丕称帝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其前后期的作品,内容与风格均有明显不同。曹植早年处于连年动乱之中,目睹了社会所遭到的巨大破坏,这必然给他的前期作品带来深刻影响。虽然他的直接描绘社会乱离的诗歌只保存了《送应氏》和《泰山梁甫行》二篇,仍然值得重视。其中《送应氏》尤为出色:
  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
  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
  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
  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
  曾为东汉都城的洛阳,一度繁华无比,经董卓之乱,成为废墟。此诗由皇宫而民居,从城市到乡村,逐步开展,描绘出一派萧瑟凄凉的景象。洛阳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地点。作者对洛阳的凭吊,实际包含了对整个社会、整个汉末历史的哀伤,内涵非常深厚。
  在曹植前期作品中,更多地抒写了个人的志趣与抱负。如《白马篇》,虽是游侠题材,诗中那一位英勇少年,实际也是作者自我的化身。“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表达了作者对壮丽人生的追求。《鰕鲌篇》则直抒胸臆:“驾言登五岳,然后小陵丘。俯视上路人,势利唯是谋。”“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呈现出一片豪迈气概。这些诗大多情调开朗,富于进取精神,同时洋溢着自信自负的少年意气。
  此外,因为曹植前期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与曹丕一起,以贵公子的身份与曹操属下的文人交往,所以也写下不少记叙宴游及唱和赠答之作,如《公宴》、《侍太子坐》、《斗鸡》等,大抵情调平和,辞采华丽,很有些贵族气。这一类作品曹丕、王粲等也有,而以曹植为突出。这种诗当然很少具有深刻的内涵,但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它反映了建安时代诗歌题材不断扩大,更多地反映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反映了随着文人文学集团的出现,诗歌的娱乐性与社交功能更加明显了。曹植后期,在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忍辱求生,心情极为悲愤苦闷,作品的内容与风格发生显著变化。那种雍容华贵的诗作极少再出现,一些表达不甘闲置、要求施展才能的愿望的作品,也不像早期之作那样豪迈自信,而是显得深沉悲凉。更多的作品,集中抒写了对个人命运的失望,和对曹丕政治集团的怨恨。这些诗文中,充满受压迫的痛苦,对自由生活的向往,以及预感生命将在屈辱与碌碌无为中消耗、失去其应有价值而产生的悲哀。
  这里有的作品是用比兴、象征的手法写成的,曲折地反映了内心的不平与哀怨。如《美女篇》,形式模仿汉乐府民歌《陌上桑》,但主旨改变了。诗中逐一铺写女主人公的美丽、高贵之后,这样结束:“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透露了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痛苦。又如《吁嗟篇》,以蓬草为风所吹,四处飘荡的形象,象征自己屡被迁徙,不能与亲人相聚的命运,表达“愿与根荄连”的愿望。另有一些作品,则用激切的语言表现内心的愤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赠白马王彪》。这首诗作于黄初四年(223),当时诸王循例入朝,曹彰暴死京城,曹植与曹彪返回封地,途中又被强令分道而行。全诗分七章,感情丰富复杂。旅途的艰辛,骨肉分离的悲伤,对人生的失望,对曹丕不敢明言的愤恨,对监视者的诅咒,兄弟之间强作豁达的慰勉,层出迭出,真切感人。
  在曹植后期的诗中,还出现一种从根本上对人生表示怀疑、否定的倾向。这是因为他既不能放弃对于人生价值的追求,又看不到现实矛盾有任何解决的可能。《赠白马王彪》末章说:
  苦辛何虑思?天命信可疑。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
  天命可疑,神仙虚妄,人寿不永,现实世界只是一片黑暗。本来,建安文学具有一种开朗亢奋的基调。但这种基调是建立在对追求人生价值的自信的基础上的,当严酷的权力斗争破坏了这种自信以后,诗歌的格调就随之改变。由此开启了正始文学的风气。但从根本上说,曹植早期诗歌的激昂之气与后期诗歌的悲哀情调,有其相通之处。正是因为建安文人对于自由意志和生命的价值有着热烈的追求,当这一追求受到抑制时,他们的悲哀才如此强烈。从这一点来理解正始文学,也是同样道理。
