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
     
 
 

第一节 张说张九龄

  初唐以来,文学变革的主要力量来自一群社会地位不高的文人。但不可否认,他们的成功同某些具有远见的权势人物的支持有一定关系。如高宗的股肱重臣薛元超,曾举荐杨炯为崇文馆学士。杨以“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变”(《王勃集序》)之语,称颂薛氏对他们的文学事业所起的作用,四杰因此能在一时间造成很大势头。四杰、陈子昂之后,到了中宗神龙、景龙年间,应制之风大盛,诗坛有故态复萌的趋势。在开元前期,身兼执宰大臣和作家双重身份的张说、张九龄对扭转这一趋势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的诗,虽因地位关系不免常常作出努力报效君主的表述,但内中同时也包涵了积极求取自我人生价值的热情,因而能脱出徒为虚饰的宫廷文学陈习,具有感人的生气。他们作出的表率和对众多优秀诗人的奖拔,使得唐诗的变革和发展得到有力的延续和推进。
  张说(667—731)字道济,又字说之。自武后时代起历仕四朝,玄宗时任中书令,封燕国公。玄宗本人颇有标榜崇儒复古的意识,但实际上他对文艺有浓厚的兴趣和较好的修养,并不以狭隘的功利眼光来看待。所以,就他的态度在文学领域所起的客观作用而言,主要是阻遏了专事辞藻雕饰的浮华倾向。如《新唐书·文艺传》所说:“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而张说作为玄宗长期信任的辅弼大臣,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性人物。开元十三年,玄宗改丽正书院为集贤书院,并扩大规模,增设学士,以时任中书令的张说知院事。而张说“喜延纳后进”(《旧唐书》本传),张九龄、王翰等许多著名文士均常游其门下。他实际成为盛唐前期文学界的领袖人物。有《张燕公集》。
  张说在玄宗励精图治、国力空前强盛的开元前期出将入相,作为封建时代的文人,一生事业获得极大成功,他的诗主要抒写以王霸大业自许的怀抱。诗歌的语言比较质朴,有时显得粗率,总体说来,艺术成就不是很高。但是,诗中充满豪放自信的情调,显示出具有非凡才略的政治家的风采和气度。如《巡边在河北作》说:“人生在世能几时,壮年征战发如丝。会待安边报明主,作颂封山也未迟。”令人感受到以功业追求不朽人生的豪情。即使在贬谪岳州期间,他对此仍不能忘怀。《岳州看黄叶》写时序之感:“白首看黄叶,徂颜复几何。空惭棠树下,不见政成歌。”暗以西周大政治家召公自况,失意中依然透出劲健之气。
  出于同样人生志趣,张说喜欢吟咏各种杰出人物。他在许多诗篇中,对曾在历史上建立殊勋的樊姬、商山四皓等极表仰慕之忱;《五君咏》更直接讴歌了魏元忠、郭元振等功名显赫的当代人物。在这方面,张说写有他最著名的代表作《邺都引》:
  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眦相驰逐。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城郭为虚人代改,但有西园明月在。邺旁高冢多贵臣,娥眉睌睩共灰尘。试上铜台歌舞处,唯有秋风愁杀人。
  这首七言歌行写得豪放而不觉粗率。诗中对于古人壮举伟业的缅怀,其实正是诗人自己理想怀抱的写照。比起初唐卢、骆等人的歌行,此诗变铺陈为简洁凝炼,意象更见集中,以气运词的飞跃力量也更为充沛。所以沈德潜评此诗云:“声调渐响,去王杨卢骆体远矣。”(《唐诗别裁集》)意思指它更接近了盛唐歌行的风格。
  总之,在张说的诗歌中表现出鲜明的英雄性格和倜傥意气,这正是盛唐诗歌最显著的精神内涵。考虑到他的领袖群伦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其诗作的意义就更显得重要了。
  张说又以文章著称。当时朝廷著述,多出他与许国公苏颋之手,人称“燕许大手笔”(李肇《唐国史补》)。他的文章质实素朴,往往在俊爽的文字中展现宏伟的气势。许多在过去习惯以骈体写作的文字,他变为骈散相间,以散为主。这和陈子昂的文章一样,透露了唐文由骈入散的最初消息。
  张九龄(678—740)字子寿,曲江(今广东韶关)人。他为张说所奖掖和拔擢,张说去世后,他又于开元二十二年辅佐玄宗为宰相。作为开元盛世的最后一个名相,他深为时人所敬仰,王维、杜甫都作有颂美他的诗篇。他曾辟孟浩然为荆州府幕僚,提拔王维为右拾遗;杜甫早年也曾想把作品呈献给他,未能如愿,晚年追忆,犹觉得可惜(见《八哀诗》)。
  可以说,他是张说之后又一个既有权位又受人钦慕的文坛宗匠。有《曲江集》。
  张九龄的诗文创作在精神上和张说有一脉相承之处。他高度评价张说以王霸之气充实诗文,在他的诗里,也不时可以读到“中览霸王说,上徼明主恩”(《酬王履震游园林见贻》),“弱岁读群史,抗迹追古人。被褐有怀玉,佩印从负薪”(《叙怀二首》之一)之类的句子。
  但是,和张说的诗歌重在讴歌功业抱负不同,张九龄的诗歌更多地表现在穷达进退中保持高洁操守的人格理想。在遭李林甫排挤罢相以后,这种态度尤其鲜明。他一方面希望切入社会政治,追求经国之大业和不朽之盛举,另一方面又力图持超越态度,把“仕”和“隐”这一对矛盾和谐地统一起来,不愿为追求功业而屈己媚世。这种进退裕如的生活追求,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其中包涵以主动姿态设计自我人生道路的欲望。而功名事业和自由人生,也正是盛唐诗的两条主要轨迹。
  在艺术表现上,张九龄的诗歌不像张说那样直抒胸臆,而是以兴寄为主,显得委婉蕴藉。例如他的《感遇》十二首,均以芳草美人的意象,托物言志,抒写自己所信守的高尚品格。
  其一云: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以芬芳的兰、桂喻贤者不随俗、不求悦于人的内美。其七咏橘,在屈原《橘颂》赞美独立不迁之人格的喻意中,又增之以用世济人的衷怀,立意更见丰厚。组诗之八、之九又以美人托喻:“美人何处所,孤客空悠悠。”“美人适异方,庭树含幽色。”用来抒写恋阙之心和矢志不渝的操守。这些诗篇受楚辞的影响较多,但情辞委婉,在古典传统上,可以说是兼有“风”、“骚”的情韵。
  张九龄夙好山水清赏,喜表现风清月朗的江山与孤高清莹的襟怀的契合。他在艺术上着意追求“言象会自泯,意色聊自宣”(《题画山水障》),即重在象外之象、言外之意的理想,这就使他的一些写景诗突破了前人多注重极貌写物、工于形似的表现手法,而在主客观的交融中大力加强抒情意味。
  他写月夜的诗,情韵最为隽永,如《西江夜行》:
  遥夜人何在,澄潭月里行。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外物寂无扰,中流澹自清。念归林叶换,愁坐露华生。犹有汀洲鹤,宵分乍一鸣。
  《望月怀远》: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这些诗中所展现的澄澈柔美的夜景,处处渗透着婉约深长的情思,分不清哪是景语,哪是情语,诗里的物色和意兴已经浑然一体了。胡应麟说:“曲江诸作,含清拔于绮绘之中,寓神俊于庄严之内。”(《诗薮》)又说“张子寿首创清澹之派”(同上),认为他下开孟浩然、王维等一路的诗风。这是十分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