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
     
 
 
概  说

  文学史上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始于东汉建安年代,迄于隋统一,历时约四百年。这一时期的历史情况比较复杂,为了便于说明,我们在下面列出一个简略的图表(略)。
  从上面的图表中已经可以看出这个时代的一些基本特点。一是全国长期分裂。从汉末大乱到三国鼎立,而后由西晋实现了短暂的统一,但为时不过二、三十年,接着又是连年混战和南北大分裂,直到隋重新统一。在中国历史上,这是分裂时间最长的时代。二是政权更迭频繁。整个魏晋南北朝,除了东晋和北魏存在的时间超过一百年外,其余的王朝寿命都不长。南方的宋、齐、梁、陈四代,最长的宋立国约六十年,最短的齐才二十多年。三是社会动乱。在这一时期,由于国家分裂,政权不稳定,各种力量为了夺取统治权或扩大统治范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同时并立的政权之间总不免互相征伐,新旧王朝的更代大多也是通过战争实现的。即使没战争,统治集团中的权力之争同样充满着杀气。在不断发生的社会动乱中,不但普通民众蒙受了巨大的灾难,许多上层人士也难免杀身之祸。四是民族矛盾尖锐。自汉魏以来,我国西部和北部的少数民族开始大量向内地迁移。他们受到汉族统治力量的深重压迫。到了西晋后期,发生宗室争夺皇权的“八王之乱”,这些少数民族的首领纷纷趁机而起,并把汉族政权赶到了南方。在他们统治的北方地区,反过来又对汉族民众进行了残酷压迫。而南方汉族政权的北伐、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南征,也时起时伏。
  魏晋南北朝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是士族门阀制度的存在。士族,又称世族、高门大族,其对立的称呼是庶族、寒门。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不是基于官职的高下或财产的多寡,而是基于宗族的血统。在汉代,已经日益明显地形成许多世代官宦的豪门大族,他们的子弟,比一般人更容易获得政治权力。经过汉末大乱,这些豪门大族成为具有很强独立性的社会力量。他们有自己的庄园、私人武装和大量的依附农民,使任何统治者都不敢忽视。一代雄豪的曹操,也未能在根本上摆脱对豪族的依赖。后来曹丕为了做皇帝,更采用“九品官人”的制度,承认士族(即豪门大族)有政治上的特权,以换取他们的支持。所谓“九品官人”,是一种选用官员的方法。由各州郡的士族人士担任大中正、中正,对本籍士人的品行加以鉴定,分为九等,由朝廷依次录用。但实际品第人物的标准主要是门第的高下,因而形成士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以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士族为了保证自己的政治特权,又通过婚姻相互联结。除了特殊的例外,士族与庶族之间是不通婚的。
  门阀制度的存在,加强了士族的地位和独立性。政权有兴替,朝代有更迭,士族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其地位却很少受影响。他们在客观上也给这个动乱的时代带来某种稳定因素。但在士族与皇权、士族与庶族之间,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矛盾。皇权的主要依靠是士族,但也常常采用各种方法来抑制士族势力的过度膨胀,包括任用庶族人士。庶族在政治上出路艰难,但并非毫无机会(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皇室,都出自寒门)。他们对士族控制政治权力的现象,常常提出强烈的抗争。
  以上简述了魏晋南北朝社会的一些基本特点。但绝不能因此把这一时期看成是一片黑暗。虽然,相比于历史上长期统一的王朝,这一时期的国家分裂和社会动乱显得很突出,但在分裂中有范围并不小的局部统一,动乱中有时间不算短的间断的安宁。中国传统的以农业和小手工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在各个局部地区仍然可以发展。尤其是东南地区,到汉代为止还相当落后,经过六朝相继开发,终于建成了较为发达的经济、文化。简单地说,经过魏晋南北朝,中国经济的重心已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流域。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一时期的民族矛盾虽然十分激烈,但各族人民逐渐走向和睦相处,并且终于形成民族的大融合。当时进入中原的各个少数民族,后来大都成为汉族的一部分,并以他们的文化,极大地丰富了汉族的文化。这在中国历史上,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
  从社会思想来说,魏晋南北朝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想显得自由活跃,各种学说同时并兴,某些异端思想也得以流行。人们思考了许多新的问题,在哲学本体论、思辨逻辑、社会伦理观、人与自然之关系等诸多方面,提出了重要的看法。这是继战国“百家争鸣”以后,我国历史上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股重视个体价值的社会思潮,而且它本身又是推动社会思想和学术文化多样化的重要动力。
