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学
     
 
 

第二节 元代中期

  诗文到了元代中期,战争的创伤渐渐平复,元朝的统治较为稳定,经济较以前有显著的恢复和发展。同时,由于儒学得到官方的尊重,科举得到恢复,社会文化进一步“汉化”,文人的心态也多少趋向平衡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以京师为中心的诗坛,由赵孟頫带来的“风流儒雅”的诗风得到推展而成为主流,而且在赵氏诗中所蕴藏的历史与个人身世的伤感也不大容易看到了。这时的诗歌几乎有一种“盛世之音”的味道。其主要作家,就是有“元四家”之称的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他们在大德、延祐间(1297—1320)先后任职于京城,遂相互唱和切磋,而成为宗师式的人物。
  四家的诗仍沿着与宋诗相背的轨迹。如杨载主张“诗当取材于汉魏,而音节则以唐为宗”(《元史》本传),即表明了他们宗唐复古的取向。在诗艺方面,他们发表了不少见解,对诗的结构的安排、声律的调节、字句的锤炼,都加以仔细的探究,巩固和发展了前期诗歌的成就。
  但另一方面,他们在讲究诗歌艺术特征的同时也重视文学与“治道”、“教化”的依存关系,创作中又有一种个性收缩和伦理回归的倾向。明人胡应麟评四家,说虞集“典而实”,杨载“整而健”,范梈“刻而峭”,揭傒斯“丽而新”(《诗薮》),指出四家诗风各异;然而从总体上说,他们在艺术上也呈现出明显的整一性,即讲求法度,形式工整,措辞典雅,不追求情感或个性的激烈或纵恣的表现,而崇尚一种合乎正统美学趣味的风格。
  对元四家,历来不乏“为有元一代之极盛”的评价,这其实是从“风流儒雅”这一类正统美学趣味而言的。如果单论诗歌写作的精致,他们确实是元代最突出的,但要说由热烈的抒情而形成的诗中的生气,则四家的诗比较前期、后期均为逊色。我们只能说它是元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无法给予太高的评价。
  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道园,祖籍仁寿(今属四川),迁崇仁(今属江西)。早年受家学熏陶,通晓宋儒“性理之学”。大德初至京师,任大都路儒学教授。后历官至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奎章阁侍书学士,曾奉旨修撰《经世大典》。晚年告病回江西。有《道园学古录)等。
  虞集历数朝皆受优宠,诗文中不乏歌颂朝廷盛德之作,如《金马图》所谓“太平疆宇大无外,外户连城无闭夜”之类。但同时不少作品仍带有一种惆怅、哀伤或感慨,实即显示了历史遗恨和种族歧视给汉族知识分子带来的心灵创伤。如《至正改元辛巳寒食日示弟及诸子侄》之二:
  江山信美非吾土,飘泊栖迟近百年。山舍墓田同水曲,不堪梦觉听啼鹃。
  虞集作此诗时七十岁,谢病在乡。这诗表面上是感慨自己的家族离开蜀中故乡侨居异地多年,欲归而不能。但虞集的父亲原任黄岗尉,在宋亡动乱之际迁来江西,所以“江山信美”二句,虽不能说是对元人怀异心,但说其中包含着在元人统治下的无归依的失落飘零感,该是不过分的。后面的“山舍墓田”云云,也令人联想起虞集引为光荣的五世祖虞允文——南宋初主持抗金大战的名相。这诗的情调是伤感、悲凉,但表达得极委婉。另外,虞集有一位宋亡后隐居不仕的从兄,留下不知是否为其本人所作的两句遗诗:“我因国破家何在,君为唇亡齿亦寒。”虞集也特地把它补为完整的诗篇,说是为了替从兄“发其幽潜之意”(见《从兄德观父与集同出荣州府……》)。这里面同样包含了个人无法抗衡的历史的遗憾。
