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
     
 
 

第二节 大历、贞元间诗人

  “安史之乱”刚刚过去,留下的是满目疮痍,四野萧条。
  也正是在这段时期,王维、李白、杜甫等大诗人相继去世,活动在唐代宗大历年间、唐德宗贞元年间的诗坛上的,是较年轻的刘长卿、顾况、韦应物及被称为“大历十才子”的一批诗人。他们中大多数人是在富庶风流的盛唐时代度过了青春时光,又都目睹了安史之乱及战乱之后的破败萧条。“年少逢胡乱,时平似梦中。梨园几人在,应是涕无穷”(戎昱《八月十五日》),“白发壮心死,愁看国步移。关山惨无色,亲爱忽惊离”(钱起《銮驾避狄岁寄别韩云卿》),时代盛衰变化在他们心上造成了一种强烈的失落感,使他们感到格外痛苦。一方面,在盛唐时代养成的入世热情和士大夫传统的济世救民思想,羼杂着对开元、天宝盛世的追怀之情,使他们仍然不时地关注着社会,试图在拯救社会中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
  像韦应物《寄畅当》的“丈夫当为国,破敌如摧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鬓毛斑”,钱起《送傅管记赴蜀军》的“勤君用却龙泉剑,莫负平生国士恩”,都表现了这种心情。他们内心中也不时地迸发出一些激情与豪气,像戎昱《上湖南崔中丞》的“千金未必能移性,一诺从来许杀身”,钱起《送崔校书从军》的“宁唯玉剑报知己,更有龙韬佐师律”等等,均属此类。但另一方面,痛苦的现实和士大夫独善其身的观念以及软弱的性格,又使诗人在痛苦之余转向了自身,他们的所谓“日夕开真经,言忘心更默”(钱起《东陵药堂寄张道士》),“莫问生涯事,只应持钓竿”(郎士元《长安逢故人》),都是希望在这纷乱的现世中寻找一片宁静的绿地,在失望的心境中寻找一种新的心理平衡。
  后一方面是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的主流思潮,因此,佛、道两教的影响便日益在诗人心中加深。正如《新唐书·五行志》所说,天宝以后,士人们多寄情于江湖僧寺。因为佛、道两教在这个时代都特别提倡一种清净、高雅、淡泊的生活情趣与远离尘世、洁身自好、颐养天年的生活态度,而静谧的寺观多坐落在幽深的山水环境之中,这一切都吻合于文人此时希望摆脱人世烦恼的心境。所以韦应物说自己是“道心淡泊对流水,生事萧疏空掩门”(《寓居沣上精舍寄于张二舍人》),顾况则说自己是“野人本自不求名,欲向山中过一生”(《题明霞台》),耿湋更表示“愿向空门里,修持比画龙”(《晚秋宿裴员外寺院》)。这种时代风尚和人生情趣又影响着他们的审美情趣。大历、贞元时期,大量的诗歌都表现了一种审美上带有共通性的趋向,即通过描述自然山水的恬静、幽远、清冷甚至荒寂以表现对人生的感叹及个人内心的惆怅。
  刘长卿(?—约790)字文房,郡望河间(今属河北),籍贯宣城(今属安徽)。进士及第后曾任海盐令,但不久便贬官到南巴(今广东境内),北归后任监察御史、检校祠部员外郎等职,但不久又一次被诬陷贪赃,再贬睦州司马,直到德宗时才又任随州刺史。据独孤及《送长洲刘少府贬南巴使牒留洪州序》说,刘长卿性格傲岸梗直,所以常被诬谤,屡遭贬谪,身世坎坷。有《刘随州集》。
  也许正因为身世坎坷,他诗里常常流露出一种痛苦与彷徨,如《感怀》所写“愁中卜命看周易,梦里招魂读楚词”;
  对于同样被贬谪的汉代文学家贾谊,他往往有同病相怜之情,并常引以自况,如“绛老更能经几岁,贾生何事又三年”(《岁日见新历因寄都官裴郎中》),“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长沙过贾谊宅》)等等。同时,他目睹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的盛衰巨变,心头也因此留下了深深的痛苦,在他的《奉使至申州伤经陷没》中写道:“废戍山烟出,荒田野火行。”《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中也写道:“处处蓬蒿遍,归人掩泪看。”特别是被后人称为“中唐妙唱”的《送李录事兄归襄邓》一诗中,他更借送人之际,写下了这样沉痛的诗句:
  十年多难与君同,几处移家逐转蓬。白首相逢征战后,青春已过乱离中。行人杳杳看西月,归马萧萧向北风。汉水楚云千万里,天涯此别恨无穷。
  个人身世坎坷加上时代变乱的痛苦,使刘长卿常常陷入一种消沉的情绪之中。他在社会中找不到实现自我理想的希望,便只能哀吟自己的不幸,抒写人生的惆怅;在他的诗里,叹息年华早逝、人老头白的句子比比皆是。而这消沉又使他转过身来靠近佛教,期望在佛教的境界中求得心灵的安慰。他与著名诗僧皎然、灵澈交往很深,在与这些诗僧唱和应酬的诗作中,他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傥许栖林下,甘成白首翁”(《登思禅寺上方题修竹茂林》),“如今渐欲生黄发,愿脱头冠与白云”(《酬灵澈公相招》)。因此,他的诗中散溢的不是青春活力和生活热情,不是高扬远举的气势,而是一种衰飒凄凉的哀愁。他有一篇《小鸟篇上裴尹》,正可以和李白的《大鹏赋》等相比较,诗中以小鸟自况,说:
  藩篱小鸟何甚微,翩翩日夕空此飞。只缘六翮不自致,长似孤云无所依。……独立虽轻燕雀群,孤飞还惧鹰鹯搏。自怜天上青云路,吊影徘徊独愁暮。
  这里早已没有了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大鹏气概,剩下的只是一个满怀绝望与痛苦的弱小生灵的哀叹。虽然他的诗中常出现平和冲远、淡泊宁静的意境,但其背后掩藏着的其实仍是内心的失落与彷徨,因而他的诗往往以寒水、夕阳、雪夜、荒村等意象与寂寂、杳杳、寥寥等语词来呈现荒疏萧瑟之景与悲凉哀愁之情。所以,明人胡应麟《诗薮》屡以刘与钱起相提并论,称他们的诗“气骨顿衰”。
  但是,刘长卿在诗歌的创作技巧上却有独到之处。对事业、理想、社会的失望反而使他贴近了自然,对山水景物有了更细致的观察与体验,对表现这些内容的语言技巧有了更准确与成熟的理解,所以他的笔下有不少很有艺术魅力的诗篇。如五绝中的《送灵澈上人》:
  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荷笠带夕阳,青山独归远。
  写来清雅淡远,在看似平常的诗句中蕴含了不尽的余意。又如《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二十个字中色彩、音声、自然景观浑然一体,极为简练地勾勒了一幅荒村雪夜归人的图画,并烘托出了一种茫茫然无着落的惆怅感受。意脉流贯而又有变化,时间由日暮而入夜,空间由远山、近屋、门外到门内,二十个字安排得既精巧又不着斧斫之痕。他曾自许为“五言长城”(见权德舆《秦刘唱和诗序》),的确,他有不少五言律绝写得很出色。他非常注意锤炼字句,尤其善于捕捉精巧贴切的自然意象,并选择富于色彩、音声效果的动词或形容词把它们连缀成一句或一联,所以他的诗中多有佳句,如“苍山隐暮雪,白鸟没寒流”(《题魏万成江亭》),“山开斜照在,石浅乱流难”(《却归睦州至七里滩下作》);他还善于摆落意象之间的系连词,使之直接缀合,赢得更大的联想空间,如“寒渚一孤雁,夕阳千万山”(《秋杪江亭有作》)“乱声沙上石,倒影云中树”(《湘中纪行》之十《横龙渡》),在语言的精炼和意象的富赡上,颇有些南朝谢灵运、谢朓的味道。
  不过,把刘长卿的众多诗篇放在一起读,就会发现单调重复的缺陷,正如中唐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所批评的那样:
  “大抵十首以上,语意稍同。”如“华发”、“夕照”之类的意象,“青”、“白”之类的色彩,屡见不鲜。这恐怕不仅是“思锐才窄”(高仲武语)的问题,而更多是由于生活面过于狭窄、视野不够开阔的缘故。
  与刘长卿诗风相近的,是号称“大历十才子”的一批诗人。所谓“大历十才子”,众说不一,比较可靠的,是《新唐书·卢纶传》所说的十人 ,即钱起、卢纶、吉中孚、韩翃,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李端。在这里,我们再加上郎士元、皇甫冉、皇甫曾,把他们当作大历、贞元年间诗风相近的一派诗人来一齐介绍。
