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
     
 
 

第三节 北宋初期的散文理论与创作

  北宋作为一个新兴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王朝,统一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建设便显得必不可少。这种需要反映于文学,首先在最具有实用性的散文领域表现出来,因此在北宋初就出现古文运动的复兴。只不过,这里也存在两种略有分歧的派别。一派以柳开、穆修为代表,是纯粹把复兴古文作为复兴儒道的手段,而另一派以王禹偁为代表,虽强调“道”的至高地位,但对于“文”仍有相当的重视。
  柳开(947—1000),原名肩愈,字绍元,意思是继承韩愈、柳宗元;后改名开,字仲涂。他自己解释改名、字的用意是:“将开古圣贤之道于时也,将开今人之耳目使聪且明也,必欲开之为其涂矣,使古今由于吾也。”(《补亡先生传》)他是以维持道统不堕的一代新教主自居。穆修(979—1032)字伯长,他比柳开小三十多岁,但思想与柳开很相似,也是以继承韩柳的文道合一的古文传统为己任。
  柳开、穆修都曾尖锐批判晚唐五代以来流行的骈文。柳开说,这些文章“华而不实,取其刻削为工,声律为能”(《上王学士第三书》),穆修说,“今世士子习尚浅近,非章句声偶之辞不置耳目,浮轨滥辙,相迹而奔”(《答乔适书》)。
  这种批评即使也有一点积极意义,但他们所要引导的方向,却是另一个更严重地束缚文学生机的极端。他们的主张大体是崇道与尊韩。“崇道”的旗号说来是历史很悠久的了,但具有文学爱好的人,总是要把这一理论原则的内涵多少加以扩充,以便为文学的审美性质与抒情性质留下余地,自刘勰至韩愈等都是如此。而柳开、穆修的“崇道”,则完全限制在宣扬封建政治与道德准则的范围,甚至他们对儒家之道的理解也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所写的议论说理之文,只是些枯燥的说教。“尊韩”当然是和“崇道”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又把韩愈作为文学家的一面完全忽略了,而把他作为道学家的一面加以强调,如穆修说:“韩、柳氏起,然后能大叶古人之风,其言与仁义相华实而不杂。”(《唐柳先生集后序》)其实这和韩、柳的情况都是不尽相符的。在文章风格方面,由于他们没有韩柳那样的才气和个性,只是很机械地反骈文而行,人为地搞得参差不齐、古朴生僻,因而很难吸引人。所以,他们的主张在当时并不受欢迎。柳开叹息说,他本以为自己“立身行道必大出于人上而遍及于世间,岂虑动得憎嫌,挤而斥之”(《再与韩洎书》);穆修也说自己的古文被人视为“语怪”,被人“排诟之,罪毁之,不目以为迂,即指以为惑”(《答乔适书》)。
  王禹偁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当时有一个叫张扶的秀才携文三十篇向他请教,他读后感觉“茫然难得其句,昧然难见其义”,于是在《答张扶书》和《再答张扶书》中谈了一通自己对文章的看法。他也强调文与道的关系,但他提出:“夫文,传道而明心也。”“传道”与“明心”并论,实际上就是不把道当作纯粹是外在的教条理念,而是与自己内在的追求、个人的性情联系在一起,这样,文的应用范围就比柳开他们所主张的广泛。同时,他又提出,文既然是传道义明心迹的,就不应该“语皆迂而艰也,义皆昧而奥也”,而应该“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
  在散文写作方面,王禹偁也作了有益的尝试。骈偶之文长期以来为人们所爱好,有其内在的原因,所以机械地反对骈文,在写作上一切与之背道而驰,实际上不会有什么效果。
  因此,他的散文,便有意吸收了骈文整齐而容易上口、具有声韵之美的优点,形成既自由流畅又有一定音乐节奏的新风格,如《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如此描绘:
  ……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辽夐,不可具状。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虚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
  这一节文字亦骈亦散,音节和谐又有变化,具有流畅跌宕的风致。在说理性的文字中,由于王禹偁提倡的是“传道而明心”,不只是以“道”即固有的儒学教条来教训人,而是在阐述“道”的同时表现出自己内心的好恶喜怒,所以也不是那么枯燥乏味。如《待漏院记》为了说明天下安危系于宰相的道德修养这一政治见解,把两种宰相在漏院等候上朝时完全不同的心思,用前后对应的排比句式加以描述,写出“贤相”与“奸相”的形象,虽说难免简单化,但确实表达了作者的政治观念(道)和个人爱憎(心),所以尚能使人多少受到感染。而无论说理文还是记叙文,王禹偁通常避免生僻晦涩的词句,文笔显得清丽流畅,这一特点在前面所引的一节文字中可以看出,再举《录海人书》的一节为例:
  垣篱庐舍,具体而微,亦小有耕垦处。有曝背而偃者,有濯足而坐者,有男子网钓鱼鳖者,有妇人采撷药草者,熙熙然殆非人世之所能及也。
  文章是借传闻描绘理想的社会模式,笔调颇类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正如叶适《习学记言》所说,王禹偁的散文有“简雅古淡”之长。
  关于柳开、穆修及王禹偁对后来散文的影响,有一种有趣的现象:从实际创作来说,后来的散文主要是沿着王禹偁的方向发展的;他的文章中既重视表现理念又具有抒情性的特点,和化骈入散、清晓流畅而又具有韵律感的文字风格,在欧阳修、苏轼等散文家那里都得到继承,从而形成了与唐代古文不同的宋文流派。但是,在理论上,后人似乎很少提到他的作用与影响,却把柳开、穆修的地位提得很高,尊之为宋初文风改革的开山人物。如范仲淹《尹师鲁河南集序》在论及五代文体薄弱后便说:“柳仲涂起而麾之,髦俊率从焉,仲涂门人能师经探道有文于天下者多矣。”邵伯温《闻见前录》也说:“本朝古文,柳开仲涂、穆修伯长首为之倡。”这是因为:在宋代文学尤其散文中,道统文学观具有压倒性的势力,而柳开、穆修的创作虽无所成就,甚至谈不上是文学家,但他们对于“道统”的鼓吹却远比王禹偁积极有力。后代作家在追溯其文学渊源时,首先不是从散文艺术,而是从“道统”的意义上去寻找一个连结韩愈、柳宗元与自己的中介环节。创作现象常常是复杂的,而理论的归纳往往会被简单化,这是文学史上反复出现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