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学
     
 
 

第一节 楚文化和楚辞的形成

  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很早就孕育着古老的文化。楚民族兴起以后,成为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至迟在殷商时期,楚人已经同北方政权发生关系;至西周初,据说鬻熊曾“子事文王”,后来熊绎又被成王封于楚(《史记·楚世家》)。这应该理解为周王朝对楚人实际控制江汉地区的承认。至春秋时代,楚国迅速发展壮大,兼并了长江中游许多大小邦国,成为足以与整个中原相抗衡的力量。楚庄王为春秋五霸之一,一度有北取中原之志。战国时期,楚进而吞灭吴越,其势力西抵汉中,东临大海,在战国诸雄中,版图最大,人口最多。一度有“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的说法,意谓秦、楚二国,最具统一全国的可能。最后楚为秦所灭。但楚地的反秦起义,又成为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汉王朝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楚人的胜利。秦、汉大一统,最终完成了南北文化的融汇,也由此形成了伟大的“汉族”。
  楚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与中原文化进行交流。春秋战国时代,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也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左传》记楚人赋诵或引用《诗经》的例子,就有好多起。但另一方面,楚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强烈的特征,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因而楚人长期被中原国家看作野蛮的异族。《小雅·采芑》记叙周宣王南征楚国之事,说:“蠢尔蛮荆,大邦为雠。”并把“蛮荆”与北方的玁狁并列。《鲁颂·閟宫》又把楚人与北方戎狄并列,同作为应予严惩的对象:“戎狄是膺,荆舒是惩。”
  而楚人自己,在不愿承认周王室权威的时候,也往往自称:“我蛮夷也。”(见《史记·楚世家》)
  一般认为楚文化比中原文化落后,这样说不完全对。楚文化的兴起也许比中原文化迟,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楚文化的落后,主要只是表现在国家制度不够成熟,尤其是用于维护统治秩序、等级关系的政治与伦理思想远不及北方文化完密。——所以楚人需要引进有关的学说和典籍。与此相应,原始宗教——巫教的盛行,也可以看作楚文化落后的表现。但在其他方面,楚文化不一定落后,甚至有许多地方远远超过中原文化。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楚辞十分重要。
  首先应该注意到,南方的经济条件较北方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汉书·地理志》说,楚地“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由于谋生较为容易,就可能有较多的人力脱离单纯维持生存的活动,投入更高级更复杂的物质生产。所以至少在春秋以后,楚国的财力物力,已经明显超过北方国家。《左传》记重耳奔楚,对成王说:“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已可窥见一二。据历史记载,楚是春秋战国时拥有黄金很多的国家。从近年地下考古发掘来看,战国时代楚国的青铜器,足以代表先秦青铜器冶铸的最高水平。至于楚地漆器、丝织品之精美,那是北方根本无法比拟的。屈原《招魂》中描绘楚国宫廷内极其奢华的享乐景象,当然也须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样因为在南方谋生比较容易,途径也多,不需要组成强大的集体力量以克服自然,维护生存,所以楚国也没有形成像北方国家那样的严密的宗法政治制度。据《韩非子》说,楚国的贵族也一直拥有比较独立的势力。这对于楚国同北方国家的对抗也许是不利的。但另一方面,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个人受集体的压抑较少,个体意识相应就比较强烈。一直到汉代,楚人性格的桀傲不驯,仍是举世闻名。《史记》、《汉书》中,可以找到不少例子。
  丰富的物质条件,较少压抑而显得活跃的生活情感,造成了楚国艺术的高度发展,这是楚文化明显超过中原文化的一个方面。在中原文化中,艺术,包括音乐、舞蹈、歌曲,主要被理解为“礼”的组成部分,被当作调节群体生活、实现一定伦理目的的手段。因而,中庸平和被视为艺术的极致。而楚国的艺术,无论娱神娱人,仍然都是在注重审美愉悦的方向上发展,充分展示出人们情感的活跃性。楚地出土的各种器物和丝织品,不仅制作精细,而且往往绘有艳丽华美、奇幻飞动的图案。《招魂》、《九歌》所描绘的音乐舞蹈,也显示出热烈动荡、诡谲奇丽的气氛。旧楚地、今湖北随县出土的一套具备五个半八度的编钟,被中外专门家誉为“世界奇迹”,实际证明了楚国音乐及歌舞的发达。而北方的正统音乐,通常是限制在一个八度的音域范围内的。
  综上所述,应该说:以春秋战国时代而论,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实是各有特点,各有所长。如果单就艺术领域而言,楚文化的成就为高。文学是广义的艺术的一个方面。我们所要论述的楚辞,既是楚文化土壤上开出的奇葩,又代表了楚文化的辉煌成就。楚文化尤其楚国艺术的一般特点,如较强的个体意识,激烈动荡的情感,奇幻而华丽的表现形式等等,也都呈现于楚辞中。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史记》中已说屈原“作《怀沙》之赋”《汉书·艺文志》中也列有“屈原赋”、“宋玉赋”等名目。
  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如前所述,楚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方。现在从《楚辞》等书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薤露》、《阳春》、《白雪》等。现存的歌辞,较早的有《孟子》中记录的《孺子歌》,据说是孔子游楚时听当地小孩所唱: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还有刘向《说苑》所载《越人歌》,据说是楚人翻译的越国舟子的唱辞: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这种歌谣到秦汉时还十分流行。如刘邦有《大风歌》,项羽有《垓下歌》。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体,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汉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① (《汉书·艺文志》)。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离骚》、《招魂》、《天问》,都是长篇巨制;《九章》较之《诗经》而言,也长得多。它们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同时,这种“不歌而诵”的“赋”,却又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大约类似于古希腊史诗的“吟唱”形式。歌谣总是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的,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顺带说,现代人为了区别楚辞与汉赋,不主张称楚辞为“赋”,这不无道理,却不能说汉人这样称呼有何过错。因为本来是先有“屈赋”而后有“汉赋”的。
  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渗透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据史书记载,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南楚,直至战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重淫祠”(《汉书·地理志》)。楚怀王曾“隆祭礼,事鬼神”,并且企图靠鬼神之助以退秦师(见《汉书·郊祀志》)。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汉书·地理志》及王逸《楚辞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风俗。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甚至《离骚》这篇代表作的构架,由“卜名”、“陈辞”、“先戒”、“神游”,到“问卜”、“降神”,都借用了民间巫术的方式。
  除了楚文化本身的因素,其他一些因素对楚辞的形式也起了一定作用。如前所述,春秋以后,楚国贵族对《诗经》已经相当熟悉,这成为他们的文化素养的一部分。屈原《九章》中的《橘颂》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视为《诗经》体式对《楚辞》体式的渗透。在战国时代,纵横家奔走游说,十分活跃。他们“欲以唇吻奏功,遂竞为美辞,以动人主”,“余波流衍,渐及文苑,繁辞华句,固已非《诗》之朴质之体式所能载矣。”——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的这一节论述,正确地指出了战国纵横家华丽铺张的文辞对《楚辞》形成的影响。
  当然,“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文心雕龙·辨骚》)。
  楚辞是楚文化的产物,具体说来,又离不开伟大诗人屈原的创造。

①汉人又有“赋者,古诗之流也”一说(见班固《两都赋序》),当是为了攀附儒家经典,兼考虑到赋的铺张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