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
     
 
 

第四节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临川(今属江西)人,庆历二年(1042)进士。在仁宗、英宗两朝,他在许多地方担任过地方官,也曾在中央部门任职,对于民间情况、政治的弊病和国家所面临的危机有相当的了解,逐渐形成自己的一套政治、经济主张,并曾在给仁宗皇帝的上书中提出变法的建议。神宗即位后,面对外族压迫、国力虚弱、财用匮乏等一系列严重问题,急欲找到出路,遂于熙宁二年(1069)起用时任三司度支判官的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但他的一套激烈变革的政策措施,既触犯了士大夫集团以及富商豪绅的利益,又与封建官僚制度不相适应,造成很多流弊,招致强有力的反对,几起几落。后期退居江宁。在司马光全面废除新法后不久,忧愤而卒。有《临川集》。
  王安石青年时代就有高度的政治热情,以太平宰相自许,后又以顽强的态度投入政治斗争,其理想决不是要做一个“文人”。在他三十多岁会见欧阳修时,欧阳修在赠诗中比之为李白、韩愈这样的文学家,他在酬答诗中却说:“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苕溪渔隐丛话》引《漫叟诗话》)在他看来,韩愈还是文人气太重。他对文学的看法,也是特别强调其实用功能:
  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上人书》)
  这种观点同当时文学思想的主潮相一致。不过,王安石说的“适用”,偏重在具体实际的社会作用方面,而不像道学家偏重在道德说教,这是政治家的本色。
  由于这种“务为有补于世”的文学观念的支配和对现实的强烈关注,王安石的诗文都与社会、政治或人生的实际问题贴得很紧。散文尤其突出。像《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答司马谏议书》等名文,本是与变法有关的政论而非文学作品,且不像欧阳修同类文章那样讲究文采,暂且不论,即使像《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这样的小品文,都包涵有很实际的用意,而不是为了表现人生情趣、文学才思。
  如《读孟尝君传》谈的是怎样才算真正“得士”的问题,《伤仲永》谈的是天赋不可依恃,学习尤其重要。甚至像《游褒禅山记》这种历来重视辞采和情趣的游记类散文,也用了近半的篇幅,引伸讨论一个哲理性的问题:无论做什么事情,要达到超乎庸常的境界,都需要具有非凡的意志、付出超常的努力。
  在王安石诗歌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一部分作品是直接反映现实社会问题的,如《感事》、《兼并》、《省兵》、《收盐》、《河北民》等,大多作于他任地方官时,表达了他对时政的批评和他的政治理想。另一部分作品,则借古喻今,或借题发挥,表明作者的政治观念或人生观念,如《商鞅》,以“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强调了建立有效的国家机器的重要;《孟子》“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表现了他在政治上固执己见的态度。此外如《贾生》、《汉武帝》、《桃源行》、《明妃曲》等,大体类似。不过,同散文的情况不一样的是,除了这一类观念性比较强的作品以外,王安石(特别是在他脱离政治舞台的时期)还写有许多偏重于抒情的作品。
  与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等人推崇和效仿韩愈不同,王安石诗受韩愈的影响很少,而是非常敬重杜甫,并广泛吸收了中晚唐诗的特长。他曾编过《老杜诗后集》,并在《杜甫画像》中写道:“吾观少陵诗,为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杜甫在宋代逐渐受到高度重视,宋诗逐渐向杜甫的方向靠拢,可以说是以王安石为起点的。另外,他也编过《唐百家诗选》,收的多是不为人重视的中小诗人的作品,显然他有广采博收的意识。在此基础上,他的诗形成了以语言精炼而圆熟、意境清丽而含蓄为主要特点的风格。