  曹植前后期的诗篇,在内容上虽有上述明显的不同,但都感情充沛,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而尤其重要的是,通过他一生的创作实践,他把文人的艺术修养、文人文学的传统与乐府民歌的特点结合了起来,既吸取了民歌的长处,又改变了民歌单纯朴素的面貌。《诗品》评他的诗是“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黄侃《诗品讲疏》又加上“不离闾里歌谣之质”,曹植的诗歌确实兼具这两个方面。具体地说,以下五点很值得注意:
  第一,曹植现存诗作中,乐府诗占有近半数。但这些诗基本上都不是配乐演唱的。刘勰《文心雕龙》谓之“无召伶人,事谢弦管”。这是乐府歌辞文人化的明显标志。
  第二,和建安时代其他诗人一样,曹植也写了不少沿用民歌题材,模仿民歌风格的诗。但他并不是单纯的模仿,而是加以适当改造,有时结合骚体的象征手法,在那些游子思妇的形象中注入纯属于个人的思想感情。前面提及的《美女篇》、《吁嗟篇》,以及《七哀》和《杂诗》中的几篇,都是如此。如《杂诗》之四:
  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朝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
  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
  这里把《九歌》中所谓“美人迟暮”的哀怨与汉乐府民歌的风格相结合,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苦闷和对有限生命的惋惜,浅显而雅丽。较之曹丕比较单纯地模仿民歌的《燕歌行》一类,更富于个性,内涵也更为曲折丰富,耐人寻味。
  第三,曹植诗的结构大多颇为精致,很少平铺直叙。特别是开头,常常以几句带有主观感情色彩的景物描写,渲染出特定的气氛,笼罩全篇。如《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二句,以激烈动荡的景象,暗示了作者心境的不平和处境的险恶;《七哀》“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二句,以迷蒙恍惚的景象,奠定了全诗哀怨的基调。所以沈德潜说他“极工于起调”(《说诗晬语》)。这虽然是从民歌的比兴句学来,但它在全诗中的作用比通常的比兴句重要得多,效果也更为强烈。
  第四,“诗赋欲丽”是建安文学的普遍现象,而以曹植最为突出,对后人的影响最大。与民间乐府不同,他的诗往往有鲜明的色泽,并已较多使用书面语,讲求华美、工整和刻画的细致。只是并不显得深奥。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对仗的运用。建安以前,辞赋乃至散文都已明显趋向骈偶化,但在诗歌中,还没有人有意识地运用这一修辞手段。建安时代,曹植、王粲作为辞赋的高手,开始将它引进诗歌写作中来,曹丕等人偶尔也有尝试。和对仗同时出现的,是炼字的现象。像曹植的诗句“凝霜依玉除,清风飘飞阁”(《赠丁仪》),“白日曜青春,时雨静飞尘”(《侍太子坐》),“秋兰被长坂,朱华冒渌池”(《公宴》),其中的动词都经过精心锤炼,以求得到警醒的效果。这样的诗句在他的作品中虽然占比例不大,但在以后的文人诗中,却是越来越普遍。
  第五,建安文人诗中,开始有较多的自然景物描写,曹植也是主要的代表。这同样是在汉代民间乐府中很难见到,并对后代文人诗影响很大的现象。下面是《公宴》中的一节:
  清夜游西园,飞差相追随。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参差。
  秋兰被长坂,朱华冒渌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
  神飚接丹毂,轻辇随风移。
  以上是曹植在其诗歌创作中把文人文学与民间乐府结合起来的五个主要之点。他在这方面的特出成就,使他在建安乃至整个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发展过程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
  除了诗歌以外,曹植的散文、辞赋也有相当特出的成就。《与杨祖德书》评述当代著名文士,倾吐自己的怀抱,因杨修与他关系密切,所以话说得随便,有较多抒情成分。从文中可以看出曹植自负而又外露的诗人性格。《求自试表》要求明帝给以任用,希望由此得到施展才华、建立功业的机会。曹植本来是个理想很高又十分自信的人,把“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视为人生的目标。长期闲置,使他深感压抑,并且有一种大才未用的遗憾。所以这一篇表文写得慷慨激昂,极富情感。
  曹植现存的辞赋,包括残佚的在内,有三十多篇,可见他于此用力甚勤。这些作品可以说代表了建安辞赋的转变。其特点,一是篇幅短小,没有汉代流行的长篇巨制;二是题材广泛,各种内容都有。其中《鹞雀赋》用对话形式写一个动物寓言,是赋作中很少见的;三是抒情性强,与作者的生活、思想关系密切;四是语言华丽而流畅,没有堆砌辞藻的弊病。