  马克思说:“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因而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显得越不独立,越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 换言之,个人相对于群体的独立地位以及相应的独立意识,是随着历史的进步而成长的。追溯到先秦时代,可以发现:那个时代对于个性价值的认可非常有限。中原文化强调个人与群体的一致性固不必说;即便南方文化,以屈原的作品为代表,虽然在当时而言已经表现出相当强烈的自我意识,但他的人生价值观仍然是同社会公认的政治、道德原则密切相联的。
  在屈原与自身所属的统治集团发生冲突时,他敢于坚持自己的立场,决不因个人的孤立而妥协,这是他的自我意识强烈的表现;但是,他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始终相信自己的言行比他的对手的言行更符合社会公认的政治、道德原则。对于宗族国家和君主(不管他多么荒唐)的忠诚,是屈原难以放弃的东西。在战国诸子的争鸣中,我们所能看到的,主要也是如何建立和建立何种社会规范的不同意见。《庄子》也许比较特殊,它对以儒家为代表的关于社会礼仪制度的设想提出严厉的批判,把“自然”作为最高的原则,因而为后世具有异端倾向的人们提供了理论出发点。但是,《庄子》的思想,主要是探求个人在黑暗的社会中如何自我保全和自我解脱,并不主张个人在社会实践中争取应有的权利和自由,甚至反对这一点,因此,也不能认为这是对个性价值的真正重视。
  秦、汉所建立的高度集权的政权,出于特定的历史需要,强有力地抑制了社会的思想自由。汉代经过改造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学,在“天命”这个虚假的前提下编织起礼教的密网,从根本上削弱了人的个体意识和创造精神。直到东汉中期以后,才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趋于衰微。这方面的情形我们在汉代部分中已经叙述。而曹操的执政,又加速了这一过程。他为政求实效,为人随便,思想通脱,对儒家那一套迂腐的德行学问、僵死的礼仪规度根本看不起,因而促使社会能够容纳各种非正统的思想。在曹操征求人才的令文中,甚至公然要求推举“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这对儒家思想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在这样的情况下,自东汉后期以来,老庄哲学以一种新的面貌兴起。对儒学感到厌倦的士人,利用老庄哲学标榜“自然”和“无为而治”等基本特色,将它改造发展为新的思想工具,借以摆脱传统力量的束缚。进入魏晋时代,这一思潮在社会中更加深入和普遍。在汉代文学的最后部分,我们曾经介绍了仲长统的诗文。实际在严格意义上说,仲长统的思想已经属于魏晋思潮的一部分(他的主要作品均作于建安年代),只是遵从习惯,我们把他作为汉代文人处理。他已经公然打出“叛散五经,灭绝风雅”的旗号。到曹魏末年,由于政治环境的残酷,许多文人对此既无法忍受又难以公然反抗,于是纷纷宣称“越名教而任自然”,寄情药酒,行为放旷,毁弃礼法,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和不合作。在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出发点的一些论著中,表现了十分强烈的批判精神与叛逆精神。如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对儒家道德的虚伪性加以尖刻的讽刺,甚至对儒家的“圣人”公然表示菲薄;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和鲍君言的《无君论》,以传说中的上古社会为理想模式,对君权以及封建等级制度的合理性,从根本上提出了怀疑乃至否定。
  魏晋南北朝这一股背弃儒教、提倡老庄所谓“自然”哲学的社会思潮,其根本性的内涵即是对个性价值的重视。在“任自然”这个名目下,他们所要得到的是更大的精神自由,是个人选择其生活方式的权利。曹操的非道德的用人标准,已经体现了这种意识。阮籍不顾“礼”的规制,与嫂面别,为人所讥,阮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桓温问殷浩:“卿何如我?”殷回答:“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世说新语·品藻》这样的例子可谓俯拾皆是。他们不愿把个人看作是社会的附属品,不愿把依附于封建国家视为个人必然的义务,而强调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要求社会对此给予尊重。
  当然,这是产生于统治阶层、而且主要是士族阶层的一种思潮,有其明显的局限性;在这思潮流行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种种任诞放纵的行为,也不是今天的社会所能够赞赏的。我们所要注意到的是,在历史渐进的行程中,这一思潮表现了重要的进步。
