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
 
 

四 郗鉴与京口的经营

(一)三吴的战略地位

如前所论,郗鉴得以否定陶侃、庾亮下都废黜王导之谋,主要在于他以徐州刺史据有京口,于建康有举足轻重之势。京口成为东晋的重镇,是一个历史过程,有多方面的原因,不只是出于权宜的考虑,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京口重镇的形成,发端在郗鉴。

徐州地境,《禹贡》谓“海岱及淮”。西汉十三州部之一的徐州,大体即是这个区域。江左流寓之初,徐州地境南移,据淮南北以迄江北之地,居刺史任者先后为蔡豹、卞敦、王邃、刘遐,治所则随军事形势而进退,但都在长江以北。郗鉴继刘遐为徐州刺史,治广陵

《郗鉴传》,苏峻乱,陷台城,郗鉴自广陵遣人间道至江州,谓温峤曰:“今贼谋挟天子东入会稽,宜先立营垒,屯据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断贼粮运。然后静镇京口,清壁以待贼。贼攻城不拔,野无所掠。东道既断,粮运自绝,不过百日,必自溃矣。”温峤深以为然。郗鉴首倡“静镇京口”之议,本来只是针对苏峻自历阳过江以后,军队无后方供应,欲取三吴以为依托的图谋而发,并未估计到京口此后将成为东晋南朝系建康安危的重镇。

此时,郗鉴处境比较特殊。他以引流民帅平王敦之功,得为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究州刺史(后加刺徐州)、假节,并顶明帝遗诏辅政诸大臣之列。但是他由于对王敦的看法不尽同于王导,在周札赠官问题上与王导发生过尖锐冲突。而且,郗鉴的流民帅身分,同祖约、苏峻一样,所以也难得见信于执政的庾亮,没有机会居中枢之任。咸和二年十一月,祖约、苏峻初起兵,庾亮甚虑全盘皆乱,局面不可收拾,因此不许各地兴兵勤王。《世说新语·容止》注引《晋中兴书》:“温峤及三吴欲起兵卫帝室,亮不听,下制曰:‘妄起兵者诛。”郗鉴于时欲率广陵之众赴难,“诏以北寇,不许。”但同时或稍后,虞潭受命督三吴、晋陵、宣城、义兴诸郡军事;张闿宣太后诏于三吴令速起兵;桓彝则兴兵于宣城。温峤更不顾制书所禁,早在苏峻济江之前一月,即咸和三年( 328年)正月自武昌东下,军于寻阳,声称入援建康。只有郗鉴不同,他小心从事,不敢妄动,必待苏峻济江、台城陷落、庾亮出奔,陶侃东下之后,在广陵“城孤粮绝,人情业业,莫有固志”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刑白马,誓三军,以示效忠东晋,然后,才有上述向温峤提出的“静镇京口”的建议。而且,他还必待得到陶侃委署都督扬州八郡军事后,始自广陵济江;而且济江以后亦不能据京口而守之,必得与陶侃等人会师,以听调遣。这些情况,说明郗鉴自知在苏峻之乱中如何自处,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必须谨慎从事,不得稍有专擅,否则将授人以柄。

以陶侃为盟主的陶、温、庾联军,于咸和三年五月顺流东下,屯驻建康城西秦淮河口的查浦、蔡洲。郗鉴军所筑白石垒,亦移交给庾亮军驻守。郗鉴则专注东方,王舒的浙东军,虞潭的浙西军,俱受郗鉴节度。苏峻遣将管商、张健等寇掠三吴,又遣人出江乘掠京口以东。这样,当陶侃联军与苏峻叛军在建康附近相持的同时,又形成了京口以南以迄三吴一带的东方战场,因而郗鉴得以逐步实现其“静镇京口”以断苏峻东路的计划。

