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学
     
 
 

第一节 宋、元说话及其话本的时代

  考辨在宋代有一种称为“说话”的民间技艺,由唐代的“说话”发展而来,并吸收了变文等的若干特点;至元代仍然流行。其内容主要是述说故事。现在所知的宋、元通俗小说大致就是当时“说话”艺人——也即“说话人”——所用的底本,故又称“话本”;但也可能已在底本的基础上有所增删,与其原貌不尽相同了。
  “说话”在宋代有四家。据宋代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的“瓦舍众伎”条记载: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合生,与起今随今相似,各占一事。
  据此,“说话”四家为:一、小说;二、说经,包括说参请;三、讲史;四、合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即大致采用这种说法,孙楷第《宋朝说话人的家数问题》并对此作过较详细的考证,可以参看。但因洪迈《夷坚志》支乙卷六《合生诗词》条有“江浙间路歧伶女有黠慧知文墨、能于席上指物题咏、应命辄成者,谓之合生。 其滑稽含玩讽者,谓之乔合生。盖京都遗风也”的话,有些研究者就认为“合生”不属于“说话”四家之一,并对上引《都城纪胜》的那一段话用别的方式来标点,于是对“说话”四家也就有了别的分法。但似还不如鲁迅、孙楷第的分法来得稳妥
  只是在“说话”四家中,合生的势力最小,综合《东京梦华录》、《梦梁录》、《西湖老人繁胜录》、《都城纪胜》、《武林旧事》诸书的记载,合生艺人有姓名可考的只吴八儿、双秀才两人,而小说、讲史皆有数十人,说经也有近二十人,即可见一斑。大概从南宋后期起,合生已颇衰微,故《梦梁录》卷二十有一条记“说话”的情况,标目为《小说讲经史》而不说及合生。至于合生的特点,由于前人的记载语焉不详,现在已难以弄清楚了。
   “说话”的形式,大抵以诗词起,以诗词终,在叙述过程中也常杂以诗词、骈文之类,故又有“诗话”、“词话”之称。 至于“小说”、“讲史”、“说经”的区别,鲁迅说:“讲史之体,在历叙史实而杂以虚辞。小说之体,在说一故事而立知结局。”(《中国小说史略·宋之话本》)“说经”虽“演说佛书”,后也发展为专讲佛教史上的有关故事,向“小说”、“讲史”靠拢,唯题材有所区别,其代表作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无论是唐代的“说话”或变文,都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从这点说,作为其后继者的宋、元“说话”也应为同样的性质。且宋代“说话”主要在“瓦舍”演述,其听众以市井民众为主,元代“说话”的主要听众同样如此,故可视为市井文学。而另一方面,宋、元“说话”又受六朝以来文言小说的影响很深。罗烨《醉翁谈录》的《小说开辟》说:
  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烟粉奇传,素蕴胸次之间;风月须知,只在唇吻之上。《夷坚志》无有不览,《琇莹集》所载皆通。动哨、中哨,莫非《东山笑林〉;引倬、底倬,须还《绿窗新话》。
  《太平广记》固然收有许多六朝志怪和唐人传奇之文 ,《夷坚志》、《绿窗新话》也分别为宋代志怪、传奇的名作。所以,宋、元白话小说的发展,实以六朝以来的文言小说作为不可或缺的养料。这在具体作品中也可以看到。例如,《陈巡检梅岭失妻记》(《清平山堂话本》)就显然脱胎于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至于罗烨所说“长攻历代史书”,则又点明了中国古代小说和史书的密切关系。