  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思想颇为纷繁,对上述社会思潮以外的思想学说,这里也需作简单的介绍。
  通常把魏晋时新兴的老庄学说视为“玄学”的一部分,但为了有所侧重,我们把两者分开来说。玄学的核心是老庄学说,但不等同于老庄学说,还结合了儒家经义。作为一门学术,玄学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是一种抽象思辨的哲学。其主要内涵,是关于宇宙本体的讨论,以及各种事物名理的辨析,也常常关涉社会政治与伦理方面的问题。它始盛于曹魏末年,在两晋时成为思想界最为风行的学说。玄学中固然有一些空洞的命题,但从根本上说,它反映了魏晋时代知识分子的思辨热情和对人类知性的重视。此外,从玄学论辩中发展起来的语言的机智,也促进了文学的发展。
  佛教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土后,一直未有多少社会影响,到了东晋、十六国时期,才以迅猛的势头发展起来,佛经的翻译,也达到极盛的状况。这对此后的整个中国文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佛教具有哲学和神学两方面的内涵。它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颇为精致,与老庄学说有相通之处,因而受到士族文人的喜爱。东晋时,佛学与玄学相辅而行,僧人参与清谈,士子研究佛理,成为一时风气。佛教的宗教神学,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既是一种虚幻的寄托,又是可以用来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因而受到他们的极力提倡。普通民众在现实生活中看不到出路,也往往把幸福的希望寄托在天界和来世。因此,无论北方南方,无论上层下层,佛教很快成为一种普遍的信仰。梁武帝为了表示对佛教的虔诚,甚至四次舍身到同泰寺为奴。寺庙建筑,更是遍布各地。除了哲学和神学内容,佛教还带来了它所特有的艺术。佛经中包含着许多有趣的故事,虽然这些故事原本是用来阐明教义的,但这并不妨碍人们用文学欣赏的态度来对待它们。
  道教则是产生于中国本土的宗教。它也推崇老子,但却是把他当作神仙,和尊奉老庄哲学的道家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从渊源关系来说,道教实际孕育于我国古代的巫和方士一流,它正式形成,则在东汉末年。道教不像佛教那样具有比较严密完整的教义和理论,内容相当庞杂。它讲求仙、讲炼丹,也讲养生之道、医术本草;它既包含维护阶级统治的思想,也包含某些平等观念,特别是对原始公社式的社会的向往。而各种人对道教的取舍也彼此不同。和佛教相比,道教没有严格的戒律,它不但不否定现世生活,相反以各种方术来帮助享乐,既能给人以虚幻的满足,又具有实用性,所以也颇受士族阶层的欢迎。很著名的士族大姓,都是信奉道教的。
  儒学自汉末以后失去了独尊性的地位,但绝不是说它在魏晋南北朝已经销声匿迹。实际上,它仍然是社会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仍然是公认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也仍然是士人必须修习的书籍。只不过儒学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首先它不再具有统治人心的力量,其次是汉代带有宗教神学色彩的今文经学确实一蹶不振,儒学在魏晋南北朝主要是作为政治和伦理学说而存在。
  社会思想和学术文化的相对自由及多样化,尤其是对于个体价值的重视,有力地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艺术(指广义上的)的发展。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书法乃至园林建筑等,在这一时期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并不是偶然的事情。艺术创作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同时也是作者个人的独特的生活情感与审美理想的表现。在个性遭到禁锢的时代,艺术也就难以繁荣发展,这是为历史所证明的公例。
  鲁迅在其著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称魏晋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又说:“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因为,随着社会思想的上述演变,文学日益改变了为宣扬儒家政教而强寓训勉的面貌,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表现作家个人的思想感情和美的追求,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带来了文学的繁荣。魏晋文学的上述性质,在南北朝仍然保持着。下面,我们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从总体上作一些简要的说明。