东方战场的形成,与三吴地区在江左的战略地位有密切关系,而三吴地区的战略地位,又有其历史的、地理的原因,须要稍作追叙。

西晋灭孙吴以后,三吴是“难安易动” 的地方。西晋用东南六州将士戍守江表,唯恐三吴有事。吴士在洛阳受到歧视,也增加了吴人的不自信之心。以后,王导助琅邪王司马睿协调侨旧士族利益,使多数三吴士族逐步进入东晋统治集团,而没有成为一种长期独立于侨姓士族以外的政治势力。在江左以后出现的纷纭的政治事件中,三吴士族往往分为两部分,与侨姓士族内部斗争的两造分别结合。江左的几次叛乱,情况就是这样。建兴元年( 313年)吴兴周玘谋反司马睿,与之同谋的是镇东祭酒东莱王恢。永昌元年(322年)王敦反叛,吴兴沈充起兵响应,同郡钱凤为王敦谋主。王敦在请诛刘隗疏中,诉隗“复依旧名,普取出客”一事,其所“普取”的应是江南士族豪强地主的佃客 ,因为侨姓士族的佃客是没有“旧名”可检的。王敦既为南士争利,所以就有南士沈充、钱凤之辈支持王敦。另一方面,南士站在东晋朝廷一边的,人数更多。《晋书》卷七六《虞潭传》:“王含、钱凤等攻逼京都,潭遂于本县(会稽余姚)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义军,众以万数。”孔但亦曾在会稽起兵。这都是南士用武力支持司马氏政权之证。总之,东晋朝廷有事,往往牵动三吴;建康内战,三吴就会出现东方战场。《通鉴》太宁二年(324年)沈充司马顾飏说沈充,有“并东西军之力” 之语,胡注曰:“东军谓沈充军(案起自吴兴),西军谓王含、钱凤等军(案在建康附近)也。”叛军有东西军,东晋官军同样有东西军。

在这种背景下,苏峻乱起,江左也迅速形成分别称为东西军的东西两个战场。东方郡县,一方面有人暗降苏峻,反对东晋朝廷,如《王舒传》所说“临海、新安诸山县并反应贼”;另一方面又有更多的南士支持东晋郡守,兴兵讨伐苏峻,抵抗苏峻东来。《晋书》卷七七《蔡谟传》:“苏峻构逆,吴国内史庾冰出奔会稽。[峻]乃以蔡漠为吴国内史。谟既至,与张闿、顾众、顾飏等共起义兵,迎冰还郡。”吴国义军之起,主要得力于顾众、顾飏兄弟。《晋书》卷七六《顾众传》:“苏峻反,王师败绩,众还吴,潜图义举。……前临江将军张悊为峻收兵于吴,众遣人喻悊,悊从之。众乃遣郎中徐机告谟曰:‘众已潜合家兵,待时而奋……'”。同传临平人范明“率宗党五百人”,合顾众等军凡四千人,进讨苏峻部将张健。丹阳义兵则为张闿、陶回所聚。《晋书》卷七六《张闿传》:张闿本孙吴张昭曾孙,世居丹阳,遂为丹阳人。苏峻据建康,“使闿持节权督东军”。张闿既与顾众兄弟组织吴国义兵,又与陶回共督丹阳义兵,并以米谷济郗鉴军。《晋书》卷七八《陶回传》:陶回,丹阳人。苏峻起兵,“王师败绩,回还本县收合义兵,得千余人,并为步军,与陶侃、温峤等并力攻峻,又别破(峻将)韩晃。”吴兴义兵由太守虞潭所聚,虞潭家憧尽遣为兵。

上引《张闿传》张闿受苏峻命“权督东军”,此东军大抵指东方诸郡原有的郡兵。《晋书》卷七六《王舒传》:“峻闻舒等兵起,乃赦庾亮诸弟以悦东军”,此东军则指南士所聚义兵。这两者都是东晋东方战场的军队。

由于东方各郡义军纷起,乃有陶侃以王舒监浙东诸军事,虞潭监浙西诸军事,均受都督扬州八郡诸军事郗鉴节度之命。

江左内战中东方战场的存在,说明南士在本籍既易招合部曲家兵,又具有广泛的政治影响。东晋如能牢固地控制三吴,南士的力量就能为东晋朝廷所用,三吴就能成为东晋的战略后方,这对于巩固建康,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所以郗鉴都督东南八郡,既是为了抵御苏峻的需要,又是为了东晋长期的战略需要。

(二)会稽——三吴的腹心

三吴成为东晋的战略后方,还有经济上的原因,这就是建康的粮食供应,建康以下长江两岸军队的给养,都要仰给三吴。

《舆地纪胜》卷七“丁卯港”注引《舆地志》:“晋元帝子哀镇广陵,运粮出京口,为水涸,奏请立埭。丁卯制可,因以为名。”案东晋琅邪王司马衷镇广陵,在建武元年( 317年)六月至十月,丁卯埭即此年所开,今镇江市东南郊运河沿岸有丁卯桥,当是古丁卯埭所在处。广陵军粮,赖三吴所产,经运河北出京口运来。苏峻乱时,江南漕运断绝,因而据广陵的郗鉴“城孤粮绝”;而郗鉴过江后军在京口,得暂仰张闿自丹阳、晋陵就近供给米谷。苏峻扰三吴得手,粮食较充,故得以米万斛溯流供给豫州祖约。郗鉴就是根据这些情况,建议于曲阿一带立垒断苏峻三吴粮运。由此可见,三吴米谷,是交战双方赖以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

