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
     
 
 
第二节 正始诗文

  正始是魏废帝曹芳的年号(240—249),但习惯上所说的“正始文学”,还包括正始以后直到西晋立国(265)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创作。
  正始时期,玄学开始盛行。玄学中包涵着一种穷究事理的精神,导致了对于社会现象的富有理性的清醒态度,破除了拘执、迷信的思想方法。同时,庄子所强调的精神自由,也为玄学家所重视。当时,有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一派,即崇奉发自内心的真诚的道德,而反对人为的外在的行为准则;也有主张名教与自然相统一的一派,即要求个性自由不超越和破坏社会规范。但至少“自然”这个前提是人所公认的。
  然而这一时期的政治现实却极其严酷。从司马懿用政变手段诛杀曹爽而实际控制政权开始,到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政,十多年间,酝酿着一场朝代更替的巨变。他们大量杀戮异己分子,造成极为恐怖的政治气氛。“天下名士,少有全者”,许多著名文人死在这一场残酷的权力斗争中。另一方面,司马氏集团为了掩饰自己的行为,并为夺取政权制造舆论,又竭力提倡儒家的礼法,造成严重的道德虚伪现象。以清醒和理智的思维,面对恐怖和虚伪的现实,知识阶层的精神痛苦,也就显得尤其尖锐、深刻。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发生了重大变化。前面说过,对于建立不朽功业的渴望和自信,奠定了建安文学的昂扬的基调。但是,也存在另外的一面,就是对于个体生命能否实现其应有价值的怀疑。阮瑀的诗已有这样的内容,曹植后期的某些作品更为突出。正始文人面对远为严酷的现实,很自然地发展了建安文学中表现“忧生之嗟”的一面,集中抒发了个人在外部力量强大压迫下的悲哀。换言之,建安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高扬奋发、积极进取的精神,在正始文学中已经基本上消失了。
  由于周围环境危机四伏,动辄得咎,也由于哲学思考的盛行,正始文人很少直接针对政治现状发表意见,而是避开现实,以哲学的眼光,从广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来观察事物,讨论问题。也可以说,他们把从现实生活中所得到的感受,推广为对整个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的思考。这就使正始文学呈现出浓厚的哲理色彩。
  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人生悲哀,构成了正始文学最基本的特点。
  正始时期著名的文人,有所谓“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前者的代表人物是何晏、王弼、夏侯玄。他们的主要成就在哲学方面。后者又称“竹林七贤”,指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七人。其中阮籍、嵇康的文学成就最高。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阮瑀之子。有《阮嗣宗集》。他博览群籍,尤好《老》、《庄》。
  为人旷放不羁,任情自适,鄙弃礼法。正始年间曾任尚书郎、大将军曹爽参军,二次均以病免归。司马懿执政,召为其太傅府从事中郎,以后相继为司马师、司马昭的僚属。晚年做过步兵校尉,故世人又称之为“阮步兵”。阮籍年轻时“有济世之志”(《晋书》本传),自视很高,世人对他也很器重。曹爽、司马懿请他去做幕僚,就是一种借招纳名流以扩大自己声望的手段。但随着司马氏篡权图谋的显露,政治风云日趋险恶,阮籍只能放弃了往日的雄心。他的处境十分艰难。他对司马氏集团的行为极为不满,但不仅不能公开反对,而且身为司马家的幕僚,被卷入政治漩涡而无法摆脱。所以他只能用醉酒佯狂的办法来躲避矛盾,一方面可以少做违心之事,多少维护了个人的意志,另一方面又不致引起猜疑而导致杀身之祸。但这对英锐高傲、思想警敏、个性强烈的阮籍来说,实在是痛苦不堪的生活。
  阮籍的文学成就,主要是《咏怀诗》,其中五言诗八十二首,四言诗十三首。前者尤为著名,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这些诗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生活态度,尤其是对于人生问题的反复思考。只是,由于处境的危险,他只能用隐蔽的象征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用笔曲折,含蕴隐约。所以钟嵘《诗品》说他“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颇多感慨之辞,厥旨渊放,归趣难求”。
