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学
     
 
 

第一节 《三国演义》

  一、《三国演义》的概况与罗贯中

  三国故事很早就流传于民间。据杜宝《大业拾遗录》,隋炀帝观水上杂戏,有曹操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的节目,而刘知幾《史通·采撰》言及,唐初时有些三国故事已“得之于道路,传之于众口”。李商隐《骄儿》诗云:“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可见到了晚唐,三国故事已经普及到小儿都知的程度。
  随着说话的兴盛和戏剧的流行,这一人所熟知的题材自然格外为艺人所青睐。宋代说话中,有“说三分”的专门科目和专业艺人,同时皮影戏、傀儡戏、南戏、院本也有搬演三国故事的。苏轼《东坡志林》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可见此时三国故事已有明显的尊刘贬曹倾向。宋代这一类故事的话本没有留传下来,现存早期的三国讲史话本,有元至治年间所刊《三国志评话》(参见前章),其故事已粗具《三国演义》的规模,但情节颇与史实相违,民间传说色彩较浓;叙事简略,文笔粗糙,人名地名多有谬误,未经文人的修饰。与此同时,戏剧舞台上也大量搬演三国故事,现存剧目即有四十多种,桃园结义、过五关斩六将、三顾茅庐、赤壁之战、单刀会、白帝城托孤等重要情节皆已具备。而后罗贯中“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高儒《百川书志》),创作出杰出的历史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它是文人素养与民间文艺的结合。一方面,作者充分运用《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以及其它一些史籍所提供的材料,凡涉及重要历史事件的地方,均与史实相符;另一方面,作者又大量采录话本、戏剧、民间传说的内容,在细节处多有虚构,形成“七分实事,三分虚假”的面目。
  罗贯中的生平不见史传,一些零星记载也互相抵牾。现在一般据贾仲明《录鬼簿续编》(或谓无名氏作)等书提供的材料,认为他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祖籍太原,在杭州生活过。贾仲明说他“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据此,可以知道他在元末至正二十四年(1364)还活着。另外,明人王圻说罗贯中是“有志图王者”(《稗史汇编》),清人徐谓仁说他曾客于张士诚幕中(《徐炳所绘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均不知何据。中国最早的两部优秀长篇小说中,罗贯中是《三国演义》的作者和《水浒传》作者之一,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极其崇高的。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杂剧作家,剧作存目三种,今传《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传世的《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和《三遂平妖传》,也署罗贯中名。
  《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明嘉靖年间的刊本,二十四卷,分为二百四十则,每则前有七言一句的小目。后来的各种版本,都是依据嘉靖本,在细节方面各有些改动,总的面貌未有变化,只是有一种假托的“李卓吾评本”将原书的二百四十则合并为一百二十回。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对此书作了较大的加工整理。他们修改了回目,对情节和文字也作了些增删,并削除了原书的论赞,逐回加上自己的评论。经过这一番加工,全书在艺术上有所提高,但原书的正统道德色彩却也更为浓厚了。这种简称为《三国演义》的一百二十回本就是后来通行的本子。