江南地方,由今苏南以迄浙东,今天都是产粮之地。但是在东晋,丹阳、晋陵还很贫瘠,产粮区在此以南的三吴。三吴开发潜力最大的地方,首推会稽,是三吴的腹心所在。据《三国志·吴志·钟离牧传》,会稽永兴(今浙江萧山)稻田,亩产至三斜之多。《晋书》卷七七《诸葛恢传》,恢为会稽太守,晋元帝语恢曰:“今之会稽,昔之关中,足食足兵,在于良守。”会稽有此条件,所以苏峻叛乱前夕,王导谋树外援,出弟王舒为会稽内史;而苏峻兵起,有挟持成帝东奔会稽以为久计的图谋;乱平以后,建康残破,三吴之豪也请迁都会稽。

由于会稽具有优越的经济条件,在南北对峙形势中又较安全,所以东晋成、康以后,王、谢、郗、蔡等侨姓士族争相到此抢置田业,经营山居,卸官后亦遁迹于此,待时而出。《宋书》卷九三《隐逸·王弘之传》载谢灵运与庐陵王义真笺曰:“会境既丰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并多居之。但季世慕荣,幽栖者寡,或复才为时求,弗获从志……。”这样,会稽又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栖迟会稽的门阀士族人物,其动静出处,在政治上极具影响。

会稽郡除有这些作用以外,在军事上也有很大的重要性。据吴廷燮《东晋方镇年表·序》,东晋方镇,扬本畿甸,荆地分陕,徐曰北府,豫曰西藩。江、兖、雍、梁,亦称雄剧,益、宁、交、广,斯为边寄。这些州虽轻重不同,但都有都督刺史以为镇守,当时所谓“军州”。军州以外,以郡的地位而得列为方镇者,只有会稽内史一职。吴廷燮说:“会稽内史都督五郡军事,亦方镇也。” 五郡,即是会稽(治今绍兴)、临海(治今临海)、东阳(治今金华)、永嘉(治今温州)、新安(治今淳安)。

会稽本为郡,成帝咸和二年( 327年)十二月,当苏峻初起兵时,东晋朝廷徙元帝子琅邪王昱为会稽王 ,会稽乃改郡为国。大概言之,东晋一朝凡是东方有事,则会稽内史以居职者资望深浅重轻,分别带都督五郡军事、监五郡军事、督五郡军事衔,无事时除另有原因者外,一般不带。咸和二年十一月,以吴兴太守虞潭“督三吴、晋陵、宣城、义兴五郡军事” ,似为会稽内史督五郡军事职之滥觞。史籍可考的会稽内史带督五郡军事衔者,从王舒开始,前后共九人,具如下表,内史而不带都督军衔者不在此内。

始任年 资料出处

王舒 咸和二年(327) 《晋书·王舒传》

郗愔 咸安元年(371) 《晋书·郗愔传》

王蕴 太元五年(380) 《晋书·王蕴传》

王荟 太元十年(385) 《晋书,王荟传》

谢琰 隆安三年(399) 《资治通鉴》

刘牢之 隆安四年(400) 《资治通鉴》

何无忌 义熙元年(405) 《晋书·何无忌传》、

《建康实录》

司马休之 义熙六年(410) 《晋书·司马休之传》

孔季恭 义熙八年(412) 《宋书·孔季恭传》

根据上表,参考其它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如下一些问题:

第一 王舒以后四十余年中,未见置都督会稽五郡军事,说明至少这四十余年中,会稽一带无大动乱,这反映了都鉴经营京口以后东方局势长期安定的成果。

第二 郗愔、王蕴、王荟出任此职,都另有原因,并非由于会稽五郡有事。郗愔居其职,出于桓温对于他让出镇京口的徐兖二州刺史地盘的酬答,反映桓、郗矛盾。王蕴居其职,出于谢安对于王蕴让出镇京口的徐州刺史地盘的安排,反映谢、王矛盾。王荟居其职,出于谢安不允许王荟出就江州刺史以壮桓冲声势而采取的一种妥协,反映桓、谢矛盾 。郗愔、王蕴、王苔三人在士族中属于谦退的人物,他们居此职,都是在其门户不甚得势之时执政者采取的权宜措施,并不反映东方局势有此需要。东方有此需要,是在谢琰任职以镇压东方农民起义之时,在王舒以后七十余年,这七十余年中,会稽五郡都是比较安定的。

