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
     
 
 
第一节 刘宋诗文

  刘宋诗文的作者,主要是谢家子弟加上颜延之、鲍照等。当代文学的突出现象,从题材来说,是继承东晋后期文学的趋势,从玄言诗风的笼罩下摆脱出来,掀起山水文学的新潮,代表人物是谢灵运;从语言、修辞来说,是继承从曹植到陆机、张协的传统,追求文辞的典雅华美,和状物的工巧刻炼,并多用对偶,代表人物是谢灵运和颜延之。鲍照既有接近谢灵运的一面,也有新的创造。这主要是他的乐府体汲取民歌的特点,造成华艳、浅俗、雄放的风格,对齐梁文学造成很大影响。总之,东晋时期玄学侵入文学,使文学呈现枯寂的现象,在这时得到彻底的扭转。《文心雕龙·明诗》对刘宋初诗歌的演革作了一个大概的描述:
  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以追新。
  尽管“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说得过于简单,但这一节概括还是得其要领的。
  谢灵运(385—433),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附近)人。出身于东晋最显赫的世族家庭,祖父谢玄是淝水之战的主将。他年轻时即袭封康乐公(入宋后依例降爵为侯),故世称谢康乐。有《谢康乐集》。谢灵运门第既高,天资过人,所以为人性格十分高傲,政治上的企望也很大。然而,他却缺乏政治家的素质,处处流露出诗人式的敏感、显露、急躁,所以注定要遭到失败。少帝时,他因卷入最上层的权力之争,又时常诋毁执政大臣徐羡之等,被遣出为永嘉太守。不久称疾隐居。文帝即位后,谢灵运再度入朝,但只被视为文学之臣,遂意怀不平。他平时行为不检,高傲横恣,使朝廷为之不安。诸臣迎合上意,屡次上表奏劾,使他一再受到打击。最后在任临川内史时,又遭纠劾而将被收捕,谢灵运无法忍受耻辱,谋图举兵反抗,终于被杀。
  谢氏家产丰厚,因此,谢灵运在任职永嘉、临川及隐居家乡始宁时,经常带领僮仆、门生四出探奇寻胜。《宋书》本传说他:“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障千重,莫不备尽。”游历的经过,便用诗来纪述。“每有一新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同上)谢灵运和陶渊明差不多同时。但陶渊明的田园诗,在当时并无影响,谢灵运则凭藉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出众的才华,以迎合贵族趣味的语言风格、新颖的内容,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演变。
  在这些山水诗中,表现出作者对自然景物之美的高度敏感和刻画、再造而使之成为精美的诗歌意象的能力。《登池上楼》中“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一联,历来脍炙人口,好处就在于能够抓住初春时节景物中细微而不易察觉的变化。不过,这种平易的句子在谢诗中为数不多,更多的是那些以刻炼见长的描绘。如“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游南亭》),“日末涧增波,云生岭逾叠”(《登上戍石鼓山》)等等,都是非常精致的。《诗品》说谢诗“杂有景阳(张协)之体,故尚巧似”,确实不错。但谢诗的状物巧似,比前人更为逼真,富有特征。