  不过,尽管《咏怀诗》所牵涉的具体的人物事件已无法探求,但并不是说这些诗是无法理解的。尤其是其中许多篇,虽是从现实感受出发,却又往往超脱具体事实,推广为人生的根本问题,诗中所包含的哲理、所抒发的感情,仍然可以追索、体味。
  首先,《咏怀诗》中显然有一部分忧愤伤时之作。如第三首: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
  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前人多以为此诗暗喻魏晋之际的政治状况,表现正直之士难以自保的忧患,大约是不错的。此外,凭吊战国魏都遗址的第三十一首,诗中“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云云,表面是怀古,真意却在于讽今。
  还有一些诗,表现了作者不甘碌碌无闻,渴望建功立业的愿望。如第三十九首“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云云,流露出同建安文学一样的慷慨激昂之气。只是这一类作品在《咏怀诗》中为数甚少。
  《咏怀诗》的核心内容,是带有哲理性的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并且集中于个人的内在意志与外部力量相冲突,生命从根本上无法获得自由这样一个命题。
  在这方面,同《古诗十九首》及建安诗歌一样,《咏怀诗》中也反复发出诸如“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之类对人生短促的感叹。不过,在《古诗十九首》中,追求现世的享乐,追求友谊和爱情,被当作解脱途径来歌咏;在建安诗歌中,追求不朽的功业,被视为有限生命的延续。换言之,阮籍以前的诗歌,是把自然规律视为人生不自由的最重要原因,而认为在社会生活中可以找到解脱的道路。而阮籍则不同。他虽然也看到自然规律的作用,但他更强调社会力量对人生的压迫。
  在《咏怀诗》中,逐一排除了可能的解脱道路。“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追逐富贵使人倾轧相争,以至覆灭;“高名令志惑,重利使心忧”,“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名和利一样,使人丧失自我,丧失本性,虚幻无价值。建功立业,确实是阮籍所向往的,但这并不是个人可以随意选择的道路。“阴阳有舛错,日月不常融”,遇与不遇,为命运的偶然所决定,生活在不幸的时代,个人能有什么作为?家庭、朋友之情诚然是美好的,但黑暗的现实随时可以夺走它们,愈加唤起人生的悲哀:“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对酒不能言,凄怆怀苦辛。”而且,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虚伪、怨毒、猜疑、背弃:“人知交友易,交友诚独难。险路多疑惑,明珠不可干。”“亲昵怀反侧,骨肉还相仇。”《咏怀诗》中虽多种写到对神仙世界的向往,但这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子,作者并没有把它当作真实的追求。甚至,即使能长生,在这样的世界上也是徒然:“人言愿延年,延年将焉之?”
  在阮籍看来,现实犹如一张大网,使人无处可逃:“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在第三十三首中,他还对人生作了一个总的描绘: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
  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
  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这里指出,人生由于受到两种力量的压迫,因而是极端不自由的。一是人所生存的社会。社会充满矛盾,充满危险,一切都不可预测,再多的智慧也不足应付。因而人的一生焦虑重重,如怀汤火。即使你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躲过了人世的一切危险,另一种力量也必将使你毁灭,那就是死亡。
