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
     
 
 
北朝诗文与民歌

  自晋室东渡,北方为少数民族所统治。由于知识阶层的流失,而少数民族统治集团自身缺乏文化传统,再加战争不断,经济萧条,精神生产得不到必要的保障,整个十六国时期一百数十年中,北方文学极为寂寥,没有产生什么重要的作家、作品。
  至北魏统一北方,社会逐渐安定。而后来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政策,重用汉族知识分子,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融合。此时文学也开始出现转机。但当时首先受到重视的是直接有利于统治轶序的儒学,文学的地位远不如在南方那样重要。北魏后期出现了几位较著名的文人。代表北方土著文人最高创作成就的,是两部并非纯文学的著作——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而文坛上的一些领袖人物,其艺术造诣既不足与南朝大家相抗衡,其作品主要也是模拟南朝文学。《颜氏家训·文章》篇说:
  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时俗准的,以为师匠。邢赏服沈约而轻任昉,魏爱慕任昉而毁沈约,每于谈宴,辞色以之,邺下纷纭,各为朋党。
  当然,北方文学也并不是毫无自身的特点:《隋书·文学传序》说:
  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
  这里说北方文风的长处,一是风格质朴,一是便于实用。实用与否,实际上是一个应用文范围的问题,其作用,也只是可以纠正南方的应用文过度浮华、辞不达意的毛病。至于质朴的文风,则不但与应用文有关。有时,要表现粗犷、雄壮的美,质朴的语言要比华丽的语言更为适宜。而南朝文人对美的理解,久已形成一种偏狭地崇尚华丽的观念,适当吸取北方文学“重于气质”之长,确是有益的。
  南北朝后期,由于各种原因,许多南方的著名文人流入北方,其中最特出的有庾信、王褒。他们受到北方文人的高度推崇,并且也确实创作了足以代表北朝文学最高水平的作品。其中一部分,开始结合南北文风之长,为后代文学开辟了新的道路。此后直到隋唐,这种结合不断深入,而随着时代的新的需要,向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