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
     
 
 
第三节 钟嵘的《诗品》

  钟嵘(约468—518)字仲伟,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
  初仕于齐,梁时官至西中郎将晋安王萧纲(即后之简文帝)记室。《诗品》作于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以后,已是作者的晚年。
  《诗品》专论五言诗。据《序》说,作者因见当时人们对诗歌的评价漫无准的、意见分歧,所以作此书,意在通过对诗人的品评,建立可靠的准则。全书实际包含两个部分,《序》总论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表达作者对诗歌写作以及当代诗风的一些看法,正文将自汉魏至齐梁的一百二十家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品一卷),显优劣,叙源流,指出各家利病。这种方法是时代风气的产物。汉末清议,士人常相聚评论人物,至曹魏建立九品中正制,更以品第论人。影响到文学艺术领域,在南朝产生过很多像《棋品》、《画品》一类著作,《诗品》也由此而来。
  《诗品》讨论的对象比较单纯,作者也无意故作高深,具有显明浅切的特点。对于诗歌,主要重视充沛的感情、华茂的辞采、典雅而明朗的风格。总的说来,和时代风气是一致的,但反对声律和用典,是独特的看法。
  《诗品》序一开头就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提出诗是人的感情为外物所动的自然结果。
  后面又说: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期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戌,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聘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残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
  这里从景物气候和生活遭遇两方面的感动论说诗歌产生的缘由,实际也简略地概括了魏晋以来诗歌中最常见的题材。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此文专门论诗,却没有引用相传为孔子门徒所作、具有权威性的《毛诗序》对诗的意见的。这并非偶然。因为儒家说诗,注重于诗的政教功用,《毛诗序》所言“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最为典型。
  而钟嵘说诗,则注意诗歌抒发个人生活感情的作用。四时有迁变之景,人生有悲喜之遇,感荡心灵,故达之于诗。引孔子“兴、观、群、怨”之说,也主要从“怨”着眼,即诗可以抒发幽愤。后面解释赋、比、兴,完全当做抒情的手法,也与历来儒者解经之说不同。至于“穷贱易安,幽居靡闷”,是说经过诗的宣泄,人的感情可以得到平衡,也是中外文学理论中比较重要的主张之一。二是列举诗歌的主要题材,显然偏于哀怨伤感一类。南朝的音乐、文学,都以伤感的情调为主。这不但是当代人对生活的一种感受,也与伤感情绪最能动人有关。
  有无华美的辞采与典雅而明朗的风格,也是作者决定诗人品等高下的重要标准。他对曹植最为推崇,誉为“譬人伦之有周孔,麟羽之有龙凤”,无以复加。概括其诗歌特点,说是“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这就是钟嵘认为理想的境界。《序》所说“干之以风力,润之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表明了同样的意思。
  所以,书中列为上品的,除《古诗》、李陵、班婕妤等主要从五言诗起源的角度考虑外(也肯定其深怨雅丽之长),就是曹植、王粲、阮籍、陆机、潘岳、张协、谢灵运这一系列文人诗的代表人物。
  以此为标准,作者对许多诗人与作品提出批评。对玄言诗,指责其“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对曹丕,不满其“鄙质如偶语”;对嵇康,认为其“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对陶渊明,“叹其质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鲍照的批评。鲍照在齐梁影响很大,《南齐书·文学传论》列为当代最主要的三个诗歌流派之一。但钟嵘将鲍列入中品,评其诗云:“贵尚巧似,不避险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
  鲍照的诗当然是华美的,但过于近俗,又过于激烈动荡,所以评价不高。总的来说,作者的批评,有时颇具眼光,有时却显得浅薄。这主要是因为他所持的诗歌标准比较单一、没有更多地重视诗歌风格理应多样化的问题。本来,以品第论诗,并不是一种好办法,他再用单一的标准来衡量一切诗人,所得结论难免有偏颇之处。魏晋以来最杰出的诗人中,曹操被列为下品,陶渊明、鲍照被列为中品,这使后人深为不满,多致讥刺。不过,这也有时代风气的因素(如崇尚渊雅,反对切直,即是一种传统的文学观),不仅是作者个人的问题。
  反对用典和声律论,在梁代,确是特异的看法。钟嵘列出古诗中的一些佳句,认为“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而多用典,致使”文章殆同书钞”,“拘挛补纳,蠹文已甚”。他还尖锐地说,喜欢用典的人,往往是因为没有写诗的才能,以此来标榜学问(“虽谢天才,且表学问”)。对于声律,他认为只要“清浊通流,口吻调利”,即具有自然的声调之美,就足够了。讲究四声八病,会使“文多拘束,有伤真美”。概括起来,钟嵘反对用典笔声律,是为了保持诗的自然之美,避免破坏诗的抒情功能。其出发点无可非议,攻击时弊,也很有力量。只是,事有利弊,本不可执一而论。适当地运用典故和声律手段,对于诗歌创作仍然有很多益处,《诗品》在这方面似乎考虑得不够周全。
  论述诗歌的源流,是《诗品》的重要内容,也是一大特点。除了《序》有总论外,对各个诗人,都分别指出源于何人,或又兼有何家。如曹丕,“其源出于李陵,颇有仲宣之体”。大体总源在于《国风》、《小雅》、《楚辞》三种,分散为众多流派,纲目理得很清楚。应该说,这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对后人深有启发。不过,一定要用简明的语言指出每个诗人的渊源,又全部总系于《国风》等三种之下,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其间或有牵强附会甚至不可理解之处,也就是难免的了。
  书中对诗人风格的概括,不管其褒贬如何,大体能做到简要准确,这是不容易的。如说曹操:“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说张协:“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都得其大端。有时用形象化的语言,写出属于主观感受的评语,如论范云、丘迟:“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诗之微妙处,本不易说,作者以诗的语言来评论诗,不失为一种办法。后世的诗话,受此影响很大。总之,《诗品》论述问题,不像《文心雕龙》考虑得细致稳妥,但也没有《文心雕龙》折中、矛盾的毛病。对诗歌的抒情特点和美的特质十分重视,基本上摆脱了经学的藩篱。这是它优于《文心雕龙》的地方。评论、判断,既有精当之处,亦有偏颇之辞。它被尊奉为中国古代诗话之祖,在诗歌的专门研究上,具有开创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