  我们应当注意到,阮籍虽然厌恶司马氏集团的所作所为,但他并不是从政治上站在曹魏政权的一边来反对他们。如果说司马氏夺取曹家天下的手段是虚伪而卑劣的,那么过去曹丕登上皇帝宝座,还不是用了同样的手段?作为哲学家的阮籍,他所感受到的是一种具有广阔历史意义的悲哀。所以,他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由此在《咏怀诗》中形成一种强烈的生命孤独感。第一首就表现了这种感情: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月色如水,寒风拂衣,孤鸿悲鸣,宿鸟惊飞,在这一片冷漠枯索的气氛中,主人公独处空堂,徘徊忧思。这里所描摹的并非实有的场景,也未必隐喻着什么具体的事件,而只是借诗的意象和意境,用象征的手法,寄托一种绝对的孤独感,一种幽深而难以名状的愁绪。除了这一首外,还有好几首类似的诗篇。如第十七首,写遥望整个世界空无一人,唯见失群的鸟兽惊惶奔飞,效果十分强烈。这种从生命本质意义上提出的孤独感是过去诗歌中从未有过的。
  阮籍是特定时代中的悲剧人物。历史唤起了个性的觉醒,促使人们以极大的热情去追求人格的尊严、生命的完美,追求真诚的道德、自由的生活,却并不给这种追求以实现的希望。然而阮籍的追求并不是没有意义的。确实,从未有人像他那样把人生描绘得如此沉闷、孤独、阴冷,但这并不纯然是消极的东西。它比前人的文学更为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制度压迫人性的本质。而且,人们从《咏怀诗》中,同时也感受到了对生命的完美的期望和执着的爱恋。它对生命的哀叹,也是对生命的歌颂。
  在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过程中,《咏怀诗》也带来了重大的改变。在此以前,诗歌的主体是民歌以及在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人诗,其内涵通常是比较单纯的,所表现的大多是具体的问题。阮籍则完全摆脱了对民歌的模仿,把深刻的哲学观照方式引入诗歌中来,同时巧妙地将它与一系列艺术形象相结合,使诗歌呈现出十分广阔的视野,包容了十分深沉的内涵。在表现手段上,它多用象征寓意,形成若即若离、闪烁曲折的特点,诱导人们去反复体味,反复思索。这就是《文心雕龙》所说的“阮旨遥深”。可以说,到了《咏怀诗》,中国古代抒情诗明显变得厚重了。《咏怀诗》的感情也极为真诚激切,具有感人的力量,所以《诗品》说它“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这种以组诗方式来抒发心理深层的情绪的形式,也为后人所重视。陶潜的《饮酒》、陈子昂的《感遇》、李白的《古风》,都是从这一路发展而来的。
  阮籍的散文,以《大人先生传》最著名。文中假托“大人先生”之口,表述自己对社会历史的看法,揭露封建礼法的虚伪的本质。文章认为,上古社会原是自然淳朴的,自从有了君臣,才有了欺诈和残害的行为。那些统治者制订礼法来束缚老百姓,诳骗愚拙的人们,于是强者横行无忌,弱者只能劳苦困顿地受人奴役。统治者借了廉洁的名义实现贪心,内怀凶险而外饰仁义,搜尽天下财物,填塞自己的无穷之欲。这些议论显得十分尖锐而透彻。文中还辛辣地讽刺世上所谓礼法君子:
  世人所谓君子,唯法是修,唯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而目前检,言欲为而无穷则。少称乡党,长闻邻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
  这是说君子们谨慎庄重,博得美誉,其实不过是为了图个高官厚禄。后面接着说,他们自以为这样就找到了安全富足的藏身之地,其实不过像虱子钻在裤子缝里。一旦大火烧了城郭房舍,延及裤子,虱子还能逃到哪里去?这些尖刻的语言,喷泄了对于伪善者的痛恶。
  不过,尽管《大人先生传》等文章有着尖锐激烈的一面,但作为作者人生理想之化身的“大人先生”,却是一个魁然独存,超世绝群,飘飖乎天地四极,与造化相推移的神人。也就是说,作者对周围切近的矛盾冲突,仍然采取隔远和逃离的态度。因为,他对于自己所厌恶的现实社会,终究是无能为力的,他只能在幻想中追求绝对的自由。
  魏晋是散文进一步骈化的时代,阮籍的文章,也喜用铺排之笔,辞采富丽,又使用很多对偶句,并以单行散句交错其间,使之奇偶相生,整齐中见变化。偶句的句末,大多用韵,易于口育。
  嵇康(223—262)字叔夜,谯郡铚(今安徽宿县西)人。
