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
 
 

三 司马睿与王导。门阀政治格局的形成

永嘉元年( 307年)九月,司马睿偕王导渡江至建邺。晋室政治中心,自此逐渐南移江左。西晋灭亡以后,江左的东晋政权维持了一个世纪的统治。

关于南渡,据知有如下三种记载。

《晋书》卷六《元帝纪》:“永嘉初,〔元帝〕用王导计,始镇建邺。”《世说新语·言语》“顾司空(和)未知名”条注引邓粲《晋纪》:“导与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国将乱,劝帝渡江,求为安东司马,政皆决之,号仲父。晋中兴之功,导实居其首。”王导于南渡之事起了重大作用,有“中兴之功”,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他当时还受制于司马越与王衍,不可能独自作出这件大事的决断。司马睿于越、衍,关系尚浅,也不可能决定南渡大计。所以,司马睿“用王导计”始渡江之说似嫌简单,不尽符合当时的情况。

《晋书》卷五九《东海王越传》:“初,元帝镇建邺,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东海王妃裴氏的家族地位,已见前述。妃兄裴盾为徐州刺史时,司马睿为安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二人共治下邳。妃兄裴邵辟司马睿安东府长史,与安东府司马王导“二人相与为深交” 。所以裴妃对于司马睿、王导渡江之事,自然是知情而又关切,说她表示过这种意愿,是完全合理的。后来,东海王世子毗陷于石勒,下落不明;裴妃被掠卖,东晋既建,始得过江。司马睿为报答司马越和裴妃恩德,以皇三子冲奉越后为东海王世子,以毗陵郡为其封国,又以毗陵犯世子讳,改名晋陵。这些都说明裴妃对于南渡是起过巨大作用的。但把渡江大事说成只是裴妃个人的意愿促成,也不妥当。

《晋书》卷八《王羲之传》:“羲之……父旷(一作广),淮南太守。元帝之过江也,旷首创其议。”案王旷为淮南之前居丹阳太守职。《晋书》卷一○○《陈敏传》谓敏起事后,“扬州刺史刘机、丹阳太守王广(旷)等皆弃官奔走。”王旷与刘机曾经同治秣陵,他们商议军情的文书,今天还保存了一些片断 。关于王旷倡议渡江之事,东晋人裴启所撰《语林》说:“大将军(敦)、丞相(导)诸人在此时闭户共为谋身之计,王旷世弘(旷字世弘)来在户外,诸人不容之。旷乃剔壁窥之,曰:‘天下大乱,诸君欲何所图谋?'将欲告官。遽而纳之,遂建江左之策。” 案《语林》成书于哀帝隆和时,多载人士语言应对之可称者,“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其中偶有道及谢安的不实之词,为谢安所纠 。所记王旷建策一事,当时王氏子孙具在,未闻异词,应当基本可信。王旷建策,时间当在永嘉元年三月至七月,即陈敏败亡至司马睿初受都督扬州江南之命之间,地点估计是在下邳。

以上三说 ,各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可以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它说明南渡问题不是一人一时的匆匆决断,而是经过很多人的反复谋划。概括言之,南渡之举王氏兄弟曾策划于密室,其中王旷倡其议,王敦助其谋,王导以参东海王越军事,为琅邪王睿司马的关键地位主持其事;裴妃亦有此意,居内大力赞助;最后决策当出自司马越与王衍二人,特别是司马越。《太平御览》卷一七○引顾野王《舆地志》:“东海王越世子名毗。中宗为越所表遣渡江,故改此(案指毗陵)为晋陵。”案表遣虽然只是一种形式,但不经司马越上表这一形式,司马睿、王导就无从被派遣过江,过江后亦无法统凭据。至于司马睿本人,如《晋书》卷五九《八王传·序》所说:“譬彼诸王,”权轻众寡,度长絜大,不可同年”,所以他在南渡问题上只能是被动从命,无决断权。