①洪迈此条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一位散乐伎人“高吟”一首七律,咏两位太守对席;另一个是一位唱诸宫调的女子“歌”其“述怀小曲”,咏雪里梅花,用以自喻。又,张齐贤《洛阳搢绅旧闻记》说:“有谈歌妇人杨苧萝,善合生杂嘲。”文中并记载了这位“歌者”“嘲蜘蛛”(实为嘲胖和尚云辨)的五言小诗,从中可见洪迈的所谓“京都遗风”。其“嘲蜘蛛”,亦即“指物题咏”的一种。按,《新唐书·武平一传》:“伏见胡乐施于声律,本备四夷之数。比来……妖伎胡人,街童士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蹈舞,号曰合生。”是“合生”在唐代已经出现,本“施于声律”,也可结合舞蹈,故有“咏歌蹈舞”之语;其内容的“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则显与“题咏”相通。洪迈所记,均为乐人的“吟”、“歌”,张齐贤所记,也为“歌者”之诗,当是唐代“施于声律”的“合生”的继续。而罗烨《醉翁谈录》卷一甲集《舌耕叙引》的《小说引子》说:“小说者流……或名演史,或谓合生。”此处的小说,是广义的概念,与今天通常所说的“小说”近似,故谓其可“或名演史”。
  由这一记载,可知其所谓“合生”实属于广义的小说,也是述说故事的。
  与洪迈所说“指物题咏”、再加“吟”、“歌”的“合生”同名异实。换言之、“合生”在当时实有两种,一种属于“说话”,一种则吟诗歌词。另据洪迈所记,在其生活的南宋时代,后一种“合生”是由女性(“路歧伶女”)从事的,而《西湖老人繁胜录》所记“合生”艺人为“双秀才”,显非女性,也可见《繁胜录》所记“合生”非洪迈所谓“合生”,而当是《醉翁谈录》所说的那种“合生”。

②《醉翁谈录》所说的《太平广记》恐已非李昉等所编的原本,而已经过增删,供“说话人”之用。理由是:一、《醉翁谈录》壬集卷一所载《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叙宋代包拯时事,而云“事见《太平广记》”。《清平山堂话本》的《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叙宋英宗时事,亦云:“虽为翰苑名谈,编入《太平广记》。”此二篇不但为今所见李昉等编《太平广记》所不载,时代亦不合。故当另有一《太平广记》。但既袭用旧名,则大部分作品当来自原书。

   旧籍中记载宋、元话本名目最多的,为罗烨《醉翁谈录》;钱曾《述古堂藏书目》及《也是园书目》也有“宋人词话”的著录。《醉翁谈录》在国内原已亡佚,后发现于日本,现藏日本天理图书馆;国内所出排印本即自日本藏本出。此书刚在日本发现时,曾被误认为南宋本;书中所记及的大批话本名目,也就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宋话本了。但后来日本学术界已发现原先的判断并不确切,是以连收藏此书的天理图书馆所编《中国古版通俗小说集》(《善本写真集》二十七)介绍此书时也说:“此书一般认为是南宋版,但书中可看到元代人的姓名,且可感到追慕亡宋的笔调,再勘以版式,或系宋末元初刊。”(1966年日本天理大学出版部发行,第1页)但既有元人姓名,且已在“追慕亡宋”,则非刊于“宋末”可知。至早为元初刊本。说成“或系宋末元初刊”,恐多少有迁就旧说(所谓“南宋版”)之意。又,《醉翁谈录》的《小说开辟》有“说赵正激恼京师”语,而元锺嗣成《录鬼簿》卷上记陆显之说:“汴梁人,有《好儿赵正》话本。”则《醉翁谈录》之作,实当在陆显之撰《好儿赵正》之后 。所以,我们只能认为《醉翁谈录》所记的这些话本名目出于元代及其以前,但已无从分辨何者为宋、何者为元了。至于《述古堂藏书目》及《也是园书目》著录的“宋人词话”,也未必可靠。两书均著录的“宋人词话”共十二种。仅为《述古堂藏书目》著录的凡五种;这十七种在今天已多数亡佚。其中有五篇见于《清平山堂话本》,即《简帖和尚》、《西湖三塔记》、《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风月瑞仙亭》及《合同文字记》,实都不早于元代
   再说实物。这方面最重要的是《京本通俗小说》。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本子是一九二○年缪荃孙刊《烟画东堂小品》本,共收七篇。缪荃孙在《跋》中说,其底本为影元人写本。书中的《冯玉梅团圆》篇说到“我宋建炎年间”,《错斩崔宁》篇说“我朝元丰年间”,《菩萨蛮》篇说“大宋绍兴年间”,《拗相公》篇说“我宋元气都为熙宁变法所坏”;因而五十年代及其以前的研究者认为这四篇都是宋人话本,连带认为其他三篇也出于宋代。但到一九六五年,马幼垣、马泰来氏发表了《〈京本通俗小说〉各篇的年代及其真伪问题》(载台湾《清华学报》新5卷1期),指出《京本通俗小说》乃是根据冯梦龙编的《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而编集的,其《冯玉梅团圆》一篇,即《警世通言》卷十二的《范鳅儿双镜重圆》,作品中并含有明人瞿佑所作的“帘卷水西楼”一词 ,该篇明是明朝的作品,所以缪荃孙说《京本通俗小说》是影元人写本实是无稽之谈。何况在缪氏之前,从不见有此书的著录(缪氏说其底本中有原收藏者钱遵王图章,但钱氏所著的《也是园书目》、《述古堂藏书目》也未著录此书);在缪氏刊印之后,其底本的去向也“未有所闻,全无纪录”。至于书中所出现的上述“我朝”、“我宋”、“大宋”等字样,均为《警世通言》及《醒世恒言》所无,是《京本通俗小说》的编集者为了显示这些作品确为宋人话本而增改的。