  正如陶渊明笔下的田园风光蕴含着陶渊明的人格精神一样,谢灵运笔下的山水也是人格化的。先以他用得颇为别致的“媚”字为例,“绿筱媚清涟”(《过始宁野》)、“孤屿媚中川”(《登江中孤屿》),都有拟人的意味,“媚”字在这里表现了一种超拔俗流、孤芳自赏的情怀。再推广而言之,谢诗的意境,大抵具有幽深、明丽、孤峭的特征;尤其是他笔下的山势,极少呈现平远悠渺之状,而多是峥嵘层迭、线条锐利、很有力量的状态。这和他的个性及写作时的心境有关。谢灵运的山水诗,几乎全都是在他政治上失意的时候写作的。他企图通过对山水的欣赏来忘却现实的压迫,但出于高傲和褊躁的个性,一种贤者不能为世所用的孤独和苦闷,总是顽强地冲破超然物外的要求,在诗歌中呈现出来。所以,他的山水诗,常常是外在的平静和内在的不平静的结合。
  朝搴苑中兰,畏彼霜下歇。暝还云际宿,弄此石上月。
  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异音同至听,殊响俱清越。
  妙物莫为赏,芳醑谁与伐?美人竟不来,阳阿徒晞发。(《石门岩上宿》)
  羁心积秋晨,晨积展游眺。孤客伤逝湍,徒然苦奔峭。
  石浅水潺湲,日落山照耀。荒林纷沃若,哀禽相叫啸。
  遭物悼迁斥,存期得要妙。既秉上皇心,岂屑末代诮。
  目睹严子濑,想属任公钓。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七里濑》)
  以上二篇是谢诗中的名作,大致可以看出他的一般特点。《南史·颜延之传》载鲍照语,说谢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此所谓“自然”,当是指其描摹山水,能得真实之貌。谢诗的语言实际雕琢很深。他所要表现的是充满新鲜感的、幽深明丽、色彩丰富的自然景观,以及诗人在这山水面前油然而生的新奇、惊讶、倾慕之感,如果不是惨淡经营、钩深索隐,就难以达到充分的效果。这也是当时人所理解的一种“自然”,他们并不认为只有陶渊明那样的平易浅近的语言才是“自然”。
  至于谢诗在语言方面的疵病,一是有时铺排过甚,如《诗品》所言,“颇以繁富为累”;二是有些对句显得板滞无精神;三是多使用典故和深奥的书面语,读来拗口而且费解。谢诗还有一个明显的毛病,即大多是前半部分写游览经历和山水风光,结尾来一段老庄(有时是佛学)哲理,这几乎成了一套固定程式,明显带有玄言诗的痕迹。他既不能像陶渊明那样,将哲理融化在形象中,而且,他所表述的那些鄙视世俗荣名、以超脱为高尚的道理,跟他的性格以及诗歌中的内在情绪也不合,总不免显得勉强、累赘。
  谢灵运的山水诗比起陶渊明的田园诗来,显然更富于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其人生精神也较为强烈。此外,谢灵运在诗歌语言的表现技巧方面,有着重要的贡献;由他开创的山水诗,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最重要的流派之一。所以,尽管一般认为他的诗在艺术境界上没有达到陶渊明的高度,但是,要论对南北朝到唐代诗歌的实际影响,却明显超过陶渊明。这一点在了解中国诗史时绝不可忽视。
  谢灵运除山水诗以外的作品,主要是拟古的乐府诗,成就不高。倒是模仿南方民歌风格的二首《东阳溪中赠答》比较值得注意。
  可怜谁家妇,缘溪洗素足。明月在云间,迢迢不可得。
  这是第一首,语言浅切委婉,后二句的比喻非常漂亮。从东晋孙绰、王献之等人开始,文人模仿南方民歌的现象就零零星星地出现,经过鲍照到齐梁,成为一时之盛。
  谢氏宗族中有文名的很多,除谢灵运外,谢惠连、谢庄,均是当日文坛上的重要人物。他们也有诗名,而以二篇工于写景状物的小赋最负盛誉——谢惠连的《雪赋》,谢庄的《月赋》。《雪赋》假托司马相如与梁孝王的对话,描摹雪景。“联翩飞洒,徘徊委积。始缘甍而冒栋,终开帘而入隙;初便娟于墀庑,末萦盈于帷席。……眄隰则万顷同缟,瞻山则千岩俱白。”写得很细致,“联翩”、“徘徊”、“便娟”、“萦盈”这些摹态词,都选得比较精当,能够表现飞雪的状态,并且有声音之美。《月赋》也是假托王粲与曹植的对话,以描摹月景。
  比较前者,语言更为工丽,并且把朦胧悠渺的月色与惆怅的情绪相互渗透,达到了较好的抒情效果。像“白露暧空,素月流天”,这样的句子可谓极锤炼之工。又如下一节:
  若夫气霁地表,云敛天末;菊散芳于山椒,雁流哀于江濑;升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列宿掩缛,长河韬映;柔祇雪凝,圆灵水镜;连观霜缟,周除冰净。
  写月中世界,如此晶莹剔透、空明澄虚,真可令人消释烦虑,心志清宁。总之,从这样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南朝文学对美的追求,以及语言表现能力的进一步发展。
  颜延之(384—456)字延年,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
  先仕于晋,入宋后官至光禄大夫,故又称颜光禄。他为人好酒疏诞,不肯曲阿权要。儿子颜竣做了大官,他也很讨厌。颜诗现存的大多数是应酬唱和之作及拟古乐府,这一类诗习惯上是显示学问才华的,颜延之似乎更突出。语言艰深,喜铺陈,重藻饰,且好用典故和对仗句式,因此形成繁密深重、华美典雅的风格,鲍照讥之为“若铺锦列绣,亦雕绘满眼”(《宋书》本传)。这是自陆机、潘岳以来诗歌修辞化倾向的极端发展。其中时或有些较美的景句,如“庭昏见野阴,山明望松雪”(《赠王太常》),颇有油画般色彩凝厚的特点。但在感情比较强烈的场合,他的诗歌的面貌会有所不同。
  东晋末,颜延之奉使去北方,往返途中作有《北使洛》和《还至梁城作》二诗,虽说也是用辞深雅,但并无堆垛之病,描绘北方的残破景象,抒发心中悲怆之情,真挚感人。“阴风振凉野,飞云瞀穷天”,“故国多乔木,空城凝寒云”,情景都很深沉,不多让人。《五君咏》尤为变调。诗咏“竹林七贤”中除山涛、王戎外的五人(因二人依附晋室而得富贵),实以自抒胸怀,文辞质朴简练,风调激切刚劲。如《嵇中散》: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验默仙,吐论知凝神。
  立俗忤流议,寻山洽隐沦。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
  诗写出嵇康的人格,也写出自己的志趣。结末振响,意气慷慨。
  鲍照(约414—466)字明远,祖籍上党,后迁于东海(今江苏涟水附近)。他与谢灵运、颜延之并称为“元嘉三大家”,但生平遭遇及文学创作与二人有很大不同。鲍照出身寒微,自称“家世贫贱”,是“负锸下农”(《谢秣陵令表》)。二十多岁时,他在临川王刘义庆门下,因献诗被赏识,擢为王国侍郎。以后担任过太学博士及县令等低级官职。最后任临海王刘子顼参军,在刘子顼举兵叛乱失败时,死于乱军中。世人因此称他为鲍参军。有《鲍参军集》。尽管鲍照“才秀人微,取湮当代”(《诗品》语),但他的文学作品的价值,却越来越受后人重视,以至被推举为刘宋时代成就最高的作者。
  鲍照的人生道路,是向着士族门阀制度抗争的,同时又是郁郁不得志和悲剧性的。以前左思也曾用诗歌抒写对门阀制度的不满,但他终于“高步追许由”,走向了归隐。鲍照却不然。他是一个性格和人生欲望都非常强烈的人,毫不掩饰自己对富贵荣华、及时享乐、建功立业等种种目标的追求,并且认为以自己的才华理应得到这一切。在他向刘义庆献诗时,有人因他身份低卑而加劝阻,他勃然道:“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沈没而无闻者,安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智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南史》本传)在《飞蛾赋》里,他又写道:“本轻死以邀得,虽糜烂其何伤?岂学山南之文豹,避云雾而云藏!”老庄哲学中一切消极遁世,委顺求全的东西,都与他的思想格格不入。他只是不顾一切地要以自己的才能实现个人的价值。而当他的努力受到社会现实的压制、世俗偏见的阻碍时,心灵中就激起冲腾不息的波澜,表现出愤世疾俗的深沉忧愤。这是窥见鲍照的作品何以形成其独特风格的门径。