过江以后,司马睿也并不是江左政局草创中不可须臾离的人物。尊经阁本《世说新语》“元帝始过江”条汪藻《考异》:司马睿过江两个月后,“十一月,太妃薨为(于?)本国琅邪,上便欲奔丧,顾荣等固留,乃止。上即表求奔丧,诏听。二年三月,上还琅邪国,四月葬太妃,上还建康。” 这一详细的时间表,说明司马睿甫过江,即操持奔丧之事,并不因南迁始尔而抽身不得,循请夺情。这是由于坐镇江东,稳定局势,主要不是靠司马睿,而是靠王导。有王导在,有王导辅翼晋琅邪王司马睿的格局,江左政治就有了重心。这正是南渡后“王与马共天下”的具体反映。“王与马共天下”并不像《晋书》卷九九《王敦传》所说那样,只是司马睿过江后王敦、王导一时“同心翼戴”的结果。可以说,过江以前已经具备了“共天下”的许多条件,过江以后始得有天下而相共。

能够实现南迁,还由于江南士族名士合力消灭了陈敏势力,为司马睿扫清了进入建邺的障碍。陈敏的兴败,南士的向背,其中都有王与马的活动。

原来,西晋灭吴后,江东被认为是多事的地方,所谓“吴人轻锐,易动难安” 。西晋以东南六州将士更守江表,吴人多有不自信之心。晋武帝晚年,曾有封“幼稚王子”于吴之议,时刘颂为淮南相,认为此议“未尽善”,主张以“壮王”、“长王”出镇 。八王之乱前夕,吴王晏始受封,但是并未之国。六州将士更守江表之制当亦难于继续维持。江东既无强藩,又乏重兵,羁縻镇压,两皆落空。

八王之乱后期,江南士族名士深知洛阳政权已难维持,亟需一个像孙策兄弟那样的人物来号令江东,保障他们家族的利益。他们在江东没有找到合适的人,而在江北找到了陈敏。他们起先拥护陈敏,为敏所用。司马越在下邳收兵,也联络陈敏,想借助他以消灭自己在北方的对手。但是陈敏过江后既排斥江东士族,企图独霸江东;又自加九锡,声称自江入泻汉 ,奉迎銮殿,以与司马越争雄。所以南士与司马越都不能容忍陈敏。这时倡议反对陈敏的关键人物,恰是与南士有广泛交往 ,又居东海王越府为军咨祭酒的广陵华谭 。华谭致书陈敏帐下的义兴周玘、吴郡顾荣等人,一方面指责陈敏“上负朝廷宠授之荣,下孤宰辅(案指司马越)过礼之惠”;另一方面又言顾荣、贺循等“吴会仁人,并受国宠”,而欲以“七第顽冗,六品下才”的寒士陈敏为江东的孙策、孙权,以图保据,非但无成,抑且自贻羞辱 。华谭此信,显然是受命于司马越、王衍,目的是告诫南士,如果要保障江东士族利益,只有反戈一击,消灭陈敏,与司马越合作。顾荣、甘卓、纪瞻同华谭一样,都曾居司马越幕府,与越有旧,遂与周玘定策灭敏。

从陈敏兴败之中,王、马与南士各自作出了自己的估量。王、马理解到江东形势亟待强藩出镇,否则还可能出现第二个陈敏;南士则准备接受从北方来的强藩,只要他们有足够的名分和权威而又尊重南士的利益。这样,司马睿与王导才得以在南士的默许下过江,而过江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力笼络南士,协调南北门阀士族的利益。关于这一点,已故的陈寅恪先生有《述东晋王导之功业》 一文,引证丰富,论议入微,这里不多说了。

《晋书》卷六五《王导传》云:琅邪王司马睿“徒镇建邺,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导患之。会〔王〕敦来朝,导谓之曰:‘琅邪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会三月上巳 ,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 ,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据说南士因此应命而至,“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以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通鉴》据王敦拜扬州的年月,于此条的真实性有怀疑,因而有所删削,并于《考异》中著其原委。其说确否,姑置不论。但《王导传》此段叙述另有可疑之处。顾荣等人参预过中朝政治活动,被辟于号称“多俊异”的东海王越府,又经历了拥护陈敏和推翻陈敏的整个过程,于晋末形势、司马睿出镇建邺的背景以及王导偕来的目的,应当是熟知的。何况司马越以王导佐司马睿监徐州军事已逾二年,而徐州下邳居南北要冲,顾荣等人何得于司马睿、王导南渡时对司马睿的身分、王导等北士的态度一无所知,必于徘徊半载之后偶于道旁偷视,始定出处?又观楔之事也有可疑。司马睿、王导至建邺,在永嘉元年九月。《晋书·王导传》言司马睿在建邺“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下叙“会三月上已帝亲观禊”,此三月无疑为永嘉二年三月。前引尊经阁本《世说新语》汪藻《考异》谓永嘉元年十一月太妃薨,司马睿欲奔丧而不果,又谓“二年三月,上还琅邪国,四月葬太妃”,然后南还。据此可知,永嘉二年三月上已,司马睿已在艰中,即令他还未启程归国,尚留建邺,也不可能有“帝亲观禊”之事,因而也不可能有骑从率拜诸情节。所以,这种故事性的描述是不足信的。但是其中所反映的王、马关系和敦、导地位,以及南士尚存的猜疑心理,应当是近实的。