  二、《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

  中国古代的通俗文艺、对于“正”与“邪”的分辨大抵是截然分明的。《三国演义》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书中代表“正”的一方是蜀汉,以刘备最为突出;代表“邪”的一方是曹魏,以曹操最为突出。这是三国故事很久以来就形成的倾向,只是在小说中表现得更充分。比较简明地分辨“正”、“邪”,其实是通俗文艺很难避免的,因为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容易了解历史人物,对历史作出一种道德化的解释;也只有这样,才能吸引观众和读者的感情投入。——所谓“正”的一方,对欣赏者而言就是“我方”。苏轼记“薄劣小儿”闻刘备败则忧而出涕,普通成年人的感情其实也与此类似。
  在三国的三方中,怎样来分辨“正”、“邪”,则是由一种尊崇“正统”的封建道德观决定的。历史上的曹操,本来是一个蔑视传统伦理的“奸雄”式人物,他虽然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却不大容易在传统道德标准中得到肯定;刘备虽然没有太大的政治成就,却因为他与汉皇室的一点可疑的血统关系,更容易被树立为正面人物。由此来分辨正邪,体现出皇权神圣的意识。不过,小说通过对曹操的残暴奸诈的描绘和对刘备的宽厚仁爱的赞扬,也表现出作者、也是民众的对于“仁政”的向往。小说中写刘备从当阳撤退时,虽形势危急,仍不肯抛弃跟随他而行的十几万百姓,诸如此类的情节,与其说是敷演史实,毋宁说是写出了老百姓的希望。
  与封建正统道德同时存在的,是民间的尤其是市井的“义”的道德,这与《水浒传》的情形颇为相似。“义”本来是一个浮泛的道德概念 ,但民间所说的“义气”,则有它的专指。它特别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扶助以及知恩图报的原则。在农业社会中,由血缘所形成的宗法关系高于一切,而在市井社会,很多活动超越了狭小地域以及家庭、宗族的范围,“义气”就显得特别重要。旧时江湖帮会特别重视“义气”,原因就在于它能帮助建立强有力的共同利害关系。
  《三国演义》从一开始写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就开始拿市井道德与封建正统道德相结合来解释历史与政治。三人名为君臣,实为兄弟。关羽更是“义气”的化身,他“身在曹营心在汉”,不为曹操的高官厚禄所动,最终演出“挂印封金”、过五关斩六将的壮举,体现了“结义”的关系一旦形成就不可违逆的道德原则。但赤壁之战中关羽奉命扼守华容道,却又因为曹操旧日有恩于他而放了曹操一条生路,这又是“义气”的另一种表现,即受人之恩不可不报。实际上,这是尊重利益交换的道德准则。小说中所描写的这一切,在高层政治中实际是不可能存在的。但这样写,对于市井读者却有很强烈的吸引力,因为这种道德是他们在生活中所尊尚的。关羽的形象后来被封建统治者所利用,成为“伏魔大帝”、“关圣帝君”,在民间受崇拜的程度,远远超过孔夫子。这固然与统治者要求人民效忠有关,却也离不开民间从自身的观念出发的理解。
  当然,《三国演义》不只是、而且主要不是什么道德教材。
  它在向广大的粗具文化的读者提供娱乐的同时,也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知识,从而扩大了人们精神生活的范围。三国本来是一个风云变幻、豪杰辈出的时代;由三方鼎立而彼此间组合分化、勾心斗角所形成的关系,较之双方对峙(如南北朝)或多方混战(如战国),有一种恰到好处的复杂性,能够充分而又清楚地显现政治作为利益斗争的手段的实际情状。
  当小说对这种历史情状作出较真实的描述时,道德化解释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的力量,而给人们以一种更深刻的对于历史的认识。与此相关联的是,小说大量传播了在政治斗争和社会生活中积累起来的智慧。诸葛亮可以算是《三国演义》中智慧人物的代表,他在无论何种复杂的情况下,都能审时度势,掌握大局;在无论多么危急的情况下,都能运用巧思,转危为安。与诸葛亮不相上下的智慧人物是曹操。虽然他的智慧通常表现为反道德的“奸诈”,但对于读者来说,在完成表面的道德评判之后,这种智慧仍然是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另外,周瑜和司马懿,也是小说中以谋略机变见长的人物。运用智慧的故事,在阅读上有其特殊的紧张感和愉快感,同时又有实用的价值。这也是《三国演义》吸引读者的重大原因。不但古代的造反者常以此书为政治和军事斗争的课本,今日在国外,还有许多人从中寻找可用于“商战”的技巧。