  第一,对文学的重视和文学观的发展。对文学的重视,首先表现为这一时期社会的上层包括许多帝王在内,普遍热心于文学创作,从而影响了整个社会。《宋书·臧焘传论》说:“自魏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人重异术。”概括了建安时代由于曹氏父子的影响,文人的兴趣由经学转向文学的情形。曹丕还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所说的“文章”,不仅指政治、伦理方面的论著,还包括抒情的诗赋。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把文学与儒家列为“三不朽”之一的“立言”相提并论。两晋与南朝,也有许多皇帝与宗室热心于文学创作,并且像曹氏父子一样,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成为一个时期中文学的中心。其中有些人,还是当世最有影响的作家与批评家。在士族中,重视文学、以能文自矜,更是普遍的风气。晋室南渡后,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地位最为显赫。谢氏中有作品见录于《文选》的就有六人;至于王氏,则据王筠的《与诸儿书》,其一门七代,人人有集,为史传所未见。实际上,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已经成为社会上层一种必备的素养。
  由于文学受到重视,文学作品日见繁多,就开始产生了将文学与其他学术相区别、视之为一种独立学科的意识。这种意识在曹丕的《典论·论文》和陆机的《文赋》中已显端倪,到了南朝宋文帝时,在国家学校中专设文学馆,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更成为显著的标志。从正史的记载来看,宋代范晔著《后汉书》,才首次立《文苑传》,专记文学家的事迹,梁代萧子显著《南齐书》,也专设《文学传》,同样反映了文学在这时已独立为一科的史实。
  在这样的背景下,从理论上探讨关于文学创作的各种问题,评论历代作家的得失,就成为一项很有必要而且令人感兴趣的工作。因此,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呈现出空前的繁荣,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方面最重要的论著,除了前已提及的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外,还有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以及梁元帝萧绎的《金楼子·立言》。梁简文帝萧纲虽然没有写过文学批评的专著,但在他的部分书信、文章中,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看法。关于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后面将作专门的介绍,这里只是就当时文学批评中所反映出的文学观的发展,加以概括说明。
  什么是文学,什么是非文学?这样一个关系到文学基本性质的问题,在魏晋以前并未引起很大的关注。魏晋时,文章的类别日益繁多,引起对各种文体的特点的区分,与此同时,开始对文学的特点加以注意。《典论·论文》说:“诗赋欲丽。”《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这些认识虽然只是就具体文体而言且显得简单,却有很重要的意义。
  文体的区分到了南朝愈趋精细。《文心雕龙》论及三十三类,《文选》列有三十七类。进一步,又从对各类文体的细致分别中,发展为从总的性质上把它们归纳成两大类:“文”与“笔”。这种区分,使文学与非文学的分野逐渐得到明确。《文心雕龙·总术》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此种观念大约起于东晋,到宋代成为普遍的认识。《文心雕龙》论述各种文体,就是按文、笔两大类排列的。
  有韵无韵,是从形式着眼,但内中隐含着性质的分别。因为有韵的“文”,主要是诗赋、颂赞、箴铭等最注重文采、抒情性较强的文体;无韵的“笔”,则主要是论说、章表等虽不排斥文采、但更倾向于实用的文体。不过,这样的区分,仍然显得含糊。因为有韵无韵,毕竟不能从基本性质上成为文学与非文学的分水岭。
  在萧绎的《金楼子·立言》中,对文笔的区分,就摆脱了文体形式的基准,而从更重要的性质着眼了:
  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若文者,惟须绮穀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道会,情灵摇荡。
  这里,萧绎通过文笔的判分,把艺术的、抒情的作品与实用的文章加以区别。他要求于“文”的是三点:辞采之美、声调音律之美、能够撼动心灵的强烈抒情性。简言之,他是从美学特征来认识文学的,这就比较直接地把握住了文学的本质。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各种文体的特点的探究,对文学的基本性质的认识,不仅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推进文学创作的发展,也起了极大的作用。道理是很简单的:如果文学与非文学的界划都很含糊,又哪里谈得上文学本身的繁荣呢?