  鲍照的诗歌明显分成五言古体和乐府体二大类。五言古体大抵是纪述行旅及赠答酬唱之作,产生于某种特定的经历。乐府体的情况与此不同。有些是按乐府题意写作,有些是生活经历中的感触,无论哪一种,都牵涉到有关人生和社会方面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鲍照诗歌的特出成就在乐府体,这些诗用辞警醒,色泽浓郁,节奏奔放,显示出感情的冲动、激荡与紧张,极少有松弛平缓之笔,造成前所未有的、富于刺激性的总观。梁代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将当代文体,分为三种,其中之一是:“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魄。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这主要指鲍照的乐府诗而言,尽管语带贬意,概括还是较为准确。
  在鲍照的乐府诗中,可以看到对享乐生活毫无掩饰的歌唱,如《代堂上歌行》写道:
  四坐且莫喧,听我堂上歌。昔仕京洛时,高门临长河。
  出入重宫里,结友曹与何。车马相驰逐,宾朋好容华。
  阳春孟春月,朝光散流霞。轻步逐芳风,言笑弄丹葩。
  晖晖朱颜酡,纷纷织女梭。满堂皆美人,目成对湘娥。
  虽谢侍君闲,明妆带绮罗。筝笛更弹吹,高唱相追和。
  万曲不关心,一曲动情多。欲知情厚薄,更听此声过。
  这诗当是追忆仕于京城时交结贵族的生活经历,对那种奢华场景,流露出艳慕之情。其主要的意旨,乃是说当好春光、好年华,男女感通,须尽情欢乐。
  生于贫贱而不安于贫贱,羡慕富贵而又鄙视富贵者,造成鲍照某些乐府诗内涵的复杂性。如《代结客少年场行》:
  骢马金络头,锦带佩吴钩。失意杯酒间,白刃起相雠。
  追兵一旦至,负剑远行游。去乡三十载,复得还旧丘。
  升高临四关,表里望皇州。九衢平若水,双阙似云浮。
  扶宫罗将相,夹道列王侯。日中市朝满,车马若川流。
  击钟陈鼎食,方驾自相求。今我独何为,坎壈怀百忧!
  这诗写游侠题材,重点却放在侠士久游归来后的惆怅。“升高临四关”以下,是用俯视的描绘,语带讥讽,意气雄壮,结末却是自伤不遇。将其题旨加以引伸,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社会有一定的规范,权力有一定的构成方式,越出于社会规范之外的雄迈不羁之士,难以为社会的权力结构所容纳。另一首《代放歌行》,写“旷士”对于官场的钻营奔竞的轻蔑,但结束“今君有何疾,临路独迟回”二句,同样隐藏着伤感的情绪。
  在鲍照的乐府诗中,更多的是倾泻内心的不平之愤。而且他常常把自身的体验引伸为对整个社会的认识,代表贫寒之士对贵族垄断权力、独享荣华的现状提出强烈的抗争,并在诗中反映普通民众的不幸遭遇。这使得鲍照的诗歌具有南朝其他诗人很少具有的较为广阔的社会面。如《代贫贱苦愁行》,从各方面描述了贫贱者的艰难困窘、孤独无助,最后甚至说:“以此尽百年,不如还窀穸”——这样度过一生,还不如早归黄泉!他的《代东武吟》,以拟古的形式,写汉代一个士兵少壮从军,老暮归来,虽九死一生,立下战绩,却不得封赏,晚景凄凉困苦。这实际也是以现实社会的不平为背景的。《拟古》按诗体分应属五言古诗,但其风格是乐府体的,其第六首甚至托古讽今,直接揭露了沉重的赋税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岁暮井赋迄,程课相追寻。田租送函谷,兽藁输上林。河渭冰未开,关陇雪正深。笞击官有罚,呵辱吏见侵。”这在南朝诗中是极为少见的。
  以上所举,都是五言乐府(《拟古》是特例),此外,鲍照还作有以《拟行路难》十八首为代表的七言乐府。其内容与五言乐府相类,尤多感愤不平之辞,艺术上更有独创性。
  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