  《洛神赋》是曹植的代表作。内容虚构自己在洛水遇神女的故事。前人对此篇的寓意,猜测很多,但都无法确实证明。按在曹植以前,陈琳、王粲、杨修都写过《神女赋》,都是模仿旧传宋玉所作《神女赋》、《高唐赋》,可见这一题材在当时很流行。曹植的《洛神赋》,当也是这一风气下的产物。恐怕他只是假托一个神话人物,把世俗的男女之情升华到诗意的完美形态。比较前人所作,《洛神赋》更多地渲染了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情意缱绻却又因人神殊途而无法交接的惆怅哀怨,避免了这一类作品中常见的掩盖在神话色彩之下的粗俗暗示,格调高雅,感情真切,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对神女容貌、情态的刻画,非常细致生动,为前所未有。如开头一节: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渌波。
  这里用了一连串最为美好、灵动的形象来比喻神女,华丽的语言中充满生气,给读者以充分的美感上的满足。
二、建安诸子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述当世文人,特别标举了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瑒、刘桢,称为“七子”。七人都是建安时代比较重要的文学家。其中除孔融的情况较为特别,其余六人都依附于曹操。他们与曹丕、曹植兄弟有密切的文学交往,形成一个文学集团,在其他一些杰出作者的参与下,共同开创了建安文学的兴盛局面。
  孔融(153—208)字文举,鲁国鲁县(今山东曲阜)人,孔子后裔,曾为北海相。有《孔北海集》。曹操奉献帝都许昌,特意征召他为少府。孔融出身高贵,才智过人,又长期浸染于汉末清流的风气之中,养成了孤傲狂放、尖锐彰露的性格,喜欢对各种政治问题发表议论。他不满于曹操的野心,常借题挖苦、嘲讽,最终被曹操杀害。曹丕评他的文章,说是“体气高妙”,这是指他的文章有才情、有个性,思想机警;又说“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至杂以嘲戏”,这是因为孔融往往并不是完密地论述问题,而是抓住一点,推向极端,所以辞锋犀利而理不周全。从个性强烈这一点来说,孔融的创作与建安之风还是一致的。不过,他的作品留存很少,主要是几篇书札、杂论① 。其中《难曹公表制酒禁书》、《与曹公论盛孝章书》二篇较有名。前者指责曹操的禁酒令言不由衷,加以挖苦,很能表现他的性格。后者写作时间较早,他与曹操的关系还没有明显恶化,内容又是请曹操救助其友人盛宪(字孝章),故辞气较委婉。文章从为友之道和为国求贤两方面打动曹操,语言简洁,感情真实,恳切之中又不失身份,确可当“体气高妙”之评,却并无“理不胜词”之病。

①以前系于孔融名下的《杂诗》,经学者考证,非其所作。

  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年轻时避乱荆州多年,后归曹操。他出身世家,少有才名,锐意进取,然生当乱世,羁留他乡,故作品多感时伤事,自悲不遇。其诗、文、辞赋均有成就,前人常与曹植并称,刘勰《文心雕龙》则誉之为“七子之冠冕”。诗歌的代表作有《七哀》二首,第一首作于从关中到荆州时,记下了战祸的惨况: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诗中将个人的不幸与社会的不幸、民众的苦难结合起来。“路有饥妇人”一节,采用乐府民歌的手法,以具体而典型的情节,刻画出乱离的惨状,尤其感人。末四句以渴望明主作结,使诗意深入一层。《七哀》之二作于荆州,写漂泊之中思乡怀归的心情,主要通过写景来衬托内心的孤独与苦闷,汲取了辞赋的长处。王粲诗的某些特点与曹植相似,如喜用对仗,辞采华丽。《七哀》之二的写景部分,基本上都是对仗的。
  从写作时间来说,他运用这一修辞手段还早于曹植。《杂诗》中“曲池扬素波,列树敷丹荣”,“幽兰吐芳烈,芙蓉发红晖”之类的诗句,可以明显看出追求华美的倾向。
  王粲当时即以擅长辞赋著称,作品也多,但是大都只存片断。完整的只有《登楼赋》,是在荆州登麦城城楼所作,写羁旅之愁与怀才不遇的悲哀,与《七哀》之二内容相似。其篇幅短小,语言精美,多用骈句,写景与抒情结合紧密,是魏晋时期辞赋转变阶段中的代表作之一。散文中较好的作品,有代刘表所作的《与袁谭书》以及《难钟荀太平论》等。
  刘桢(?—217)字公幹,东平宁阳(今属山东)人。在当时以五言诗著名,所作语言简洁,注重气势。钟嵘《诗品》称赞他的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这大约是因为这些诗多抒发个人情怀,而表现出高远的志趣。如《赠从弟》三首之二: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
  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木性。
