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
     
 
 

第一节 道统文学观的盛张

  宋初柳开以尊韩和文道合一为号召,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比他稍后的穆修,也未免“曲高和寡”之叹。因此,在这一阶段中,一些以复兴儒道为己任的人,便沿着他们的方向发出更响亮的呼声,乃至提出更极端的主张。
  曾任国子监直讲的石介(1005—1045),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他和前人不同的地方,一是把在文坛上很有势力的西昆派提出来做靶子,以震动人心,二是不仅涉及古文与骈文之争,而且要在整个文学领域中建立“道”的统治。石介的《怪说》指斥杨亿“欲以文章为宗于天下”,故意使天下人“不闻有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韩愈)之道”,因此耳聋目盲,然后“使天下惟见己之道”。本来,西昆派的文学是既有一定成就也有相当缺陷的,在当时确有加以批判的需要,但石介的办法,却是派他们一顶“名教罪人”式的帽子,从世道人心的意义上彻底打倒,以维护“道统”的神圣性。他的观念,是要以道代之,甚至废弃诗文的艺术形式,使文章成为儒家经典、封建伦理的衍生物。而同时持类似观点的为数并不少,如刘敞说过“道者文之本也,循本以求末易,循末以求本难”(《公是先生弟子记》);尹洙认为“如有志于古,当置所谓文章功名,务求古之道可也”(《志古堂记》),他们都否认了文学有自身的价值。
  北宋中期理学逐渐兴起,理学家们对文与道的关系提出了更为苛严的看法。周敦颐首先提出“文以载道”的明确口号,更彻底地说明了文对于道的工具性。他把文比作车子,如果不能载运道,则再好看也是无用之物。但他还承认文章的美饰具有使道更吸引人的作用(见《文辞》),程颢、程颐则更趋极端。如石介等人还是尊韩的,只是忽略了韩愈还有爱好文学的一面。对这种不彻底性,以及韩愈本身的矛盾,二程从更纯粹的道学立场上提出了修正。他们认为致力于文章是有害于道的,因而韩愈也根本不值得仿效:
  退之晚来为文,所得处甚多。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倒学了。(《二程遗书》)
  不但韩愈,杜甫的写景诗,程颐也斥为“闲言语”,责问:
  “道出做甚?”其实,这是强调道统文学的必然结果,前人不过出于对韩、杜的尊敬,而回避矛盾罢了。
  当然,这一类观点并不完全是北宋那一场文学变革的理论基础。欧阳修在对石介表示尊重的同时,也提出了批评;理学转盛,还迟于欧阳修领导的文学变革。但是需要看到:在整个那一段时期中,道统文学观的盛张,已经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北宋所谓“古文运动”进行得比唐代古文运动顺利,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此。所以,它对欧阳修领导的文学变革,自然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和约制。譬如,苏舜钦很明白地说过“文之生也害道德”(《上孙冲谏议书》),而欧阳修本人,也有着“言之不可恃”,“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皆可悲也”(《送徐无党南归序》),而“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的观念。当然,他也另有一些比较合理、对文学比较重视的论点,后面将会说到。但无论如何,在以道统文这个基本原则上,他和当代的理论思潮是合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