  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二诗均写贫士失遇的苦闷,但充满抗争的精神,感情充沛而强烈。诗中的形象显示动势,而句式长短不齐,富于变化。感情、形象、音节完美地结合起来,形成雄恣、奔放的风格。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鲍照在七言诗发展中的地位。在鲍照以前,只有整齐的七言诗。虽然这种诗体到了曹丕的《燕歌行》已经相当成熟,但一则作者寥落(自建安到刘宋,现存较为重要的作品唯有晋代舞曲歌辞《白纻舞歌》),一则其形式仍是每句押韵,节奏单一,不够流转变化。它的进一步发展,要等到梁代。以七言句为主而杂以其他各种句式的乐府歌行,则是鲍照的新创。所以,鲍照既是第一个有意识致力于七言诗创作的诗人,又是杂言式七言歌行的开创者。他所开创的这一诗型,音节错综变化,大体隔句用韵,雄恣奔放,尤其适宜表达激荡不平的感情。所以唐代李白等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诗人,尤其喜好使用它进行创作。
  鲍照还是南朝最早有意识地写作边塞题材的诗人。这些诗不一定反映当时实际发生的战争,从其创作意识来说,主要是通过战争、边塞风光、军旅生活等激动人心的内容,追求高度紧张、富于刺激、雄壮有力的诗情。这是鲍照的性格和审美趣味的反映。以后梁、陈的诗人普遍重视边塞题材的独特的审美价值,无疑与鲍照的影响有关。他的边塞诗虽然为数不是很多,但涉及的方面颇为广泛。如《代出自蓟北门行》,着重写将士为国捐躯的壮烈情怀。“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四句,写沙场景象,雄峻有力,渲染出悲壮的情调。而后以“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收结,就丝毫不显得空洞了。《代苦热行》则着重写战争的艰苦,“汤泉发云潭,焦烟起石圻”,“丹蛇逾百尺,玄蜂盈十围”等诗句以奇峭、夸张的笔法写南方景物,有惊心动魄之感。此外,《拟行路难》之十三、十四写远离故土的将士对家乡、妻子的怀念,《代东武行》写军中的不平等,都有生动感人的效果。后世边塞之作千变万化,大要不离以上几种的基本范围。
  鲍照的乐府诗主要是利用汉魏旧题而加以改造,此外也有一部分模拟南方民歌的作品,如《吴歌》三首、《采菱歌》七首。以前也有诗人从诗歌体制、语言风格上模仿南方民歌,但明确标出吴声、西曲的歌名,这还是最早的。从中可以看出南方民歌对文人创作的影响正在进一步深化。并且,鲍照受南方民歌的影响,不仅反映在这十余篇诗作中。他的其他乐府诗,虽是拟汉魏旧题,但语言华艳而浅近,多少也吸取了南方民歌的特点。
  在诗歌史上,鲍照的乐府诗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建安时曹植、王粲等人的乐府诗,已开始有雅化的倾向,但总体上还不离闾里歌谣之质。后来陆机、潘岳、谢灵运、颜延之等著名诗人,都是向典雅深密的方向发展,乐府诗渐渐已经失去了生气。到了鲍照才有了一个新的转折。他把汉魏乐府的质朴刚健与南方民歌的艳丽浅俗结合起来,再加以文人创作的辞采,在语言风格上显示出新的特点。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诗中贯注了强烈的激情,无论写景写人,都带有鲜明的主观感情色彩,使乐府诗重新勃发出昂藏飞动的神气。此后梁代诗人追求雅俗结合,可以说是鲍照诗歌艺术一个方面的延续。而他的另一方面,即富于力度、充满激情、自我形象鲜明的特点,则影响了唐代李白、杜甫等大诗人。胡应麟《诗薮》称其“上挽曹、刘之逸步,下开李、杜之先鞭”,毫不为过。
  鲍照非乐府类的五言古诗,总体上与以谢灵运为代表的主流风格相近,文辞较为典雅,雕琢颇深。其中有大量纪述行旅的作品,写景成分很多,虽非专门描摹山水,实际也可以说是山水诗的一个分支。不过在鲍照的笔下,已经没有什么谈玄说理的东西了。论状物的工巧深切,他不如谢灵运,但气势往往更显得雄健。这主要是因为,鲍照较喜欢选择动态的景物,并且常加以夸张,以构造诗中的意象,带有更明显的主观色彩。如《还都道中》:“急流腾飞沫,回风起江濆。”《上当阳还都道中》:“腾沙郁黄雾,翻浪扬白鸥。”即使是静景,他往往也写得具有动感,如《行京口至竹里》:“高柯危且辣,锋石横复仄。”《还都至三山望石头城》:“攒楼贯白日。”《岐阳守风》:“广岸屯宿阴,悬崖栖归月。”这些地方都很明显地表现了诗人易激动、不平衡的心理。这种写景手法,即使说并非始于鲍照,至少也是在他的诗里,才形成鲜明的特点。它对后代诗人(如李白),同样是影响很大的。