  王安石的诗对语言的锤炼十分讲究,并善于不留痕迹地化用前人的词汇和意象。传说《泊船瓜洲》中“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中的“绿”字,改了十几次才确定下来。其实,把形容词“绿”用为动词的写法,不但李白早已有“东风已绿瀛洲草”之句(《侍从宜春苑……》),其他人也反复使用过多次,但王安石这句最为亲切自然而形象鲜明,能表现出江南风光的喜人之处,所以为人们所熟知。又如《暮春》诗中“雨花红半堕,烟树碧相依”,是受杜甫“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春夜喜雨》)一联的启发,但并不觉得是套用前人的。还有《书湖阴先生壁》“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后人认为是用史书中的材料为对仗,极表赞赏,但他确实用得很巧,不显得吃力。另一方面,王安石虽然经常凭藉广博的书本知识方便地化用前人语汇,但他并不总是在搬弄学问,他也常常通过细腻的观察,捕捉生动的意象,以平易的语言表现自己内心的情绪、感受。像“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北山》),后二句对得很工整,读起来却很自然,“细数”、“缓寻”既烘托了萧散旷逸、从容不迫的神态,又暗涵了一种百般无聊的闲愁。一般来说,王安石不把经过仔细揣摩、推敲的个别典故、语词用得很显眼,而是把这种精巧的语言同全诗意脉的自然流动融合成一体,正如叶梦得《石林诗话》所说,看上去“见舒闲容与之态”,但“字字细考之,若经櫽括权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
  王安石诗常有谢灵运及中晚唐诗那种清丽的风致,黄庭坚谓之“雅丽精绝,脱去流俗”(《苕溪渔隐丛话》引)。像《岁晚》:
  月映林塘澹,风涵笑语凉。俯窥怜绿净,小立伫幽香。携幼寻新菂,扶衰坐野航。延缘久未已,岁晚惜流光。
  诗中的景物显得清幽雅洁,呈现超脱于世俗之外的美,而诗人的心便流连于此。读这样诗,我们会想到谢灵运的山水诗,但王安石没有他那样的贵族式的孤傲;想到大历十才子或贾岛一派的写景诗,但王安石没有他们那种寒苦。实际上,王安石这一类诗是带有某种孤独和清高意味的,只是他对此不愿作强化的表现,保持着心态的平衡,因而在语言上,这一类诗也写得比较谐调。
  这里已经涉及王安石诗的另一特点,即表现的含蓄。为了更好地说明它,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杖藜缘堑复穿桥,谁与高秋共寂寥?伫立东岗一搔首,冷云衰草暮迢迢。(《寄蔡天启》)
  杜甫晚年的诗,常把自我的形象孤零零地置于肃杀的秋色中(如《登高》),以表现心境的悲凉,王安石这首诗与之有些相像,包括声律的顿挫也有些相似。但王安石作了些淡化的处理,譬如诗中用“谁”来代替自己,避免以广阔的背景造成情绪的扩张,同时也回避说明或暗示情绪的具体内涵,因而留给人们的是一种既萧索又苍凉、不可实指的怅惆情怀。造成这种诗境原因很多。一方面,王安石个性倔强,一生历经风波,在受到挫折时,内心的不平总是要流露出来;但另一方面,不仅他的人生体验很复杂,不易说清楚,而且,在宋代重理智的文化氛围中,作为有过重要政治地位的大人物,诗中个人情感表现得过于强烈,会被认为是一种幼稚的夸张,所以他还是用了比较抑制的、含蓄蕴藉的方式来表现。另外像《南浦》:“南浦随花去,回舟路已迷。暗香无觅处,日落画桥西。”也是一种不知因何而起的惘然若失的情怀。但不管怎么说,在宋代诗人中,王安石的诗歌情感,已经是比较浓厚而不偏向于平淡的了。透过清丽而含蓄的意境,诗人的内心隐痛还是可以感受到的。
  王安石以其广博的学识、圆熟的语言技巧、自然含蓄而又精巧凝炼的风格,建立了宋诗的一体,后来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受他的影响不小。他们以才学为诗的偏向,也与王安石有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