  第二,文学集团的活跃。既然文学受到普遍的重视,成为上层人士必备的素养,那么文学自然要进入他们的社交生活,成为相互交往、沟通感情的媒介,并常常被当作一种高雅的娱乐。这样,就在某一群文人之间,并且常以某个政治上的重要人物为中心,形成一定的文学集团。建安时代,在曹氏父子周围聚集了一批文人,结成了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文学集团。此后,文学集团的活动越来越多,难以尽数。举其要而言之,魏末有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西晋时有围绕权臣贾谧的包括陆机、左思等在内的“二十四友”,东晋前期,在会稽一带有以王羲之、谢安为中心的文学交游,宋代临川王刘义庆门下招纳了鲍照等众多文士,齐竟陵王萧子良周围有著名的“竟陵八友”,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各自组成了自己的具有相当规模的文学集团……。北朝文学虽不如南方之盛,但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这种文学集团中人物身份虽有高下,但仅以文学活动而言,原则上是平等的,不同于过去帝王、诸侯蓄养文士、“倡优视之”的情况,因而是真正的文学集团。
  这些文学集团的活动,对当时文学的发展演变,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首先,它和文学创作的兴盛互为因果。因为有文学的兴盛才导致文学集团的活跃;而文学集团的活跃,又进一步刺激了文学的兴盛。
  其次,在集团性的文学活动中,通过相互影响、相互切磋研讨,容易出现一些新的文学现象。而新的现象出现以后,因为有一群作家共同倡导和推进,容易影响整个文坛,造成文学风气的改变。相反,个别作家的创新,要一下子造成大的影响和改变,无疑困难得多。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的重大演革,几乎都与文学集团的活动有关。
  再有,在同一个文学集团中,比较容易形成相同或相近的文学思想,进而使这种文学思想趋于明确、完整,并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如《文心雕龙》和《文选》这两部书,性质虽不同,但对文学的看法、所重视的作家,却很相似,这与刘勰曾参与萧统的文学集团并受到重视,恐怕有相当关系。反过来说,不同的文学集团之间,又往往追求不同的文学风格,标榜不同的文学观念,这就容易造成文学风格的多样化,刺激文学理论的发展。萧统和萧纲的两个文学集团,就有明显的差别。前者从《文选序》的论述和此书选录作品的倾向来看,显然比较重视文人化的华美典雅的风格;而后者,从萧纲的文论以及《玉台新咏》的选录标准来看,则比较重视浅俗、艳丽而流荡的风格。
  文学集团化的现象,也带来一些明显的弊病。因为在集团性的文学活动中,相当一部分作品之写出,不是缘于作者的内心冲动,而是出于社交和娱乐的需要。在宴饮游乐的场合,往往只能选一些与轻松愉悦的气氛相适应而且人人都能表现的题材。因此,从建安时期起,记述宴游及咏物之类的作品就越来越多了。这种作品有的比较成功,但也有很多只是在辞采和构思上逞强竞巧,缺乏文学所必需的感染力。
  第三,追求美的创造。当文学不再被看作是政教的工具,而注重表现作者个人心灵的感受与向往以后,美的创造就成了它的首要任务。这个问题可以和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一种普遍风气——追求“新变”的风气联系起来看。在魏晋南北朝的文论中,普遍把“新变”作为文学理应追求的目标、衡量作品优劣的准绳。刘勰《文心雕龙·通变》说:“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也说:“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后代史书及文学批评谈到魏晋南北朝作家,也常常使用“新变”这个评语。追求“新变”,就是不愿一味沿袭旧的形式、题材、风格,而力求创造具有新鲜特点和个性特征的美。
  在题材方面,当时作家有许多重要的开拓。陶渊明创立了田园诗,谢灵运、谢朓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这些都是表现自然美的。喜爱描绘自然风物,并把它与作者的主观情绪结合起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对后代文学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梁代以萧纲的文学集团为中心,开始出现了“宫体诗”,主要是表现女性的美。这种诗在后世受到严厉的批评,但就其主导意识来说,还是为了追求新的美的创造。有意识地把边塞生活作为诗歌的一种重要题材,也是始于南朝。通过这种题材,诗人试图追求一种悲壮的美,使诗歌呈现出激动人心的力量。尽管由于南朝作家缺乏实际生活体验,这方面的努力不能说很成功,但这种尝试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对唐代边塞诗的兴盛,也起了启迪作用。
  对题材的选择,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即注重强烈的抒情性。换言之,强烈的抒情性被认为是文学的美的最重要标志。钟嵘《诗品序》说: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月暑雨,冬月祁寒,斯四侯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聘其情?