  总的说来,这批诗人的诗歌有两大特点。第一,内容比较单一,多是借自然山水表现个人内心的感受。他们虽然也写过一些气格豪迈、风骨遒劲的诗(如韩翃《送孙泼赴云中》、钱起《送傅管记赴蜀军》、卢纶《和张仆射塞下曲》等),但他们自己并不曾真正去边塞从军,仗剑跃马,而是喜欢参禅访道,在自然山水中寻求心灵的平静,使痛苦消融。因此,他们诗歌的感情基调是低沉、伤感的,既很少迸发向外进取的勇气,也不是发出绝望的呼号。他们习惯于在山水溪石间寻觅宁静、恬和的气氛来表现自我的心境,像“野竹通溪冷,秋泉入户鸣”(钱起《宿洞口馆》),“云树楚山暮,沙汀白露深”(郎士元《送长沙韦明府》),“孤灯寒照雨,湿竹暗浮烟”(司空曙《云阳馆与韩绅宿别》),“山晚云初雪,汀寒月照霜”(皇甫冉《途中送权三兄弟》)等等,所写那种幽深静谧的感觉,与盛唐诗歌明朗高扬而广阔的气象已大不相同了。第二,艺术上有一种向六朝(尤其是二谢)诗风回归的趋向。这批诗人大都推崇谢灵运、谢朓,在他们的诗中常常有这样的表示,如“芙蓉洗清露,愿比谢公诗”(钱起《奉和王相公秋日戏赠元校书》),“愿同词赋客,得兴谢家深”(卢纶《题李沅林园》),“君到新林江口泊,吟诗应赏谢玄晖”(韩翃《送客还江东》),“若出敬亭山下作,何人敢和谢玄晖”(耿湋《贺李观察祷河神降雨》)等。他们推重二谢,是因为二谢诗中那些描写自然山水的句子清丽秀美、精巧典雅,而他们学习二谢,也正在于词语的修饰和形式的精美。如通过精心选择意象之间有联缀意义的动词、形容词(即“诗眼”),使诗的意象富有色彩、音声甚至温度的感觉,并且与心理感受吻合,烘托了全句的气氛,像“蝉声静空馆,雨色隔秋原”(郎士元《送钱拾遗归兼寄刘校书》),“孤灯寒照雨,湿竹暗浮烟”(司空曙《云阳馆与韩绅宿别》),“静”、“隔”、“寒”、“暗”都用得极好,没有深切的体验和细腻的观察是不行的;有的诗句则纯以名词性意象拼合,让景观并列在读者眼前,由读者自行组合,这就使诗的内蕴容量和联想空间扩大了,如司空曙《喜外弟卢纶见宿》中的名句“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就很有艺术感染力。但这种对文字形式的过分讲究,又带来了内容单薄与全诗缺乏整体感的缺陷,使他们的诗尤其是他们最喜爱与擅长的五律,常常首尾两联粗糙乏味,而中间两联虽然清丽,却与上下似乎没有多大关系。
  与刘长卿、大历十才子同时的诗人中,顾况是一个较有特点的人物。顾况(?—806以后)字逋翁,海盐(今属浙江)人,至德二载(757)进士,曾任节度判官、著作佐郎。
  他性格傲岸,“不能慕顺,为众所排”(皇甫湜《顾况诗集序》),“虽王公之贵与之交者,必戏侮之”(《旧唐书·顾况传》),所以被贬饶州司户参军,晚年定居茅山,自号华阳真逸。有《华阳集》。
  顾况写过一些关心民间疾苦、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如颇有仿古意味的《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其中像《囝》一首反映了闽中奴隶的苦难。但这并不是顾况诗歌的主流,他创作的诗歌更多地是抒发自己对生活的主观感受。由于他生性傲慢倔强,屡遭排挤,心境是很痛苦的。在《悲歌》之一中,他曾以升天天隔、渡水无桥、上山路险、汲水井遥四个比喻来形容自己的悲哀;在《行路难》中也曾痛苦地叹息“一生肝胆向人尽,相识不如不相识”。但他却不像刘长卿、大历十才子那样,把痛苦压抑在心中自己化解,在山水的陶醉中逐渐赢得心灵平静。他深受道教神鬼之说的影响,所以往往借上天入地、出神入鬼的想象来抒发自己的人生感慨,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正如綦毋诚说他的“游仙便作诗”(《同韦夏卿送顾况归茅山》)。因此他的诗有些继承了楚辞与游仙诗的传统,往往在虚幻怪诞的境界与跳跃动荡的语言中抒发自己的感受。
