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
     
 
 
第二节 齐代诗文

  齐朝立国只有二十多年。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一是“永明体”的出现,一是艳体诗的露头。
  永明是齐武帝年号(483—493)。当时,围绕着武帝次子竟陵王萧子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学集团。当代凡稍有才名者,均曾为竟陵藩邸所网罗。其中最著名的,是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八人,号为“竟陵八友”。八友中的沈约和另一位同样与萧子良交密的周颙,是声韵学的专家,他们把考辨四声的学问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创为四声八病之说;谢朓、王融、范云等人也积极参与这种新诗体的创作,造成了古体诗向格律诗演变的一次关键的转折。《南史·陆厥传》说:
  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为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二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大略地说,永明新体诗的声律要求,以五言诗的两句为一基本单位,一句之内,平仄交错,两句之间,平仄对立。其余类推。另外又要求避免平头、上尾等八种声韵上的毛病,即“八病”之说。只是“八病”的规定过于苛细,当时人即不能完全遵守,后来定型的律诗也并不避忌所有“八病”。除了四声八病的讲究,永明体还有一些写作上的习惯。如篇幅的长短,虽无明确规定,但通常在十句左右。由此发展下去,形成律诗的八句为一首的定格。还有,除首尾二联外,中间大都用对仗句,这也成为后来律诗的定式。
  声律的运用首先是在五言诗的范围内。大致到陈代,五律已经基本成熟,而后唐人将之改进得更为细密并加以定型化。七言诗的律化主要是在唐代完成的。在诗歌走向律化的同时,骈文、辞赋也受到影响,出现讲究平仄、调谐声韵的现象,只是不像诗歌那样严格。由于运用声律以求新变,从总体上说,齐代以后的诗文都更加严整工丽。
  声律论的提出和运用,直接的原因,是诗歌大多已脱离歌唱,因而需要从语言本身追求音乐性的美。但它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因为讲求了音乐性,提出了“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南史·王筠传)引谢朓语)的审美观念,这就开始矫正了晋、宋以来文人诗的语言过于艰深沉重的弊病,而转向清新通畅。因为艰深的词语即使在声律上符合要求,但由于阅读上的阻隔,也不能达到流走畅利的实际目的。再则,由于新体诗的篇幅有一定的限制,不容许过去那种肆意铺排、一味卖弄才华学问的写法。作为一种流行的风气,即使并非新体诗,芜杂拖沓的毛病也渐渐少了,明净凝炼的作品开始多起来。这是一个意味深远的变化,对于梁、陈直到唐代诗歌的语言风格,造成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所谓“艳体诗”,远源可以追溯到汉代历史悠久的描绘女性美的赋,近因则是模仿南朝民歌的结果。南朝民歌有两个基本的特点,一是语言华美,色彩秾艳,一是内容多写男女之情。这种情诗,有委婉含蓄的,也有相当直露的。如《子夜四时歌》中:“开窗取月光,灭烛解罗裳。含笑帷幌里,举体兰惠香。”就很是绮艳。由于南朝社会传统道德意识有所淡化,加以民间风情小调的熏染,从鲍照开始,诗中已经有了艳情成分,至齐代谢朓、沈约等人更甚。谢诗《赠王主簿》:“轻歌急绮带,含笑解罗襦。”沈诗《六忆》:“解罗不待劝,就枕更须牵。复恐旁人见,娇羞在烛前。”明显可以看出与民歌的关系。这种艳体诗就是梁代宫体诗的先导。
  齐代文人众多,但大多在后代还有重要的文学活动。所以在本节中,只介绍卒于齐的谢朓与孔稚珪。
  谢朓(464—499)字玄晖,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附近)人。他与同族前辈谢灵运均擅长山水诗,所以后人有“大小谢”的并称。谢朓于永明初出仕,先在京城任职,经常出入竟陵王萧子良的藩邸,为“八友”之一,享有很高的文学声誉。后在荆州任随王萧子隆幕僚,深受赏爱。这一时期他的境遇较好。永明十一年,谢朓因遭受谗言被召回京师后,逐渐陷入困境。虽然,他的官职不断提高,从宣城太守做到尚书吏部郎,但由于他的家族和个人的声誉,从萧鸾(明帝)篡政,到始安王萧遥光谋废东昏侯自立,都曾拉拢他以为羽翼,使他深感危险。终于,还是因为他有意泄漏了萧遥光的阴谋,被诬陷下狱而死,年仅三十六岁。有《谢宣城集》。
  作为显赫世族的谢氏,由于过多卷入上层权力之争,不断有人死于非命,谢朓的两个伯父是在宋代被杀的,他的父亲谢纬也差一点牵连进去。所以,谢朓虽出身华胄,仕途顺达,对于险恶的政治现实,却深有畏惧。他没有谢灵运那一份野心和高傲,而是软弱谨慎,处事犹豫,惟求自保。但他的死却又和他的反复不决有关。由于谢朓的性格,他的诗歌中的感情,大多表现为迷惘、忧伤,写景也大多是清丽悠远,极少有强烈激荡的情绪,也极少有尖锐的线条,刺目的色彩,和跃动不宁的形象。