  在萧纲的《答张缵谢示集书》中,也有类似的论述。这些论述都强调能够“感荡心灵”的自然现象及社会现象是文学的主要表现对象。(可以注意,这两篇文字都突出地提到了边塞题材。)前面引到萧绎《金楼子·立言》把“流连哀思”、“情灵摇荡”视为文学的本质属性,这正是长期以来人们普遍重视文学的抒情特征的必然结果。
  追求美和新变,也引起了文学形式的不断演革变化。拿诗来说,五言古体在汉代逐渐成熟,经过建安诗人(尤其是曹植)和阮籍等人的创作,又有新的发展,表现手段更加丰富多样了。七言古诗在汉代不仅数量少,质量也不高,到了曹丕的《燕歌行》,可以看到显著的进步。以后又从中演化出两大分支。一种以七言句为主,而参以其他句式,长短不齐,富于变化,适宜表现激烈动荡的感情,这出于宋代著名诗人鲍照的创造;另一种是齐言的,即每句都是七字,篇幅较长,按一定规律换韵(大都四句一转),具有流荡的音乐感,适宜于铺写,这主要是在梁代形成的。与此同时,律体也开始形成。齐永明年间沈约等人提出“四声八病”说(即调谐平、上、去、入四声,防止声律方面的八种毛病),产生了“永明体”,它是我国律诗的开端。到了南北朝后期,五律已大体成型。在南北朝民歌中广泛运用的五言短诗,经过文人的改造,又演变为五言绝句体。七律和七绝在魏晋南北朝也有了雏形。可以说,在中国古代诗歌几种基本形式的发展过程中,这是一个关键时期。
  追求修辞的华美,也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普遍风气。这始于曹丕、曹植、王粲等人,以后就愈来愈甚。藻饰、骈偶、声律、用典,逐渐成为普遍使用的手段。这种努力虽然也带来某些弊病,但总的说来,它增强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使语言更富于表现力。
  但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主导权掌握在宫廷和贵族手中,作家的社会地位一般都比较高,与普通民众的生活相脱离,其美学趣味也带有明显的偏狭性。以曹氏父子为代表的建安诗歌,还是较多地反映了当时动乱的社会面貌和普通民众的困苦,表现了作者期望建功立业的雄心,辞气慷慨,具有刚健清新的艺术风格。其后阮籍、嵇康、左思等,也从不同的方面继承了建安诗的传统。但总的说来,建安以后的文学,尽管题材越来越丰富,但与普通民众的生活及思想感情却缺乏联系。在修辞风格上,追求华美本来无可厚非,但南朝文学,却过于单一地倾向于华美。虽然,这里面也有清绮与秾艳之分,奥博与轻浅之分,典雅与近俗之分,但像古直、平淡、粗犷之类的风格,一般是得不到承认的。这当然不利于文学风貌的多样化。
  第四,文学与哲理的结合。这是魏晋南北朝前期文学中一种引人注目的新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哲学思考蔚为风气,不过从根本上说,还是作家自我意识加强、重视个体价值的结果。阮籍的《咏怀诗》是把文学与哲理结合起来的最早的典型。诗中作者完全否定了传统道德对于个人人生的意义,排斥了将个体融化在统治阶级群体的事业中的可能,由此产生了生命的孤独感与虚无感,从而对个体的价值、它所面临的困境以及解脱的可能与途径,从多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思考。陶渊明的田园诗,谢灵运的山水诗,也是富于哲理的内涵的。他们的诗有一个相同的出发点,即认为个体生命不仅在社会中存在,而且,从更高的意义上说,也是面对整个宇宙存在的;从自然的永恒、圆满、自足、自由来看待社会的动乱、虚伪、束缚,世俗的成功就不足道了。因此,他们的诗歌颂了在个体生命与自然的和谐中追求解脱、追求“适己”、“快意”的生活。
  这一种文学与哲理的结合,给中国古代文学的面貌带来了极大的改变。这使文学(主要是诗歌)摆脱了简单地、就事论事地反映现实生活和社会现象的传统,表现了作者更为深邃的心理活动,并把读者引入了一个更高层次的思考。诗歌的内涵,由此变得更加丰富、深沉了。魏晋南北朝的诗,以阮籍、陶渊明两家最为耐人寻味,通常又认为陶渊明是本时期成就最高的作家,这都和他们的作品富于哲理性有关。齐梁以后的文学,哲理成分有所减退,但这一传统并没有断绝。
  以上从整体上简述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这一时期中,诗歌的地位最为重要,所以前面较多地以诗歌为具体例证,对它作为一种单独的文学样式的情况,除南北朝民歌外,也就顺带作了介绍。下面,再对民歌和其他几种文学样式作一些说明。