  虞集对诗歌主张温厚平和而不失声韵光彩之美,他的作品也就是循这一条路数,题材大多较严肃,是四家中最为典雅的。但他的诗虽然缺乏洋溢的才情、洒脱的风致,却也并不古板迂腐,具有重抒情的特点。
  虞集是元代文章的名家,后世如黄宗羲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其风格以追踪欧阳修为主,文辞自然舒展,好谈说习见的儒家道理,同时也常常表现追慕隐逸的情趣。但结构既不如欧阳修那么讲究,又缺乏独特的才情和感受,只是写得熟练,成就是有限的。
  杨载(1271—1323)字仲弘,浦城(今属福建)人,后迁居杭州。先以布衣应召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后于恢复科举时,登进士第,官至宁国路总管府推官。有《杨仲弘集》。
  杨载在“四家”中多一些浪漫的诗人气质,《元史》本传说他“为文有跌宕气”,他的诗也是如此。《遣兴偶作》云:“放浪天地间,无今亦无昔。”这样的句子显得有些纵恣,但他的“放浪”是很有分寸的,常体现为一种潇洒,富有雅致的意趣。如在送别友人时,想象“却到江南春水涨,拍天波浪泛轻鸥”(《送人二首》);或者回到久别的家乡,陶醉于湖光山色之中,“小艇欲行无远近,不愁归醉要人扶”(《宿浚仪公湖亭三首》)。他不像虞集等人摆脱不开现实或人事,自述“夜阑每作游仙梦,月满琼田万鹤飞”(《纪梦二首》)。《宗阳宫望月分韵得声字》一诗,明初瞿佑《归庄诗话》称杨氏以此得名,其中“大地山河微有影,九天风露寂无声”一联,尤为人叹服,也是写得富于想象力的。这些地方使他能够避免平淡,但显得中气不足,境界不够开阔;“放浪”仅暗示着个性的某种意向,未得到多少发展。
  范梈(1272—1330)字亨父,一字德机,清江(今属江西)人。出身贫寒,以荐举为翰林院编修,后任福建闽海道知事。有《范德机诗》。
  范梈喜作歌行体,在声调、结构上颇用心,但总显得创造力不够。他的一些绝句颇有情致,如《浔阳》一诗:
  露下天高滩月明,行人西指武昌城。扁舟未到心先到,卧听浔阳谯鼓声。
  此诗写作者思乡情切,在归途中,已心驰神往。但这类诗仍不脱唐人的风调。
  揭傒斯(1274—1344)字曼硕,富州(今江西丰城)人。
  少时家境贫寒,读书刻苦。延祐初,以荐举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后迁应奉翰林文字、翰林侍讲学士。至正初,奉诏修宋、辽、金三史,为总裁官。有《秋宜集》。
  四家中,揭氏的思想情感有较接近平民的一面。如《祖生诗》写孝子祖生千里寻母的感人事迹,旨在谴责战乱。《临川女》写一个盲女被母兄遗弃,得到善人的救助。“我母本慈爱,我兄亦艰勤。所驱病与贫,遂使移中情”,揭示人性由于贫困和环境的逼迫而异化,写得很深入。再看他的《渔父》一诗:
  夫前撒网如车轮,妇后摇橹青衣裙。全家托命烟波里,扁舟为屋鸥为邻。生男已解安贫贱,生女已得供炊爂。天生网罟作田园,不教衣食看人面。男大还娶渔家女,女大还作渔家妇。朝朝骨肉在眼前,年年生计大江边。更愿官中减征赋,有钱沽酒供醉眠。虽无余羡无不足,何用世上千钟禄。
  诗较真切地描绘了渔家的生活,并在最后对这种朴素的生活表示羡慕。大抵这一类诗感情真实但通常不表现得很激烈,叙事、议论简洁而紧凑,语言风格较朴实,仍符合于“雅”的规范。不过他也有些诗写得风格不同,如《赠王郎》写一个少年“狂士”的情状,流露出豪侠之气,在四家诗中算是比较特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