永嘉南渡后,王导始终居机枢之地,王敦则总征讨于上游,王氏家族近属居内外之任,布列显要者人数甚多。沙门竺道潜深交于元帝、明帝、瘐亮等人,出入宫省,自称以“朱门”为“蓬户”,在政治上颇有影响。而此人据说也是王敦之弟 。王氏家族诸兄弟子侄之间也时有矛盾,甚至互相杀戮,如王敦杀王澄、王稜,王敦败死后王舒沉王含、王应于江,等等。虽然如此,以王导、王敦为代表所构成的王氏家族势力是非常牢固的,这使“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在江左维持了二十余年,直到庾氏家族兴起,抑制王氏并凌驾于王氏为止。而且,即令是在庾氏代兴,王氏家族权势发展越过了自己的顶峰以后,王氏家族的社会、政治势力以及文化影响仍旧不衰。《南史》卷二四史臣论曰:“昔晋初渡江,王导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案指秦淮)流竭,王氏灭。'观乎晋氏以来,诸王冠冕不替,盖亦人伦所得,岂唯世禄之所传乎!”王氏人伦斯得,冠冕不替,在江左与秦淮共长久,其基业即奠定于“王与马共天下”的年代。

明帝太宁二年( 324年),王敦准备第二次东下,夺取建康。其时“清君侧”的口实已不存在,大军下都,自然有兴废之举。钱凤问王敦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为天子?便尽卿兵势,唯保护东海王及裴妃而已” 。王敦答语突兀,历代论者及注家似乎都未尝措意及此,不见有何解释。我认为“王与马共天下”既滥觞于西都的司马越与王衍,王敦眼中但重司马越、裴妃而轻司马睿,重司马越在晋室的统绪而不重司马睿的地位,所以才作此语。除此以外,我认为此语还具有更为实际的意义,可能涉及兴废问题,值得留意。

如前所叙,司马睿将帝之时,王敦已有“更议所立”的企图;王敦初引叛军入建康时,元帝又有归位琅邪“以避贤路”之语。王敦拟更立者是谁,史无明文。细味语气,似乎还不是指王敦本人而是另有物色,不过此时还没有迹象表明他属意于谁。

我们知道,王氏兄弟拥司马睿过江,系由司马越所表遣,而裴氏出过主意。江左得有东晋局面,不能不感激东海王越与裴妃。晋元帝对他们“深德之”,王氏兄弟自然亦“深德之”。东海王越死,裴妃于大兴中渡江,这在江东是一件大事,不能不引起某种政治波澜。元帝以少子冲为东海王国世子,当即波澜之一。王敦下都,无视晋明帝的存在而独以裴妃及东海王冲为念,嘱钱凤尽力保护。王敦入都后,又表示欲废明帝 。这些也是裴妃渡江以后的波澜。从种种波澜之中,我推测王敦有废明帝而代之以东海王冲的意图。王敦欲废明帝而代之以东海王冲,这实际上只能是把东晋政权完全转移到自己手中的一个过渡。王敦如果得立东海王冲,当然也可以废东海王冲而自立,不过这需要一个过程。