  顾况个性豪放不羁,又善画解乐,才气横溢,这使他走上以才气作诗的道路;他又善于学习,一方面吸取前代诗人气势开张、高扬蹈厉的风格和六朝密丽精致的修辞,一方面又吸收了江南民歌(包括巫觋的迎神送神曲)的自然清新、格式多变的语言风格,再加上游仙诗的神异色彩,在诗中,尤其是古体歌行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首先,他的诗想象丰富奇特。如《龙宫操》写江河泛滥,会使“龙王宫中水不足”;
  《梁广画花歌》写画中花之美,竟令天上仙女看了画想要嫁给梁广;《范山人画山水歌》写自己看画时,画中山恍惚变成了真山,自己站在山前,却又是“梦绕山川身不行”。在这种想象力的作用下,他诗中的意象也呈现为奇异的面貌,如瀑布是“火雷劈山珠喷日”(《庐山瀑布歌送李顾》),琵琶声是“鬼神知妙欲收响,阴风切切四面来”(《刘禅奴弹琵琶歌》),弹筝声,则想象成“赤鲤露鬐鬣”、“白猿臂拓颊”(《郑女弹筝歌》)。特别是《苔藓山歌》,普通的苔藓,竟被描绘为:
  一如白云飞出壁,二如飞雨岩前滴,三如腾虎欲咆哮,四如懒龙遭霹雳。
  其次,顾况的诗句式伸缩灵活,节奏变化多端。他的歌行有不少杂言,如《瑶草春》是三言、五言、七言交错叠出,《范山人画山水歌》则三、七、六、四言均有;《同裴观察东湖望山歌》或一句中自为韵,或句数不等地换韵,给人以曲折跳动的节奏感,而《李供奉弹箜篌歌》则句式不断变化,韵脚也不断变化,传神地描绘了“乐府国手”弹奏箜篌时的奇妙效果。这些长短错落的句式、流动变化的韵脚和活泼跳跃的节奏,使他的诗歌开阖萦回、变幻莫测,富于音乐感和冲击力。再次,他常采用俚俗的口语入诗,像《古仙坛》中“远山谁放烧,疑是坛边醮。仙人错下山,拍手坛边笑”,《杜秀才画立走水牛歌》中“昆仑儿,骑白象,时时锁着狮子项”,“八十老婆拍手笑,妒他织女嫁牵牛”等等,都明白如话,在当时,这些清新活泼的通俗诗语也确实别具一格。
  顾况的诗在大历、贞元间与众不同,气势开张,语言独特,给人以奇异的印象,所以稍后的皇甫湜在《顾况诗集序》里说他的诗是“出天心,穿月胁,意外惊人语,非寻常所能及。”这启迪了中唐元和时期唐诗第二个高潮中的一些诗人去开拓新的境界。
  在大历、贞元间的诗坛上,韦应物也是一个重要诗人。
  韦应物(约737—约791),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曾任左司郎中、江州刺史、苏州刺史。有《韦苏州集》。与顾况、刘长卿不同,他出身贵族,一生仕途也比较顺利,所以,虽然他也受佛道思想影响,仰慕一种淡泊脱俗、远离尘世的生活,但他毕竟身居高官,生活优越,传统价值观念还比较坚定,也比较注意自己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因此,他还是写了一些关心国家安危、社会治乱及下层百性疾苦的诗篇。
  如《睢阳感怀》歌颂张巡在安史之乱中坚守睢阳的忠义精神,《广德中洛阳作》斥责官军残害百姓的暴行,《始至郡》同情江州百姓遭饥荒而流离的痛苦,《夏冰歌》揭露王公贵族的奢侈等等。在《采玉行》中还写到:
  官府征白丁,言采蓝溪玉。绝岭夜无家,深榛雨中宿。独妇饷粮还,哀哀舍南哭。
  同情采玉人的遭遇,写得真切感人。而当他批评官吏的时候,又常常把自己摆进去接受良心的谴责,如“甿税况重叠,公门极熬煎(《答崔都水》),“开卷不及顾,沉埋案牍间。兵凶久相践,徭赋岂得闲?”(《高陵书情寄三原卢少府》)都显示了一个诗人的正义感和责任感。
  但是,身为官吏的韦应物又该怎么办呢?他自称“日夕思自退”即想要归隐山林,可是又说“不能林下去,只恋府廷恩”(《示从子河南尉班》)。其实真正的原因恐怕是官爵、俸禄不是那么容易舍弃。所以他就在官府里隐逸,在案牍公文之间做做田园山林之梦。他的《赠琮公》一诗说,他案牍盈前,却能和山僧一样,“出处似殊致,喧静两皆禅”。据《唐国史补》记载,他“鲜食寡欲,所至焚香扫地而坐”,常与僧道论道参禅,或与诗人唱酬应和,这成为他的一种自我心理平衡的方法。所以,他常常要在诗里写隐逸、写田园、写山林,表现自己对淡泊悠闲人生的向往。他不仅在人格上要“等陶”、“慕陶”即向陶渊明看齐,而且作诗也要“效陶体”,因而他的诗里很有一些类似陶渊明以白描手法写的田园诗,如《观田家》、《种瓜》等。以《种瓜》为例:
  率性方卤莽,理生尤自疏。今年学种瓜,园圃多荒芜。众草同雨露,新苗独翳如。直以春窘迫,过时不得锄。田家笑枉费,日夕转空虚。信非吾侪事,且读古人书。
  在语言的清新、朴素、质直上有些陶诗的风味。但是,韦应物毕竟不像陶渊明那样心头充满了对乡村生活的真挚热爱和对官场生活的深切厌恶,因此诗中缺乏一种对田园的亲切感,“信非吾侪事,且读古人书”说明他并没有把田园生活看作是他的理想与归宿,因此写来总不如陶渊明诗那么自然、真切,有真正的乡土田园气息。
  韦应物诗有陶渊明的清新朴素,也有谢灵运、谢朓的精巧华美,在他的诗中常常可以看到经过精心修饰、具有明丽典雅的色彩美、音乐美的秀句,如“寒雨暗深更,流萤度高阁”(《寺居独夜寄崔主簿》),“绿阴生昼静,孤花表春余”(《游开元精舍》),“雨歇林光变,塘绿鸟声幽”(《月晦忆去年》),“疏松映岚晚,春池含苔绿”(《题郑弘宪侍御遗爱草堂》)。这些诗句选择了自然山水中最能引起人们美感的景色构成意象,巧妙地运用富于色彩感、动感的动词、形容词来组织联缀,镶嵌成一幅幅色调鲜明和谐的图画,并根据诗人主观心境的变化而渲染上不同的情感色彩。但他并不像大历十才子等人那样才思窘迫,而过多地依赖语言和形式的精巧来组织诗句。他对大自然的观察、体验比大历十才子深入细致得多,能够以很高的审美能力、鉴赏水平为基础运用语言技巧,因而写出了不少浑然一体、情景交融、篇句俱佳的诗歌,如下面两首:
  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寄全椒山中道士》)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滁州西涧》这两首诗都是用了简淡自然却又是精细锤炼过的语言,来表述或是孤高峻洁或是清幽空寂的人生情怀,表现出韦应物的独特的风格。司空图所谓的“澄淡精致”(《与李生论诗书》),是对韦氏诗的比较准确的评价。具体说来,韦诗在意境上追求恬淡澄明、自然秀丽,在意脉上追求连贯流畅,在遣词用字上注意锤炼推敲,可以说较好地结合了陶渊明与二谢之长而自成一格。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与王维较为相近,但他的那种意在脱俗的清峻格调,又不同于王维的出于禅理的空灵。
  此外,韦应物的一些歌行体诗如《王母歌》、《夏冰歌》、《鸢夺巢》以及古风《杂体五首》等,又与顾况那种奇特峭丽的风格很相近,这些诗对后世也有一定影响,如《王母歌》,就令人不禁想到李贺的“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梦天》),“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浩歌》)。只是在他全部的诗歌创作中,这些并不是主流。
  中唐大历、贞元年间,相对来说是唐代诗史上的低潮期,这个时期没有出现大诗人,诗歌的一般成就不是很突出。但是应该看到,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仍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它和元和年间新的诗歌高潮的出现有内在的关联。有些现象在当时并不突出,如以俚语俗词入诗,发挥奇异想象,以及有意识地广泛吸收自《诗经》、楚辞以来的各种前代风格等,对元和间的诗有着启迪意义。所以,代表元和年代诗歌主要成就的创作,像韩愈、李贺奇崛瑰丽的歌行,元稹、白居易平易流畅的乐府,刘禹锡、柳宗元充满情趣的民歌体和清峻明丽的七律,大体都能在大历、贞元诗人那里找到某种联系。还有,这一时期带有程式化的五言律诗虽说弊病不少,但在追求清丽而精巧的语言风格方面,还是有一定成就的。后来姚合、贾岛的更为圆熟工稳、精雕细琢的五律,就是对此的继承发展。文学的长河毕竟是前后相续的,只是有时狭窄,有时宽阔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