第三 任此职者除东晋末年的刘牢之、何无忌以外,都是门阀士族人物,包括琅邪王氏(舒、荟)、高平郗氏(愔)、太原王氏(蕴)、陈郡谢氏(琰)、会稽孔氏(季恭)以及东晋皇族(休之)。其中除孔季恭外,都是侨姓士族。按居其职者的门望说来,与居扬州、荆州、徐州的人物相当

第四 东晋末年孙恩、卢循义军在会稽郡境活动时期,此职先由徐州刺史谢谈,后由北府主将刘牢之兼充。北府主将成分变化,由门阀士族出任变为次等士族的武将出任,会稽都督亦然。所以何无忌得援例为会稽都督。北府主将兼任会稽都督以后,东方诸郡逐渐不直接由朝廷而由北府就近控制,会稽都督的权事亦随之转轻。卢循退出会稽五郡地界以迄于刘宋建国的这段时间里,会稽的军事价值下降,其中当刘裕或其宗族居职京口之时,情况更是如此。《宋书》卷三《武帝纪》(下)永初二年(421年)正月,“罢会稽郡府”,吴廷燮认为即是罢置都督会稽军事一职,甚是。

第五 会稽都督最后任职者为南士孔季恭,亦有缘由。据《晋书》卷八五《何无忌传》及《宋书》卷五四《孔季恭传》,刘裕击卢循时,何无忌曾于元兴三年(403年)说刘裕于会稽山阴起兵,以讨伐建康的桓玄。刘裕谋于山阴土豪孔季恭(名靖,以字行,孔愉之孙),孔季恭劝刘裕待桓玄正式篡位时举义。《金楼子》卷六《杂记》:“孔静(即靖)居山阴,宋武微时以静东豪,故往候之。静时昼寝,梦人语曰:‘天子在门'。觉寤即遣人出看,而帝亦适至。静虚已接对,仍留帝宿。……贼平,京都以帝为奋威将军、会稽内史”云云。案此事《太平御览》卷一二八引《述异记》略同,唯多出孔静延入刘裕,“结交赠遗,临别执帝手曰:‘卿后必当大贵,愿以身嗣为托。'帝许之”诸语。由此可见刘裕与孔季恭定交甚早,孔助刘裕平定建康,功劳颇大。《南史》卷二七《孔靖传》,谓刘裕本欲于山阴起事,孔靖以路远止之。刘裕曾率军屡次出入山阴,得孔季恭赡给甚厚。以后,刘裕出于酬答旧谊,乃以孔季恭居会稽都督之职。不过到了这时,会稽都督已没有什么实际作用了。

第六 会稽五郡,在当时人看来确实自成一个区域,不但军事上如此。《世说新语·仇隙》:王羲之与王述情好不协,“彼此嫌隙大构。后兰田(述)临扬州,右军(羲之)尚在郡(会稽),初得消息,遣一参军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王羲之不愿屈居上述之下,乃作此请,说明会稽等郡有可分之势。此议在东晋虽未成为事实。但宋孝建元年(454年)割会稽五郡为东扬州 ,实际上实现了王羲之先前之议。

(三)建康、会稽间的交通线

会稽、建康之间,必须维持便当的交通,才能适应会稽地位的需要。由会稽至建康,通常是西行过钱塘,北上吴郡,西北经晋陵(今常州)、曲阿(今丹阳)至京口,然后溯长江西上而达。京口是这条交通线的枢纽。

回顾历史,当年孙权在江东数迁治所,就是沿着这条交通线移动的。孙氏起自富春,地属吴郡而东邻会稽。孙氏自淮上回江东后,本以吴为治所。其时孙权主要是对山越用兵,无暇外顾,设治于吴,是比较安全便当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孙吴势力扩及长江中游,僻处湖海之间的吴地,就不再符合需要。为了便于与黄祖作战,孙权于建安十三年( 208年)迁治所于京口(当时称京城)。赤壁之战时,孙权就在这里屯驻。建安十六年,孙权由京口溯流西上,徒治于秣陵,并改秣陵为建业。《三国志·吴志·张纮传》注引《献帝春秋》载孙权曰:“秣陵有小江百余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当移据之。”小江指秦淮水。为了保卫建业,孙权在建业城西秦淮水入江处修筑石头城;又于巢湖以南修濡须坞,以防来自上游的侵逼。《义门读书记》卷二八曰:“城石头以备陆,作濡须以备水,然后建康势壮。”以后吴国曾两度暂迁武昌,但建业始终是吴国的政治中心,这种情况,历东晋南朝不变。

