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
     
 
 
南朝诗文与民歌

  宋武帝刘裕取代东晋后不久,北方也由北魏孝武帝拓跋焘实现了统一。经过一段双方均无所获的战争,南北朝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对峙时期。在南方,频繁的政权更替,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的不安定。但另一方面,这种政权更替,并不像其他时代那样在社会大崩溃的情况下完成,其破坏性相对要小得多,所以经济、文化的发展仍然很迅速。
  我们在本编的《概说》中已经说明:经过魏晋进入南朝,文学的价值和特性受到了高度重视,人们对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也表现出更为浓厚的兴趣。尤其南朝几代皇帝中,不乏有成就的创作家和批评家,许多宗室也以爱好文学、喜招纳文士著称,这种来自最高阶层的提倡,有力地刺激了文学的繁荣。
  南朝文学的风气,尤以追求新变为突出。新的题材、新的形式、新的风格不断出现,在并不算很长的时间内,文学的面貌发生了许多变化。在各种文学批评著作中,“新变”被明确地提出来作一种重要的价值标准,作家也以此为努力的目标。如梁、陈两代的著名诗人徐陵,《陈书》本传概括其文章特点,是“颇变旧体,多有新意”,而在他写给族人徐长孺的信中,却还是惭愧自己缺乏新变。这在总体说来比较守旧崇古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可以说有着不寻常的意义。
  但是,南朝文学也有其明显的偏狭性。
  在这个时代,上层权力之争异常激烈,篡乱相寻,而士族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他们的权力和利益并不完全依赖于一姓一室的恩赐,只要不卷入具体的政治斗争,他们的地位就可以不受改朝换代的影响。因此,士族对于所谓君臣之义并不看得很重。正如《南齐书·诸渊传论》所说:“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这是一种与政治斗争保持距离的态度。另一方面,士族又和普通民众的生活相脱离。因此,他们的文学也就很少反映社会的政治状况和普通民众的生活情形。
  南朝的帝王和贵族,大多满足于江南富庶的经济所提供的物质与文化享受,在政治上缺乏雄心与自信,人生态度也缺乏强烈的冲动,因此,他们的文学自然也就难以形成雄壮有力的美学风格。尽管,在理论上,他们并不是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风骨”即文学的生气与力度,作为文学作品的一条重要的价值标准,正是在南朝建立起来的。很多诗人也曾企图通过边塞题材来提高作品内在的激情与感染力。但是,虽然这种尝试给后人留下重要的启发,然而由于他们的创作并不是实际生活的结晶,而只是出于虚拟、想象,成功率并不高。
  上述因素,造成了南朝文学的一些基本特点。从内容来说,主要反映文人自身的日常生活情趣、周围环境,以及他们所认识到的人生的普遍现象。在这些范围内,题材是充分开展的。一切符合于当代审美观念的对象,都被搜索来写入文学作品。尤其是有关山水自然、有关女性以及男女之情的题材,更得到集中的表现。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对于艺术形式的强烈追求。在诗歌领域,出现了四声的运用,产生了诗的格律,诗型也多样化了;在文的方面,魏晋以来骈偶化的倾向进一步发展,文章变得更加工整,并在后期逐渐形成所谓“四六文”的体制。诗文的辞采,也更加讲究,越来越精丽工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