①就现在所知的宋、元话本来说,哪些属于宋,哪些属于元,已经很难剖明。以前认为是宋代话本的,今天看来基本靠不住。因当时作为判断依据的,一是旧籍的记载,一是实物,而其中都有很多问题。

②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因误认《醉翁谈录》“乃南宋人书”,进而以为“赵正故事,元与南宋皆有话本”,“陆显之亦但就旧本改编,非创为之也”。但《醉翁谈录》为“南宋人书”的前提既已不存在,则《好儿赵正》自应为陆显之的创作。

③此点最早是已故孙楷第先生发现的,马幼垣、马泰来氏在其论文中已经说明:孙说见于其所撰论文《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


   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一部根据《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而制造的伪书,而作伪者很可能是缪荃孙。在他们发表此文以前,本已有学者对《京本通俗小说》的底本情况发生怀疑,如郑振铎及日本的长泽规矩也、吉川幸次郎等;但都不如此文的明确、有力。在它发表之后,不少有影响的学者给予高度肯定,如美国的韩南(patrickHanan)、法国的莱维(AndréLévy)等;我国学者苏兴当时没有看到他们的论文,但通过自己的研究也得出了《京本通俗小说》是伪书的结论(见苏兴《〈京本通俗小说〉辨疑》,载《文物》1978年3期)。所以,《京本通俗小说》并不能作为判断宋话本依据的实物。
  此外还有《五代史平话》、《梁公九谏》、《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也曾被不少学者认为宋话本。但除《梁公九谏》时代不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其为宋话本)外,其余两种都为元话本。再如冯梦龙编《警世通言》所收《崔待诏生死冤家》、《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和《醒世恒言》所收《十五贯戏言成巧祸》,题下分别注:“宋人小说题作《碾玉观音》”、“宋人小说,旧名《西山一窟鬼》”、“宋本作《错斩崔宁》”。因而通常也被认为是宋话本。但《崔待诏生死冤家》和《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含有明代人的用语和生活特征 ,估计已经过冯梦龙的较大加工,并非原貌了,其底本到底是宋话本抑元话本已难以判断;《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则为元话本,是否经过冯梦龙加工也无从断定。

①《崔待诏生死冤家》说到“湖南潭州府”,为明代地名。《一窟鬼癞道人除怪》说吴洪到行在临安应考,没有考取,就在临安住了下来,拟于“后三年,春榜动,选场开,再去求取功名”。这种情况也只可能出现于明、清时代。详见章培恒《关于现存的所谓“宋话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