  三、《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在《三国》与《水浒》之间,通常认为《水浒》的艺术成就要更高些,但《三国演义》的一个重要的长处,显然是《水浒传》所不及的。那就是:它具有一个相当完整细密的宏大结构,有条不紊地处理了繁复的头绪,描绘了极其壮阔的、波谲云诡的历史画面。
  《三国演义》的故事框架是在历史记载的基础上构成的,这一点有时对作者的创作才能的发挥带来妨碍,像金圣叹所批评的“笔下拖不动,踅不转”那种情况确实存在,但这只是一部分。从总体来看,作者对《三国志》以及裴松之注所引大量零琐而又不免彼此矛盾的史料的处理,不仅显示了高度的史学修养,而且表现出高度的叙事技巧。在史料的基础上,作者作了许多铺张渲染,更增添了不少纯出乎虚构的情节,这些往往成为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在上述几种成分的组合下,全书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充分地描绘出魏、蜀、吴三方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有声有色的活动,并由此展现历史人物各具风神的形象。尤其是对战争的描写,成就最为特出。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大规模的战争,从战事的起因、力量对比、彼此的方略及内部争执,到战争的过程及其变化、胜负的决定及其缘由、有关人物在战争中的作用,都能叙述得生动而具体,写出战争的巨大声势、紧张气氛,处处扣人心弦。特别是赤壁之战,作为三方同时卷入、决定三国鼎立之势的关键性战争,从《三国志》中简略的记载,经过铺排和虚构,成为小说中整整八回的篇幅,写得波澜壮阔、高潮迭起,始终充满戏剧性的变化,从中可以感觉到作者广阔的视野和宏伟的构思。也许就是这部小说中表现出的作者的精神气质,使有些人推测他是“有志图王者”。
  在确定《京本通俗小说》为伪造之后,再来看中国通俗小说的演变过程,会发现《三国演义》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实有重大的进步。以前的通俗小说,都是以写故事为主,对人物的性格很少注意。即使文言小说,尽管情况比通俗小说好些,但同样也受到重情节、重文采等因素的牵制,加以篇幅有限,在这方面的成就也不特出。而读过《三国演义》,人们却自然会对小说中许多人物留下鲜明的印象。尽管比起后来的小说(包括《水浒传》),《三国演义》写人物的笔墨还不够细致,人物的性格层次也不够丰富,但作者在叙述历史故事的同时已经注意到描绘人物,注意到人物个性的差异,这种意识对促进小说艺术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三国演义》写人物,与它的截然分明的道德评判相关联,有一种“类型化”的倾向。他们的品格性情,大都可以用简单的语言概括出来。如刘备的宽厚仁爱、曹操的雄豪奸诈、关羽的勇武忠义、张飞的勇猛暴烈、诸葛亮的谋略高超和勤于国事、周瑜的聪明自信和器量狭小……。这种单纯鲜明的性格,犹如京剧的脸谱化表演,容易为读者所把握。而在单一的性格方面上,作者通过生动的情节和夸张的笔法,还是能够把人物写得较为有声有色。像关羽温酒斩华雄的一节,虽文字不多,却足以令人感佩他的威猛。写诸葛亮出山的过程,先借司马徽、徐庶之口,影影绰绰地虚写他的非凡才能;继而是三顾茅庐,仍是从刘备等三人的眼光中虚写这位“高人逸士”的生活氛围和一种神秘色彩,逗引读者的兴趣;而后才是诸葛亮纵论天下大势,在非常开阔的时代背景上展现他的政治才能,令人觉得他的出山之难,自有贤者不可自轻的道理。就是像张飞一声喝退曹操数十万大军,虽是过于夸张了些,那种气势却似乎也有可信的一面。类似这些传奇式的生动情节,给人物涂上了浓厚的色彩,多少弥补了其他方面的不足。
  《三国演义》中写得最好的人物却是作为反面角色的曹操。刘备作为正面道德的代表,被符号化了,除了“煮酒论英雄”借雷声掩饰失等等少数情节,他的言行常让人觉得不可信,这一人物形象因而也缺乏生气。曹操的形象则不然。他在小说中看起来好像是个“反面角色”,实际作者对他的豪杰气概是颇为佩服和喜爱的,并未一味丑化他。因而,小说在写出他的奸诈、残忍的同时,也写出他的雄才大略、敢作敢为、善于引纳人才等种种长处。如第十二回写曹操在濮阳与吕布作战时,中了陈宫之计,仓惶败逃,“火光里正撞见吕布挺戟跃马而来,操以手掩面,加鞭纵马竟过。吕布从后拍马赶来,将戟于操盔上一击,问曰:‘曹操何在?’操反指曰:‘前面骑黄马者是他。’吕布听说,弃了曹操,纵马向前追赶。” 由是得以脱险。后负伤逃出,众将拜伏问安,他却仰面大笑道:“误中匹夫之计,吾必当报之!”这种处变不惊、在险境中镇定自若的表现,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多次,形成一种个性特征。所以,曹操的形象虽然“恶”,却很有生气,他的性格比其他人物显得复杂,也更具有吸引力。
  《三国演义》用的是文白相杂的语言,和《水浒传》那种纯熟的白话不同。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作者常需在书中直接引用史料,如用纯粹的白话就难以谐调;一是带些文言成分,给人的感觉会多些历史感。这种语言简练而不失流畅,并不是容易写好的,如关羽出战华雄的一节:
  操教酾热酒一杯,与关公饮了上马。关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出帐提刀,飞身上马。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正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
  可以说写得很有声势。但全书比起用生动活泼的白话写成的《水浒传》,语言的表现力毕竟要相差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