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
     
 
 

第二章 北宋中期的文学变革与苏轼

  十一世纪二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宋代社会在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方面出现一系列的变革主张与实践,并因此引起广泛的争论乃至激烈的斗争。宋代文学也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自身的变革,形成不同于前代文学的风格特征。
  这种情形的产生,具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宋虽立国未久,统一、安定和经济发展带给人们的满足感就已开始消失,各种危机都已显露出来——对西复、契丹作战不利,使得版图原本狭小的王朝面对外部的强大压迫;冗官、冗兵难以缩减,使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民间一再发生反抗活动,使政府疲于应付等等,这些都激起了士大夫的焦虑和社会责任感。其次,中国历史上文官官僚制度在这时已经成熟,文人士大夫既完全依附于国家政权,又是这一政权的支柱,加上宋自开国以来对士大夫采取优容的政策,使他们更具有政治热情和积极表现自己的欲望,高谈激论,成为风气。再有,宋王朝虽以崇尚儒学为标榜,却也同时利用佛、道,所谓“三教合一”的趋向在这时开始形成。而大多数士大夫以儒学为安身立命之地,他们既需要争取和保持儒学的优势地位,也需要对儒学本身加以适当的改造。于是,所谓“变旧更新”成为时尚,正如陈亮所说:“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铨选资格》)倡导变革者,具体主张并不一样,有时甚至彼此冲突,但重心无非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建立更完善的政治经济制度,能够既维持这个高度集权和专制的政权而又能克服它所带来的弊病(由此形成了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提倡的“庆历革新”和后来的王安石变法);一是如何建立更纯正的社会意识形态,以伦理道德的广泛深化、内化来克服社会矛盾(由此形成了刘敞、欧阳修、二程等人对儒学的改造)。
  从文学方面而言,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期的文学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变革的发生也已成为必然。不过,当时的文学变革,并非单纯是文学方面的事情,它与上述背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不仅由朝廷正式发出要求“矫文章之蔽”的诏令,而且,当时的著名文人,要么是政治舞台上的核心人物,如欧阳修、王安石,要么与政治活动有很深的牵连,如梅尧臣、苏舜钦、苏轼等。因此,文学受政治及伦理观念的影响之深为前所未有,宋代文学就是在这种受约束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
  在上述作家中,欧阳修的文学成就并不是最高的。但是,他既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和人格上的魅力,能够吸引许多优秀作家聚集在他的周围,在文学上又具有一种包容和调和的能力,能够在当时各种不同的文学主张中找出一条合适的道路,因而成为这一场文学变革的名副其实的领袖。而苏轼既与这一文学变革相联系,又有超出这一变革之主旨的较为豁达的思想,加上他的不可多得的天才,因而成为北宋中期最有成就的文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