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学
     
 
 

第三节 孟轲与《孟子》

  孟轲(约前372—约前289),邹(今山东邹县)人,生活于战国前期。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他自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由于他景仰并弘扬了孔子的学说,成为儒家的又一名大师,后世尊为“亚圣”。他的行事也仿佛孔子,收过不少门徒,率领着他们游说各国。由于各国间都以力相争,他却鼓吹以德为王,言仁义而不言利,终不能被任用,于是退而著书。
  孟轲的思想本于孔丘而有所发展。他主张施仁政,使人民安居乐业。他提出的理想社会,是一种黎民不饥不寒,老者安享晚年之乐的小康景象。“民贵君轻”是他的著名论点。他对当时某些统治者虐民以逞的行为提出尖锐的批判,甚至斥责为“率兽而食人”(《梁惠王》),同时基于宗族统治集团的利益对君主的个人绝对权威表示否定:“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万章》)“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离娄》)“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梁惠王》)这样的话,在专制强化的后代就没有人敢说了。
  《孟子》共七篇,记述孟轲的言行。此书的写作与《论语》不同,是他本人和门徒共同完成的。从体制上说,《孟子》基本上仍属于语录体,但较《论语》已有很大发展。这不但是因为它的篇幅加长,议论增多了,而且很多段落都围绕着一定的中心,结构完整,条理清楚,只要添上题目,就可以单独成篇。
  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孟子》与《庄子》是文学性最强的。因为孟轲的为人,本不像孔子那样深沉庄重,而是自傲自负,锋芒毕露,好辩而且善辩,动辄与人言辞交锋,必欲争胜。反映在文章里,就不仅仅从逻辑上说明道理,而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其行文坦露,喜笑怒骂,绝不作吞吞吐吐之态;文字通俗流畅,无生硬语,又喜欢使用层层迭迭的排比句式,这样就形成了《孟子》散文的一个显著特点,即富有气势。如长河大浪,磅礴而来,咄咄逼人,横行无阻。
  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聘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尽心》)
  《孟子》的文学性,还表现在它善于用形象帮助说理。有时是短小的比喻,如:“哀哉!人有鸡犬放(逃逸),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告子》)有时是完整的小故事、寓言。如“揠苗助长”、“五十步笑百步”、“再作冯妇”等等,都成为后世常见的成语。
  最精彩的是《离娄》中的一段: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所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人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
  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
  这是一则绝妙的讽刺故事。文字虽短,但写得精炼,情节有变化,人物有性格。尤其是故事的结尾,人物内在品格的委琐与外貌的庄严自足,形成强烈的反差,达到美学上的滑稽效果,完成了尖锐的讽刺目的。从中也可以看出作者尖锐的性格。这种丑恶现象在社会中始终存在,因而这故事的生命力也始终未消竭。
  《孟子》的散文对后世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它是感性和理性的结合,善于用文学手段达到实用目的,对于既主张以文载道,又重视文学的美感,喜欢在说理中包蕴个人感情的唐宋古文家,成为绝好的典范。试看韩愈的文章,雄肆而严整,喜用排比、博喻,与孟文关系最大。
  孟轲关于个人修养以及如何理解古诗的一些看法,对后代文学批评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这里“气”指一种光明正大的意气情感。后世的文气说(主要讨论作家才性与文章风格的关系)即由此发展而来。他又说,读古人之诗,要“知人论世”,要“以意逆志”,都是很精辟的见解,为后世文学批评中重要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