东海王冲之封可能成为东晋政治上的麻烦问题,东晋朝野对此迹象似乎早已有所觉察。干宝《搜神记》卷七:“晋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晋陵东门有牛生犊,一体两头。京房《易传》曰:‘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将分之象也。'”《宋书·五行志》、《晋书·五行志》均同。《开元占经》卷一一七引《搜神记》则曰:“元帝大兴中,割晋陵郡封少子〔冲为东海王世子〕,以嗣太傅东海王。俄而世子母石婕妤疾病,使郭璞筮之,……曰:‘世子不宜裂土封国,以致患悔,母子华贵之咎也……。'其七月,曲阿县有牛生子,两头,……石氏见(其图)而有间。或问其故,曰:‘晋陵,主上所受命之邦也。凡物莫能两大,使世子并封,方其气焰以取之,故致两头之妖,以为警也。'”案古人往往利用自然间或社会中某些变异现象解释政治大事,《五行志》所载及郭璞之筮,即属此类。颇疑时人观察形势,早有王敦将利用东海王冲以遂其谋的忧虑,故托物妖以为警诫。晋明帝和东海王冲虽然是同父异母兄弟,但在统胤上一出琅邪,一绍东海,王敦废彼立此,即是使东晋由琅邪王国的统胤改变为东海王国的统胤,以便利自己予取予求。王敦未得至都,即己病笃,仓猝之中,命王应在己死后立即代晋自立,建朝廷百官,以求先发制人,因此也就完全暴露了欲立东海王冲的实际目的。这是发生在后的事,与上述对王敦保护东海王冲和裴氏之命的解释并无冲突。

我们还可以用同样的理由来解释另一史料。太兴四年( 321年)七月,王导拜司空。《晋书》卷三五《裴楷传》:“既拜,叹曰:‘裴道期、刘王乔在,吾不得独登此位。'”案王导拜司空,是晋元帝为防王敦而以戴渊镇合肥、刘隗镇淮阴以后八夭的事,拜王导为司空实际上是元帝在处理王、马关系问题上所采取的一项平衡措施,主要不是对王导特加崇敬。其时王敦构乱将发,王导际遇艰难,处境微妙,说不定有覆族之虞。裴道期即裴邵,裴妃之兄,王导在司马睿平东府的同僚,随司马越、王衍出军死难。刘王乔即刘畴,刘隗从弟,蔡谟每叹若使刘畴过江,“司徒公之美选也”,见《晋书》卷六九。王导思及裴邵、刘畴,主要当是从人才方面着眼。裴邵人才是否足以与王导同登三事,姑置不论。但是我们可以分析,如果王导与裴邵得以以越府旧谊而又共事睿府,也许东晋初年那种艰难境遇就不至于出现了。王导于此思念裴邵,于叹借人才之外,或许也是表示对司马越与裴妃的思念之情。不过这只能算推测之词,存此备考。

《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以及同书卷三三《张济传》,均谓江左“主弱臣强”;《十七史商榷》卷四九,谓“晋少贞臣”。这些都是确当之论。其实从西晋后期以来,惠、怀、愍帝都是权臣的掌中物,其时已是“主弱臣强”,且“少贞臣”,不独江左如此。不过西晋的权臣是宗室强王,士族名士往往要依附于他们才能起作用。东晋则不然,士族名士本人就是权臣,宗室王公也要仰食于士族名士。“五马渡江”,除元帝一马之外,其余四马,即彭城、汝南、南顿、西阳诸王,都因不见容于士族权臣而丧生。据《世说新语·仇隙》,元帝用谯王承刺湘州以扼王敦,为王敦弟王廙所杀,多年以后,承妻泣谓子无忌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将(廙)。吾所以积年不告汝者,王氏门强,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声著,以避祸耳!”琅邪王氏门强如此,以至宗室不敢道其杀亲之仇,这正是强烈地反映了门阀政治的特性。如果说西晋自武帝以来,士族名士是司马氏皇权(包括强王权力)的装饰品,那末东晋司马氏皇权则是门阀政治的装饰品;西晋尚属皇权政治,东晋则已演变为门阀政治。东晋皇权既然从属于门阀政治,皇帝也就只是士族利用的工具而非士族效忠的对象,“贞臣”自然是少而又少了。史家每诟病《晋书·忠义传》,言其人物事迹多有于晋不忠不义者,原委之一,即在于此。当王敦以诛刁协、刘隗起兵时,王导实际上站在玉敦一边,时人并不以王导为逆,也不以刘隗、刁协为忠。士族权臣可以更易,而“主弱臣强”依旧。当琅邪王氏以后依次出现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等权臣的时候,仍然是瘐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由此可见,王与马的结合所开启的江东政局,奠定了东晋一朝政局的基础,影响是深远的。至于琅邪王氏能与司马氏“共天下”而终于不能篡天下,这应当从门阀士族之间彼此牵制和南北民族矛盾这两方面求得解释,而不能只从权臣个人忠奸求之。如果门阀士族的状况及其彼此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南北民族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如果历史出现了这种情况,司马氏的天下也不是不能篡取的。不过这是晋宋之际的问题,本书将在最后论及。