孙权沿此路线离吴会经京口而至建业,从此建业逐步繁荣起来,而吴会至建业的交通路线,也就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居间联系建业与吴会之地,则是京口。《三国志·吴志·孙韶传》孙权由丹阳(郡治建业)引军经京城归吴,《孙权传》孙权由建业出庱亭(在今常州西北 )还吴,都是取道于此。

由会稽过钱塘,经吴、京口以达建业的交通线,主要是一条水道,水道各段,形成都很早,但情况不尽相同。兹按照浙东运河、江南运河钱塘晋陵段、江南运河晋陵京口段、京口建康航道、破冈渎这五个部分,分述如下。

浙东运河 从会稽郡治山阴西至钱塘,东迄余姚以接余姚江,早有运河相联,即后世所谓浙东运河。浙东地区,《水经·沔水注》谓“万流所凑,涛湖泛决,触地成川,枝津交渠。”据《吴越春秋》卷六,越王立国其地,“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同书卷一○,范蠡去越,“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三江盖指越地今曹娥、浦阳、钱塘,其时或已得贯通出入。《越绝书》卷八“山阴故水道,出东郭,从郡阳春亭,去县五十里。”这说的是山阴至上虞的运河,大概是浙东运河最古老的一段。这段水道在东汉永和五年( 140年)马臻开镜湖后入于镜湖之中,船只在湖内行驶。又,《嘉泰会稽志》卷一○引《越州图经》,谓西晋之未贺循建议修山阴运河,大概是指山阴向西通至钱塘一段,此段是改修疏浚还是首凿,尚难确定。

江南运河钱塘晋陵段 钱塘以北,绕太湖而达晋陵的运河,即今江南运河的南段和中段。这个地区地平土厚,水网交错,人工开凿连通比较容易,估计这段运河出现较早,或在春秋末年。

江南运河晋陵京口段 这是江南运河的北段,它的开凿,在工程上比江南运河中段南段要复杂得多。晋陵迤北,逐渐进入江南运河河道所经最高点的丘陵地带,水位有较大落差。运河过此,必须补充新的水源,才能保障通畅,因此出现了丹阳的练湖。《太平御览》卷六六顾野王《舆地志》:“练塘,陈敏所立,遏高陵水,以溪为后湖。”又《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润州丹阳县:“练湖在县北一百二十步,周回四十里。晋时陈敏为乱,据有江东,务修耕绩,令弟谐遏马林溪以溉云阳(案即丹阳),亦谓之练塘,溉田数百顷。”练湖或有灌溉效益,但陈敏南来目的,本为漕运南方米谷以济中州,所以疏通运河河道,应当更为所急。开练湖的目的,主要当是蓄水以济此段运河,而兼得灌溉之利。前叙晚于陈敏十年的建武元年( 317年),司马衷令开丁卯埭以通运河漕运,接济广陵,可证陈敏时此段运河是能够使用的。唐代运河水涩之时,亦引练湖水以为调剂 。宋代练湖尚能发挥调剂效用。《宋史》卷九六《河渠志》:大观四年(1110年)“八月,臣僚言:‘有司以练湖赐茅山道观。缘润州田多高仰,及运渠夹冈,水浅易涸,赖湖以济。请别用天荒江涨沙田赐之,仍令提举常平官考求前人规画修筑。'从之。”同书同卷宣和五年(1123年)“臣僚言:镇江府练湖与新丰塘 地理相接,八百余顷,灌溉四县民田。又湖水一寸,益漕一尺,其来久矣。今堤岸损缺,不能贮水。乞候农隙,次第补葺。”此处所言“运渠夹冈,水浅易涸,赖湖以济”,以及“湖水一寸,益潜一尺,其来久矣”诸语,更可证明练塘的开凿对于维持江南运河全线通航的重要性;而练湖的败圮,又导致此段运河的干涸,使运河不能全线通航。这种情况历来如此,并不始于北宋。看来此段运河自从凿成之后,由于维持通航条件较难,处在时通时塞状况。《入蜀记》卷一记陆游自南向北经行此段,谓自练湖过夹冈即是新丰湖,“夹冈如连山,盖当时所积之土。”此处大概是京口晋陵段运河的最高点,赖练湖、新丰湖调剂补充水量。《入蜀记》“当时”指隋炀帝时,但我认为未必不是更早的事。

