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
     
 
 

第一节 古文运动的兴起

  在中唐以前的一、二百年里,不是没有人看到六朝骈文的弊病,也不是没有人写质朴的散文。西魏文帝时宇文泰、苏绰等和隋初的隋文帝、李谔等,就从政治功利的角度、用行政手段试图强行改革文体,但都没有成功;唐代初期,史官也曾从历史兴衰的角度批评过六朝文风“意浅而繁,文匿而彩”(《隋书·文学传序》),后来又有过陈子昂“以雅易郑”、“以风雅革浮侈”的努力(见独孤及《赵郡李公中集序》及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但是,骈文本身是审美情趣趋于华丽、文学风格追求典雅的产物,也是时代文化精神的结果。在这样的文化心理和审美习惯还没有失去它存在的土壤时,硬性以行政手段或仅以个别人的大声疾呼与不高明的示范,是不能使它发生根本改变的。特别是科举考试,从贞观到开元百余年间都以骈文写对策,更助长着骈俪文风的流行。
  大约在开元、天宝年间,文风出现了缓慢的变化。首先是骈体文从典雅雍容而内容贫乏开始向质朴流畅、内容充实的方向转化。如被称为“燕许大手笔”的张说的一些碑志,李白、王维的一些书、序,都写来生动简洁,情理兼备,并且在骈中夹散,句式有了变化。其次是散体文章不仅在书信尺牍中,而且在记、论、表、铭、碑等文体中开始有了艺术性较高的作品,如李白的《与韩荆州书》及李华的《著作郎厅壁记》、元结的《自箴》、《七不如篇》等,都写得很自然流畅。
  元氏作于安史之乱以后的文章,仍继续朝这一方向发展,如《右溪记》已经具备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某些特色。
  正是在创作实践上有了一定变化的情况下,理论上的呼吁才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从天宝末到贞元末,由于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现实,使一部分士大夫急于寻找挽救衰世的方案,他们认为,社会衰落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人们违背了儒家传统的社会规范而导致礼义沦丧,道德水准下降,因此需要再次树立起儒学权威,以重新整顿社会秩序,包括肃清文坛上的颓败浮靡之风。于是,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相继从两个角度又一次提出了文体改革的问题。
  第一,他们从文学的社会功能角度提出了为教化而复兴“古文”的主张。独孤及在《赵郡李公中集序》中说:“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为用,亦犹涉川者假舟楫而后济。”梁肃《祭独孤常州文》也引独孤及的话说:“文章可以假道,道德可以长保,华而不实,君子所丑。”合起来看,即是说文章是志的呈露、道的载体,“道”、“志”要用“文”来发扬,而不本于“道”、不表现“志”的“文”是没有用的。
  所以他批评六朝以来“俪偶章句,使枝对叶比,以八病四声为梏拲,拳拳守之,如奉法令”,认为“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犹木兰为舟,翠羽为楫,玩之于陆而无涉川之用”(独孤及同上文),元结也在《文编序》里极力强调散文的教育劝化作用,说作文“其意必欲劝之忠孝,诱以仁惠,急于公直,守其节分”;梁肃更在《补阙李君前集序》中提出了“文之作,上所以发扬道德,正性命之纪;次所以财(裁)成典礼,厚人伦之义;又其次所以昭显义类,立天下之中”即“文本于道”的见解;柳冕则更明确了散文的教化作用,认为“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则为“君子”所耻(《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在他们看来,只有把伦理教化意义放在首位,才能使文章内容充实,气格刚健,才显出它的实际效用,这就叫“道能兼气,气能兼辞”(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
  其次,他们从文学盛衰的角度提出了复古的口号。萧颖士《赠韦司业书》曾自我表白道:“仆平生属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人,魏晋以来,未尝留意。”因为在他们心目中,文章好坏,关键在于作者及其时代,这叫“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李华《崔淝集序》),在先秦两汉,时代风气比较醇正,作者又以儒家经典为本,所以文风也纯朴雅正。而自那时以后,“世道陵夷,文亦下衰”(独孤及前文)。用柳冕的话说,就是自屈原、宋玉以后,“为文者本于哀艳,务于恢诞,亡于比兴,失古义矣”(《与徐给事书》),而“魏、晋以还,则感声色而亡风教,宋、齐以下,则感声色而亡兴致”(《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所以文风改革的途径,首先在于复古。
  萧颖士、独孤及、李华、梁肃、柳冕等人的见解,从本质上说,首先是为了推动儒学复兴而提出的,其次才涉及文体改革的问题。所以,他们把散文的价值限定在伦理教化和服务于政治的范围,把对散文的形式、文辞、风格的要求限定在对先秦两汉古文的模拟中,力图“助人主视听”而“以名教为己任”(萧颖士《赠韦司业书》),抹杀楚辞、汉赋以来文学发展的意义,其保守色彩是很显著的。这一特点使古文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很深的隐患。但同时也应看到,他们打着“经典”和“古人”的权威旗号攻击骈体文浮靡空洞、千篇一律的弊病,这对推进必定要出现的文体改革,客观上也起了颇为有力的作用。
  当散文创作实践与理论开始出现变革苗头的时候,在关系到读书人前程、影响到读书人文风好尚的科举考试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宝应二年(763)也就是安史之乱平息的那一年,杨绾和贾至主张在科举中废诗赋、去帖经而重义旨、以促进人们对儒学精神的真正理解,改变华而不实的文风;建中元年(780),令狐峘主持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策试,开始采用散体文形式。这些事实,一方面说明文体改革的主张开始渗入科举的主持者心中,证明它已形成了思潮;另一方面则可以推断,由于科举策试允许了散体文形式,那么它一定对文风变革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中唐时代,虽然考试依旧考诗赋,但人们向官员请谒求荐,向主考投行卷,却大量用了散体文。像韩愈当年便是一个以散体写书信投谒的举子,《旧唐书·韩愈传》说他“举进士,投文于公卿间,故相郑馀庆颇为之延誉,由是知名于时。”可见,尽管诗赋取士没有废除,但无论是主考官还是应试者,都已经把散体文看得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