  永明前期,谢朓作为“竟陵八友”之一,主要在建康活动,所作大多为游宴酬唱之作。如《游东田》:
  戚戚苦无悰,携手共行乐。寻云陟累榭,随山望菌阁。
  远树暧阡阡,生烟纷漠漠。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
  不对芳春酒,还望春山郭。
  这类诗均以写景见长。尤其突出的,是善于从寻常景物中发现新鲜动人的美感,构造清丽的意象,令读者觉得亲切。除本篇中“远树”以下四句,像《和徐都曹出新亭渚》中“日华川上动,风光草际浮”之句,也是绝好的例子。在写作方法上,也不像谢灵运那样一一纪述游历过程,寓目成句、随意铺排,而更多地对自然景物作选择、提炼,重新加以安排,从而摆脱了过去文人诗常见的冗长、深芜的弊病。所用的辞语,既是精炼的、诗化的,却又浅近易解。这就容易达到他所提出的“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的要求。
  谢朓作于永明十一年以后的诗,很多蕴涵着仕宦的忧虑。虽是同样以写景见长,但写景与抒情的结合要比前期密切,内容也因此显得丰富一些。
  灞涘望长安,河阳视京县。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
  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
  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霰。
  有情知望乡,谁能鬒不变。(《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这首诗作于刚刚离京赴宣城任太守的旅途中,诗中愁绪不仅是离乡的伤感,也掺杂着对复杂的政治无可奈何的心理。写景的“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一联,并不是苦心雕琢,但绝非常人所能道。这是对美好景物的敏感和美妙联想的结合,所以自然秀丽。难怪李白要说:“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常忆谢玄晖。”(《金陵城楼月下吟》)
  谢朓还写了不少乐府诗。他的非乐府诗,有吸收乐府民歌之长的地方;他的乐府诗,却又涵化以文人的素养,使之摆脱俚俗风格,语言在浅近中呈精致,意蕴在明晓中显婉转。尤其是五言四句的小诗,原是南朝民歌中最普遍的一种形式,过去文人也有一些模仿之作,但只是模仿而已。到了谢朓手中,才形成与民歌显然不同的特点,使之成为文人诗的一种新诗体,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五绝。
  落日高城上,余光入繐帷。寂寂深松晚,宁知琴瑟悲。(《铜雀悲》)
  夕殿下珠帘,流萤飞复息。长夜缝罗衣,思君此何极?(《玉阶怨》)
  严羽《沧浪诗话》说:“谢朓之诗,已有全篇似唐人者。”这除了声律的因素之外,还因为诗歌的语言经过长期探索、磨炼,到了谢朓时更加纯熟了。在谢灵运、颜延之的诗中,还是很容易找到病句、累句,在谢朓诗中就极为少见。对于谢诗的清新秀发、自然流转,李白曾多次表示钦佩。而他的诗,也是以清新自然见长的。
  孔稚珪(447—501)字德璋,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曾任太子詹事等职。作品以骈文《北山移文》最著名。“移文”本是一种官府文书。本文用拟人手法,以北山(即钟山)之灵的名义,指斥一位初以隐逸自高、后则变节游宦的“周子”,阻止他再从此山经过。或以为此文是讥讽与作者同时的周颙的。但文中所述情况,与周颙仕历不符,况且孔稚珪一生都在做官,实在也不好一本正经地指责别人不够清高。所以说,这应是一篇俳谐之作。但它虽然是游戏的雅谑的文章,文中所嘲笑的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始以孤高而终于卑俗的行为,却是南朝文人中一种颇为普遍的现象,不能说没有社会讽刺的意义。文章起伏变化,腾挪多姿,句子简截有力,绘声绘色,富有妙趣。前半部分先大肆称誉“周子”的清高,如“风情张日,霜气横秋”的比拟,极言其风度情致之高超,操守气概之凌厉。忽然转入这位“高士”的变情趋俗之状:“及其鸣驺入谷,鹤书赴陇,形驰魄散,志变神动。尔乃眉轩席次,袂耸筵上;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笔势一跌千丈,在鲜明的对比中,造成强烈的滑稽感。以拟人手法刻画风物情状,也是本文的显著特色。如写“周子”出仕后山林的寂寥:
  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独举,青松落阴,白云谁侣?涧户摧绝无与归,石迳荒凉徒延伫。至于还飙入幕,写雾出楹,蕙帐空兮夜鹄怨,山人去兮晓猿惊。
  由于把自然风物当作有灵性的东西来描绘,形象更为鲜明,感情气氛也格外浓厚。写山林待人,实际正是反映人对山林的向往,这里无疑包涵了作者自己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