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
     
 
 
第一节 隋代诗歌

  隋朝立国短暂,二世而亡,前后不满四十年,在文化方面没有太多的建树。但由北朝入隋的三位诗人——卢思道(535—586)、杨素(544—606)① 、薛道衡(540—609),仍旧留下一些颇有特色的诗作。

①杨素生卒年据《考古与文物》1991年2期刊潼关出土《杨素墓志》。

  贯穿了一种深沉悲凉的情思。
  北方诗人的创作一向以南方诗歌为典则,但杨素的情况则稍为特别。他本身是一个豪杰式的人物,心雄志大,不可一世。他的诗今存多为五言,风格“雄深雅健”(清刘熙载《艺概》)。诗中虽亦有些细巧的文笔,如“兰庭动幽气,竹室生虚白。落花入户飞,细草当阶积”(《山斋独坐赠薛内史》)
  之类,为南朝诗中所常见,但过于艳丽的词汇,却是很少用的。而且从每首诗的总体气象来看,无论是写边塞题材,还是向至友叙旧述怀,都寄寓了一种人生的悲感,诗境苍凉老成。前者如《出塞二首》其二:“汉虏未和亲,忧国不忧身。
  握手河梁上,穷涯北海滨。据鞍独怀古,慷慨感良臣。……
  雁飞南入汉,水流西咽秦。风霜久行役,河朔备艰辛。薄暮边声起,空飞胡骑尘。”后者如《赠薛播州诗》十四章,感慨良深,举凡时世之变迁,故人之远谪,全身远祸之意念,刻骨铭心之思念,尽收笔底。如其十四:“衔悲向南浦,寒夜黯沈沈。风起洞庭险,烟生云梦深。独飞时慕侣,寡和乍孤音。
  木落悲时暮,时暮感离心。离心多苦调,讵假雍门琴。”诗中卢思道、薛道衡的诗则大多偏向齐梁风格。如卢思道的《采莲曲》中“珮动裙风入,妆销粉汗滋”,《后园宴》中“媚眼临歌扇,娇香出舞衣”一类诗句,显得宫体气息甚浓。薛道衡的诗亦多以富丽精巧见长。他的名作《昔昔盐》,是写传统的闺怨题材,并无多少新意,不过抒情的委婉细致,可以说较好地发挥了南朝诗歌的长处。如“飞魂同夜鹊,倦寝忆晨鸡。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以女子独居的凄凉冷落,衬托其哀苦的心情,一向为人们所称道。
  但作为北方的诗人,他们的诗在以南朝诗风为主导的同时,多少也体现了北方文人重“气质”的特色。薛道衡在行役途中写的一些咏怀诗,颇为慷慨有力,如《渡北河》:“塞云临远舰,胡风入阵楼。剑拔蛟将出,骖惊鼋欲浮。雁书终立效,燕相果封侯。勿恨关河远,且宽边地愁。”而卢思道的《从军行》,更为人称道:
  朔方烽火照甘泉,长安飞将出祁连。犀渠玉剑良家子,白马金羁使少年。平明偃月屯右地,薄暮鱼丽逐左贤。谷中石虎经衔箭,山上金人曾祭天。天涯一去无穷已,蓟门迢递三千里。朝见马岭黄沙合,夕望龙城阵云起。庭中奇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白雪初下天山外,浮云直上五原间。关山万里不可越,谁能坐对芳菲月。流水本自断人肠,坚冰旧来伤马骨。边庭节物与华异,冬霰秋霜春不歇。长风萧萧渡水来,归雁连连映天没。从军行,军行万里出龙庭。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
  以七言歌行体写边塞风光、军旅生活,并结合以闺妇怨思,本来是梁、陈诗中已经很流行的。但大多色彩过于艳丽,情调偏于低沉。而卢思道这首诗在时空的腾挪迭换中展示了恢宏辽阔的境界,而句式的灵活多变,虚词的承接和韵脚的流转,又为诗坛提供了充沛的气势和活泼朗爽的节奏,堪称初唐七言歌行的先河。诚如明人胡应麟所说:“音响格调,咸自停匀;
  体气丰神,尤为焕发。”(《诗薮》)
  隋代另一群作者,主要是围绕在隋炀帝杨广周围的宫廷文人。杨广为晋王时,便喜爱招引才学之士,即位之后,这些人也大多成为宫中的文学之臣。其中主要人物,如柳瓨、王眘、王胄、诸葛颖、虞世基、徐仪等,都是从梁、陈入隋的。
  他们本来就熟谙绮丽文风,作为文学侍臣,作品大多是“应制”、“奉和”一类,其才能只能是用在絺章绘句上,这就更引伸了南朝文学为文造情的一面。从《暮秋望月示学士各释愁应教》这一类题目,不难看出其无病呻吟的倾向。比较起来,倒是杨广本人的某些诗篇还有些可观之处。如一首失题的小诗:
  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
  意象的配置相当巧妙,画面简单而富有情味。
  这时在宫廷圈子之外,也曾出现过一些风格不同的诗人,如孙万寿等。孙氏于配置江南时,作《远戍江南寄京邑好友》,长达四十二韵,盛传一时,诗随意抒写,不事浮华,而情意真切。又《东归在路率尔成咏》一篇,则以寒士的失志不平为题旨:
  学宦两无成,归心自不平。故乡尚千里,山秋猿夜鸣。人愁惨云色,客意惯风声。羁恨虽多绪,俱是一伤情。
  这类诗,与宫廷文人的繁缛作风迥异,而以质实真切取胜。虽成就有限,在当时也未能形成气候,却昭示了诗坛变革的主力必来自宫廷之外的重要事实。
  隋初还发生过一桩企图以行政手段改变文风的事件。据《隋书·李谔传》载,开皇四年,文帝下诏改革文体,同年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因文表华艳而交付有司治罪。文帝改革文风的主要宗旨,是提倡“公私文翰,并宜实录”,着眼点在于要求应用文去掉华艳的藻饰,讲求实用。就此而言,与文学尚无太大关系。但引伸开来,却发展到完全否定文学的极端态度。李谔在《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中,指斥自曹魏以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主张对此绳之以法:“请勒有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隋文帝对李谔的主张也表示赞成,将此表“颁示天下”。以前有人认为这件事对隋唐文学的发展有一定“积极意义”,事实上,即使它涉及前代文学的某些弊病,但根本上,却是企图用文字狱的手段,把文学完全纳入有助于皇权统治的轨道。
  与此相应,到隋末又有在野的王通(号文中子)的文学观。王通聚徒讲学,虽不反对诗歌,却力主汉儒的诗教说,认为诗当“上明三纲,下达五常”,“征存亡,辨得失”(《中说·天地篇》),因而对南北朝以来的著名作家如谢灵运、鲍照、庾信、徐陵等,几乎全部一笔抹煞,这也是很鲜明的反文学理论。虽然,无论是隋文帝、李谔还是王通,都没有对隋唐文学的进程发生太大影响,但他们所显示的思想倾向,却是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