  南北朝民歌主要是由南方的乐府机构收集保存下来,现存五百多首。由于南北分裂,民俗迥异,两地民歌的艺术风格也有很大差别。大抵北方民歌朴直刚劲,南方民歌婉曲华丽。但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继承了《诗经·国风》和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通民众的感情和爱憎。民歌一般都具有生动活泼、浅显流畅的特色,也受到文人的喜爱,对文人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齐梁时代的诗人,反对诗歌语言过分追求书面化的典雅,主张雅俗结合,要求口吻调利,具有音乐感,这和民歌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南朝民歌色彩富丽,以反映男女之情为主要内容,直接影响了宫体诗的产生。在诗体方面,南北朝民歌开创了五、七言绝句体,经过文人创作加以提高,后来成为唐诗的主要形式之一。
  魏晋南北朝的文章较以史传、政论为主的两汉散文,更为丰富多样。檄、碑、诔、序、记、书信等各体文章,普遍都注意辞采,追求艺术性的美。特别是书信,出现了不少富有抒情色彩、语言精美的作品。产生于北方的《水经注》和《洛阳伽蓝记》,前者是地理著作,而多风景描述,富于文采;
  后者记述洛阳寺庙的兴废,而兼及各方面,文字也很有特色。这两部书对后代散文都有重要的影响①。在表现形式方面,文也与诗歌同步,多运用骈偶手段,除了史书和一些专门著作外,大多数文章都是骈体文。甚至像《文心雕龙》这样的文学理论著作,都是用骈体文写成的。史书的写作也非常兴盛,据《隋书·经籍志》,单《晋书》就有二十多种。但这些史书大多失传了,现存而比较重要的当推晋代陈寿的《三国志》和宋代范晔的《后汉书》,其中有不少人物传记写得相当成功。

①“散文”这个概念,有时与骈文对称,只是指单行散句的文章,有时则泛指诗歌、辞赋以外的各种文章。这里使用的是后一种意义。

  魏晋南北朝的辞赋也有重要的发展。虽然还出现过左思的《三都赋》,但汉代兴盛一时的写物的大赋在这时毕竟没落了,抒情小赋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魏晋南北朝辞赋在艺术形式上比一般骈体文更为讲究,藻饰、声律、骈偶、用典这四种修辞手段被大量地使用,语言也特别工整精丽。其发展趋势,是逐渐律化。
  小说在魏晋南北朝也初具规模。习惯上把这一时期的小说分成“志怪”和“志人”二类。志怪小说专记神异鬼怪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是东晋干宝的《搜神记》。它的兴盛与当时道教、佛教以及其他神鬼迷信的流行有直接关系。但其中记载了不少优美的民间传说,作者有时也会有意无意地脱离宣扬神道的初衷,写出富有艺术趣味的作品。在志怪小说中,很多地方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情趣。志人小说,现存较完整的著作只有宋代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内容专门记叙汉末以来上层文士的言行,尤详于东晋。它的每一篇都很短小,却能写照传神,刻画出各种人物的精神面貌。其语言以简洁隽永见长。对于了解魏晋时代士族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生活,这是一本最重要的书。魏晋南北朝小说对后代的小说、戏曲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总之,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具有文学的自觉意识、在各方面富于创新精神的时代。尽管这个时代的文学也有很多缺陷,许多新的东西还没有发展成熟,但是,它为后代的文学确立了一些重要的原则,开辟了各种新的道路,提供了多样的发展可能性。没有这么一个基础,唐代文学——尤其是唐诗的进一步繁荣是不可想象的。文学的发展也同其他事物一样,并非按照预先设定、不偏不倚的道路行进,后人总是要对前人的尝试和成果加以批评修正,但这并不构成否定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