  鲍照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也是一位杰出的辞赋与骈文作者。他的《芜城赋》与《登大雷岸与妹书》,都是盛传不衰的杰作。
  《芜城赋》以夸张笔法将广陵城昔日的繁荣与它在宋代两次遭到兵祸后的荒凉景象相对照,哀叹战争的惨重破坏和世事迁变无常,透露了非常沉重的时代的伤感,同时也有讥刺权势者繁华如梦的意味。尤其是写战乱之后景象的一节,作者将主观情绪渗透在客观景物之中,以悲怆的语调、峭拔的气势、阴森狞厉的形象,描摹这座荒弃的城市:
  泽葵依井,荒葛罥塗。坛罗虺蜮,阶斗麏鼯。
  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风嗥雨啸,昏见晨趋。
  饥鹰厉吻,寒鸱吓雏。伏虝藏虎,乳血餮肤。
  崩榛塞路,峥嵘古馗。白杨早落,塞草前衰。
  稜稜霜气,蔌蔌风戚。孤蓬自振,惊沙坐飞。
  灌莽杳而无际,丛薄纷其相依。通池既已夷,峻隅又以颓。
  直视千里外,唯见起黄埃。凝思寂听,心伤已摧。
  所有的景物都经过有意选择,并包含一定的虚构与夸张,以求达到作者所需要的效果。所以,这座“芜城”在作者笔下,并不是一座死城,而是一座惊心动魄的恐怖之城。这种描写,在乐府诗《代苦热行》中也出现过,在这篇赋中更为突出。它除了表现比较明确的思想主题以外,还体现了一种特殊的审美趣味。这就是通过有力的语言构造描绘出阴森可怖的意象,以获得富有刺激性的、震荡人心的特殊美感。在鲍照之前,楚辞《招魂》有相似的内容,但从审美意识来说,恐怕并不是如此明确的。
  《登大雷岸与妹书》,是鲍照在从建康去江州的途中,写给妹妹鲍令晖(也是一位女诗人)的家书。书中除首尾略述旅途之感受外,基本都是对所见自然景色的描写,运用赋体的手法,是当时文章的新体。语言风格,与作者其他诗文相类,色彩瑰丽,用辞雄健有力。而写景之生动,尤为稀见。
  南则积山万状,负气争高,含霞饮景,参差代雄,凌跨长陇,前后相属,带天有匝,横地无穷。东则砥原远隰,亡端靡际。寒蓬夕卷,古树云平。旋风四起,思鸟群归。静听无闻,极视不见。……西南望庐山,又特惊异。基压江潮,峰与辰汉相接。上常积云霞、雕锦缛。若华夕曜,岩泽气通,传明散彩,赫似绛天。左右青霭,表里紫霄。从岭而上,气尽金光,半山以下,纯为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镇控湘、汉者也。
  画面阔大,气象万千,群山众水,均呈动势,光色耀目,令人应接不暇。作者驾驭文字的才华,确是不凡。
  宋代另一位诗人汤惠休,生平不详,只知他原来做过和尚,孝武帝因其有才,命使还俗,官至扬州从事史。时人将他与鲍照并提,有“鲍、休”之称。实际汤的成就远逊于鲍,只是他们的诗歌都有学习南朝民歌、语言转向华艳浅俗的特点。《南史·颜延之传》载颜对汤惠休的批评说:“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谣耳。”从中既可以看出汤诗的风格,也可以看出当代诗人崇雅与趋俗的对立。他现存作品只有十一首,基本上都是乐府诗,很明显地体现出吴声、西曲那种委婉妩媚的韵致。如《杨花曲》:
  葳蕤华结情,宛转风含思。掩涕守春心,折兰还自遗。
  汤惠休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也就在于他和鲍照一起,代表了文人诗与民歌的重新结合,成为齐、梁文学的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