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学
     
 
 

第四节 《九歌》、《招魂》及《天问》

  《九歌》、《招魂》、《天问》三部作品,都不直接涉及屈原本人的生活经历。前二种与楚地的神话传说、民间习俗有密切关系,后一种却是对神话传说和社会历史的质疑。但这三部作品,又从各方面曲折地反映了屈原的个性和思想情感,同时也是研究楚文化的基本材料。
  《九歌》的名称,见于《左传》、《离骚》、《天问》和《山海经》,可见这是一种古老而著名的乐曲。“九”表示由多篇歌辞组成,不代表实际篇数。屈原的《九歌》共十一篇,是一组祭神所用的乐歌。一般认为,这是屈原根据民间的祭神乐歌改写而成的,既洋溢着古老的神话色彩,又表现着诗人对人生的某种感受。
  十一篇中,前十篇各祭一神,末篇《礼魂》,则是前十篇通用的送神曲。所祭神灵,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1)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中最尊贵者,即天帝)、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管寿命的神)、少司命(主管子嗣的神)、东君(太阳神)。
  (2)地祇:湘君和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黄河之神)、山鬼(山神)。
  (3)人鬼:国殇(战亡将士之魂)。
  《诗经》中的祭祀乐歌,都是庄重而显得板滞的;人与神之间,相隔遥远。《九歌》则不同。它用富丽的语言,描绘出盛大的、活泼而亲切的祭礼场面。神灵由巫师扮演,周围的人群伴随他(她)或歌或舞,在敬神娱神的同时,起到娱人的作用。那些神灵都被赋予了人类的品格和情感,他们对人保持善良友好态度,又同人很亲近,毫无可畏之处。这些都反映出在南方的民间信仰中人神共处的特点。
  尤其突出的,是《九歌》中大多数诗篇都包含有神与神或人与神相恋的情节。这些恋爱,在诗中又都呈现会合无缘、彷徨怅惘的状态,透出对生命的执着追求,和追求不得的忧伤怀疑。这里面也许包含着屈原自己人生失路、孤独凄凉的心情。如《湘君》、《湘夫人》写一对配偶神,他们彼此相待,却终不能相遇,唱出伤心的歌子。《湘君》开头写道:
  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
  波兮木叶下。
  在这幅清秋候人的画面上,深秋的凉意和情感的寂寞不安融为一体,渲染出一派难以言说的凄迷惆怅之情,从而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山鬼》是一首更为美丽的失恋之歌。诗中主人翁虽是神的形象,却完全是人间少女的情感。她盛装打扮,前去与心上人幽会,情人却始终未来赴约,使她陷入绝望的痛苦之中。全诗将方位的变动(山阿——山上——山间),气候的变化(晴朗——阴晦——雷雨大作),情节的推进(赴约——候人——失恋),心灵的波动(喜悦——惆怅——怨愤)结合起来,写得情景交融,和谐动人。其中写到山鬼独自站在高高的山顶,四望不见人影,她想到的是“岁既晏兮孰华予”——年华渐渐逝去,谁能使我的生命放出光彩呢!最后一节是:
  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
  已经到了深夜,雷鸣电闪,风雨交加,落叶飘飞,猿鸣凄戚,山鬼依然彷徨伫立,不肯离去。在北方的《诗经》中,也有不少失恋的歌,但绝没有如此强烈、固执、不顾一切的追求。值得注意的是,《山鬼》中这种描写,其主要意义并不在表现对恋爱对象的忠贞(其实在《湘君》、《湘夫人》的结尾,都有与对方决绝、另有所求的表示),而是像“岁既晏兮孰华予”所表示的,是对生命应有的美好的追求。这也很能显示楚文化的特点。
  《国殇》是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在《九歌》中是颇为特殊的一篇。诗中描绘了一场敌众我寡、以失败告终的战争,在这失败的悲剧中,写出楚国将士们视死如归、不可凌辱的崇高品格。“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诗人的礼赞,既呈现了楚人刚毅的性格,也寄托着他对祖国复兴的期望。这首诗篇幅不长,却是中国文学中最早显示出悲壮的美感的杰作。
  《九歌》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它包含着先秦文学中少数几篇完全以神话为素材、又经过文学化的改造、以神的形象表现人类生活情感的作品。它虽然没有《离骚》那样壮阔的场面,但语言的精美、抒情的细致,尤其景物与情感的相互融合与衬托,却是别具一种长处。
  《招魂》在《史记》中列为屈原之作,王逸《楚辞章句》却列在宋玉名下。今人多从司马迁之说。所招为谁何之魂,又主要有两种不同意见。一说是屈原自招其魂,一说是屈原招楚怀王之魂,多数研究者持后一种说法。
  “招魂”本是楚地一种习俗。诗人借用此种风俗,以奇异的想象,写出这篇奇异的作品。全篇除开头一段引言说明招魂原因外,可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假托“巫阳”之言,竭力渲染东南西北四方以及天上、幽都的可怕,劝魂不可留居。诗人的笔下,各种吃人食魂的鬼怪,凶残狰狞的毒蛇猛兽,极端严酷的自然环境,组成一幅幅光怪陆离、诡异恐怖的图景。后半部分,则竭力铺陈楚国宫廷的富丽奢华,以招魂归来,辉煌的殿堂,华贵的陈设,妖娆的女子,醇酒美食和诱人的歌舞,又是那样耀人眼目,动人心魄。最终以“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收结,流露出无限深情。
  《招魂》所显示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令人惊叹的。它用夸饰手法,对恐怖和奢华两种景象作强烈而富于刺激性的描写,形成对照,造成了特殊的美感效果。以后在鲍照、韩愈、李贺等作家的创作中,可以看到《招魂》这一特点的再现。它的铺陈手法,则直接影响了汉赋。
  《天问》是一篇奇文。它就自然、历史、社会以及有关的神话传说,一口气提出一百七十二个问题,“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鲁迅《摩罗诗力说》)。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在当时是已经有了现存答案的,但诗人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提出严厉的追问,试图找到新的答案。像尧舜,不仅在当时已被儒家奉为偶像,而且在《离骚》、《九章》中也反复当作理想政治的化身来歌颂,在《天问》中,他们的举措,仍然不能逃脱深刻的怀疑。这就意味着,无论怎样的圣君贤臣,都不能成为不容怀疑的绝对权威。
  我们必须注意:任何社会,不论处在如何幼稚的认识水平上(其实,从人类社会无限发展的立场来看,任何时代的有限认识都不可避免地包含幼稚成分),都需要而且必然地对自然、社会、历史提出某种系统化的解释。打破这种解释,对现存答案提出大胆怀疑的精神,是人类的认识不断进展的基本前提,也是最为深刻有力的理性精神。而我们看到的是:战国时期虽然开展了百家争鸣,但没有哪一家曾对自然和社会现象表现出这么广泛而深刻的怀疑。这就意味着《天问》作者具有超越当时一般思想家的强大的独立人格力量,因而他敢于鄙视社会的压力,超越已被社会所肯定的思想习惯和思维模式。这种怀疑精神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由于《天问》是一部思想性特别强的作品,形象的描写较少,在文学意义上,其价值就逊于屈原的其他作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