  他崇尚老庄,性格高傲刚直,不抱礼法。又受道教影响,喜谈服食养生之事。通音乐,善奏琴。曾官中散大夫,故世称嵇中散。有《嵇中散集》,又鲁迅辑校之《嵇康集》。嵇康与阮籍是好友,同为“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思想多有相近之处,但性格为人、处世态度、颇有不同。嵇康娶魏宗室之女,与曹魏政权的关系,比阮籍更为密切;对司马氏的阴谋、他的反对也更为明白激烈。所以当正始末司马懿执政之后,他就脱离政坛,不像阮籍那样,仍虚与斡旋,以求自保。并且,他也不能像阮籍那样,借哲学的观照与思考,隔远了现实中的矛盾与痛苦。以他的社会联系、政治态度以及刚傲的性格,自然难以为司马氏所容,所以终究被构陷杀害。传说他临刑时,太学生三千人请求宽赦他,并以他为师,可见他在当时所享声望之高。
  嵇康是魏晋之际最著名的论说文作家。《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说:“康所著文论六七万言,皆为世所玩咏。”其特点,一是思想新颖,好标异说,对传统的儒家思想富于批判精神,二是说理缜密而透彻。主要作品有《声无哀乐论》、《管蔡论》、《难自然好学论》等。其中《声无哀乐论》是一篇逻辑严密,辨析细致的论文,颇为难能可贵。不过,从文学意义上说,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更为重要。
  山巨源即山涛,“竹林七贤”之一,与嵇康为知交,后投靠司马氏。他从吏部郎转迁为散骑常侍时,举荐嵇康以自代,希望嵇康放弃与司马氏对抗的立场,以免遭到危险。嵇康作此书断然拒绝,并宣布与之绝交,表示自己决不屈节妥协。当然,他不能公然从政治上表示对立。信中陈述自己不能就职的理由,是推崇老庄,任真纵放,无法忍受礼法的羁勒和俗务的纠缠。借这种表白,显示出桀傲不驯的态度。他要求对方尊重自己的个性和志趣,提出“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又譬喻说:“此犹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汤蹈火;虽饰以金镳,享以佳肴,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这种个人意识和追求个性自由的精神,正是魏晋文学最显著的特色,在中国古代文学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辉。
  在自我表白的同时,作者还辛辣地讽刺挖苦山涛和整个司马氏政治集团。他说山涛:“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又描摹官场景象:“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尖锐地斥责了山涛及其他依附司马氏的人们毫无操守、投机多变。更有甚者,他还宜称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实际是讥刺司马氏为了篡权而制造礼教根据。据说司马昭读了这几句话,对嵇康很痛恨。嵇康最终被杀,与此有直接关系。
  总之,这篇书信全面反映了作者的人格。虽非正面立论,却毫无闪烁含糊之辞,放言无惮,辞锋犀利,风调峻切。用生动的语言,写出作者的真实感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嵇康的诗歌成就虽不如阮籍,但四言之作仍有特色。其《幽愤诗》作于因友人吕安的冤案被构陷入狱时,自述身世、志趣和耿直的性格。《赠秀才从军》更是激昂有气之作,第九、第十四两篇尤其受人喜爱:
  良马既闭,丽服有晖。左揽繁弱,右接忘归。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凌厉中原,顾盼生姿。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这组诗原是嵇康为了送哥哥嵇喜从军而写的,但诗中借想象嵇喜从军后的生活,实际表现了作者自己的人生情趣。“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写得何等有生气。“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又是那样潇洒脱俗,充分体现了作者高远的情怀。所谓“魏晋风度”,于此生动可见。
  “竹林七贤”的其他几人,都很少有作品流传,只有刘伶的《酒德颂》和向秀的《思旧赋》比较有名。《酒德颂》赞美纵酒任诞、蔑视礼法的生活,可以看出当时风气。《思旧赋》是向秀思念故友嵇康、吕安的抒情短赋。全篇总共不足二百字,几乎刚开头就结束了。但从这种欲言而难语的文章体制和文中悲凄的感情气氛,可以看出作者心情的沉重,以及当日政治的黑暗与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