《晋书》卷三五《裴楷传》。《三国志·魏志·裴潜传》注引《晋诸公赞》载侍中王旷与司马越书曰:“裴郃(邵)在此虽不治事,然识量弘达,此下人士大敬附之。”这些都说明司马氏、王氏、裴氏的密切关系。王旷书当系旷弃丹阳居下邳时作。
《太平御览》卷三三七王旷《与扬州论讨陈敏计》。
《太平御览》卷一八四引。
《世说新语》文学、轻诋等篇及注引《裴氏家传》、《续晋阳秋》。
三说之外另有一说。《南齐书》卷五二《文学·丘灵鞠传》灵鞠谓人曰:“我应还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此中。顾荣忽引诸伧渡,妨我辈途辙,死有余罪。”这是丘灵鞠自以仕途不顺的愤懑之词,并非叙事,可不置论。
《晋书》卷六《元帝纪》记此事甚略,只说“属太妃薨于国,自表奔丧,葬毕,还镇。”
《晋书》卷五二《华谭传》晋武帝策问华谭语。
《晋书》卷四六《刘颂传》。
自江入沔汉,据《晋书》卷四《惠帝纪》永兴二年( 305 年)十二月条,《通鉴》同。《晋书》卷一○○《陈敏传》作自江入河,误。因为当时惠帝在长安,陈敏循沔汉可以与长安联系,而不必通过大乱的黄河流域。
《三国志·吴志·孙传》注引《文士传》谓华谭父(《晋书》谭传作谭祖)融,“江都人,祖父避乱,居山阴蕊山下”,与吴士张温有深交。华融世仕吴,所以华谭与吴士多交往。
华谭为越府军咨祭酒,见《晋书》卷一○○《陈敏传》,谭传失载。
《晋书》卷一○○《陈敏传》。
见《金明馆丛稿初编》。
按三月上已修禊之事,《续汉书·礼仪志》(上)、《宋书·礼志》(二)皆有记。《后汉书·周举传》、同书《袁绍传》亦记上巳。历来都说禊事取三月上巳日行之,后来则固定于三月初三,仍称上巳。宋元人周密《癸辛杂 识》续集下“十干纪节”条,谓“上巳当作日干之己,古人用日,如上辛、 上戊之类,皆用日干,无用支者。若首午尾卯,首未尾辰,则上旬无巳矣。” 清人王应奎《柳园随笔》卷三亦引此。清人宋凤翔《过庭录》卷一五则驳 周密之说,以为上己之说不合《后汉书·袁绍传》章怀注所谓建除祛灾之 法。异说纷纭,并识于此,以备参考。关于巳,可参《日知录》卷三二 “ 巳”条。关于上巳节的其它种种,可参看劳干《上巳考》,台湾《中央研 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 29 集;宋兆麟《上巳节考》,《中国历史博物馆 馆刊》总第 13—14 期。至于定禊事为三月三日,似始于东汉。《晋书》卷 五一《束皙传》,晋武帝“尝问挚虞三日曲水之义,虞对曰:‘汉章帝时平 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为怪,乃招携之水滨洗祓,遂 因水以泛觞,其义起此。'”《续齐谐记》同。
贵人、名士出行,时人于道旁窥其风采,盖当时习俗如此。参看《世说新语·企羡》“王丞相拜司空”条及“孟昶未达”条。此风至南朝犹在。《颜氏家训·勉学》:梁时贵游子弟“从容出入,望若神仙。”
此据《高僧传》卷四《竺道潜传》。《世说新语·德行》注谓“僧法深(案即道潜),不知其俗姓,盖衣冠之胤也。”余嘉锡据此疑法深非王敦之弟,不出琅邪王氏,见《世说新语笺疏》。又《高僧传》卷四《竺法崇传》附释道宝传,谓道宝本姓王,琅邪人,晋丞相王导之弟。事亦难于考实。
《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晋书》卷九八《王敦传》略同。
参看《世说新语·方正》“王敦既下”条余嘉锡《笺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