  陈琳(?—217)字孔璋,广陵射阳(今属江苏)人。阮瑀(?—212)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他们都曾为曹操掌管书记,当时军国书檄,多出于二人手笔。这些文章都是应用文,但却很讲究文采,多用排偶,句式整齐,又喜广引史事为证。这标志了魏晋文章在汉代文章已经骈偶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向骈文的方向发展。他们也擅乐府诗。陈琳有《饮马长城窟行》,以对话形式,写秦代筑长城者家破人亡之苦;阮瑀有《驾出北郭门行》,写一个孤儿为后母虐待,在亲母坟前啼哭哀思的故事。二篇均模仿汉乐府民歌,语言也很朴素。这种故事性很强的乐府诗,在建安时代已经不多见了。阮瑀另外有几篇风格不同而颇值得注意的诗,如一首佚题之作:“民生受天命,漂若河中尘。虽称百龄寿,孰能应此身。犹获婴凶祸,流落恒苦辛。”又如《七哀》:“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长夜台。”这些都是从普遍的意义来写人生的可悲,认为不幸是生命的最终结局,思想和曹植后期的诗有些相似。这显然也是正始文学的先导。尤其是阮瑀之子阮籍的诗,多有“忧生之嗟”(《文选》李善注语),与其父不无关系。
  七子中的徐幹在当时以赋见称,但作品流传者少,倒是保存在《玉台新咏》中的《室思》诗较为有名。应瑒的诗以现存的几篇而论,较少特色。七子之外,杨修、吴质、丁仪、缪袭、繁钦等,在当时均有文名,但也都少有作品存世。其中繁钦的《定情》诗,以一连串排比句写女子对情人的挚爱和期待,显然受到民歌的影响。
三、建安诸子以外的作者
  通常所言建安文学,主要是指曹氏父子和他们周围文人的创作。但此外还有一些作者,是应当注意的。
  汉末著名文学家蔡邕的女儿蔡琰,字文姬,是一位杰出的女诗人。她从小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在文学、音乐等各方面均有较高修养。汉末军阀混战中,被董卓的军队掳走,后流落到南匈奴,滞留十二年,生有二子。曹操与蔡邕为旧交,遂出资将她赎回,重嫁董祀。今传署名为她所作的诗有三篇:五言和骚体《悲愤诗》各一篇,骚体《胡笳十八拍》一篇。三篇的真伪问题都有争议。一般认为五言《悲愤诗》确为蔡琰之作,《胡笳十八拍》系后人伪托。
  五言《悲愤诗》记述了她从遭掳入胡直到被赎回国的经历,将纪事、抒情、议论密切结合,写出时代的动乱,胡兵的残暴,民众的悲惨遭遇,和个人不幸的命运。犹如一幅血泪绘成的历史画卷,以强烈的感情,真实的笔触,反映出那一可惊可怖可痛可泣的社会情状,令读者不能不为之感动。如记述董卓军队掳掠平民的一节:
  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
  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
  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
  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
  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且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
  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
  这里有高度的概括,也有细致的描写,深刻有力,触目惊心。又如记述自己与亲儿永别,准备回国的一节:
  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
  “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
  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
  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
  一面是久别的故国,一面是亲生骨肉,不能两全。这种选择,确实令人肝肠寸断。孩子一连串的责问,使诗中的感情气氛显得无比沉重。
  从写作特点来说,这首诗结构严谨,剪裁精当,语言具有高度的表现力,足以代表当时五言诗的发展水平。
  与曹魏鼎峙的东吴、蜀汉,文学都不发达。但诸葛亮的《出师表》,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诸葛亮(181—23明,琅琊阳都(今山东沂水县南)人。他帮助刘备建立了蜀汉,任丞相,是三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蜀后主建兴五年(227),诸葛亮准备从汉中出兵北伐曹魏,临行时向刘禅上这篇奏疏,劝诫他尊贤纳谏,推荐朝中可以信赖的大臣,并陈述自己的心迹和志向。通常臣下写给皇帝的奏疏,多谀美恭谨之辞,写作很拘束。但诸葛亮受刘备遗命辅佐刘禅,位高权重,所以能够畅所欲言。此表虽无意为文,而感情自然真淳,既有谆谆叮嘱、反复教导的意味,又不失忠诚恳切的态度,成为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内心表白,在奏疏文中颇为难得。此外,还有一篇题名为诸葛亮作的《后出师表》,一般认为出于后人的伪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