此段运河首凿于何时,亦难确断。《越绝书》卷二:“吴古故水道……入大江,奏广陵”,似乎古吴国之时吴水道即可越晋陵、丹阳而入大江。参以夫差越过大江以辟邗沟的事迹,反证他主持开通晋陵至京口运河,非不可能。不过,要维持此段运河稳定通航,却不是吴王时代所能解决的问题。丹阳,古云阳地,相传秦始皇时望气者言其地有王气,故凿山冈截其直道使之阿曲,以败其势,因曰曲阿。此事缘由无从考实。但地理学家认为此中包含着一种历史的真实,即,截直道使阿曲,符合晋陵、京口间改善水道的要求。因为运河自晋陵、丹阳北行,水位落差较大,而曲折穿流以延长河道,减缓坡度,正是代替筑埭设堰的一种科学方法。由此可见,秦始皇时截云阳道使之阿曲,当是此段运河通航条件的一次重要改进。

孙吴时期,丹阳运河似可通行。《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上):“南徐州,镇京口。……丹徒水道入通吴会,孙权初镇之。”另据《太平御览》卷一七○引《吴志》 曰:“岑昏凿丹徒至云阳,而杜野、小辛间,皆斩绝陵袭,功力艰辛(原注:杜野属丹徒,小辛属曲阿)。”案岑昏为吴未人,《吴志·孙皓传》天纪三年( 279年)记岑昏“好兴功利,众所患苦”。这似乎就是指他兴凿此段运河一类的功役 。据此可知,岑昏“斩绝陵袭”之功,是此段运河的又一次重大改造。今大江南运河的常州镇江段,两岸冈岭起伏,河道迂回曲折,与中段、南段迥异,舟行其中,犹可想见当年功役之艰难。

大概言之,晋陵京口运河是否首凿于吴王夫差之时,尚无实证。后经一,秦代改直道使曲折;二,孙吴之末“斩绝陵袭”,疏水势而导其流;三,东晋初年开练湖,立丁卯埭,以调剂水量,这样,此段运河就成为颇具规模的航道,历东晋南朝均得以发挥效益。

京口建康航道 会稽至建康水道交通线的最后一段,是京口、建康间的大江。东晋南朝,大江入海之处,即在京口。京口大江,据《元和郡县图志》阙卷佚文所记,阔达四十余里。京口对岸的广陵,为观涛之所,涛势骇人。魏文帝兵临广陵而不得渡,叹为天限南北。东晋时广陵过江犹如泛海。舟行自会稽达京口后,离运河而入大江,溯流百余里,始达建康。大江多风险,运河小船入江,难保败溺;而且绕行京口,亦嫌迂远。

破冈渎 为了缩短会稽抵达建康的水路行程,为了避开大江之险,产生了另辟水道的需要。《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赤乌八年( 245年),“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通会市,作邪阁”,称曰破冈渎。《建康实录》卷二谓破冈渎得“通吴会船舰”。《太平御览》卷七三引张勃《吴录》:“句容县,大皇(孙权)时使陈勋凿开水道,立十二埭(案当为十四埭,见下),以通吴会诸郡,故舡行不复由京口。”破冈渎修成并发挥较大效益,无疑当在孙吴时期,但最初的修凿却可能要早得多。《通鉴》梁中大同元年六月甲子条胡注曰:“破岭,……秦始皇所凿,即破冈也。”不过其时是否能通船运,尚不可知。

破冈渎主要在今句容县境。读之南是茅山山脉北麓;渎之北,京口与建康之间,有今称宁镇山脉滨江而立。破冈渎就处在这南北两大山脉之间的丘陵间。丘陵的西部和东部,分别有小河西向流入秦淮水和东向流入丹阳运河。两条背道而流的小河源头之间,就是破冈,亦称破岭、破墩(《读史方舆纪要》卷二○)、破罡(《真诰》卷一一)。破冈渎即凿冈为读,连接两端小水,使吴会船舰可以不经丹阳、京口入长江至建康,而可自丹阳西行过破冈渎入秦淮水北上迳达。《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五引《舆地志》,谓破冈渎“上下各七埭。梁太子纲讳忌之,废破冈渎,别开上容渎。……陈复埋上容,修破冈渎。至隋平陈,并废。盖六朝都建康,吴会转输,皆自云阳迳至都下也。”

破冈渎处山岳丘陵地带,在不长的距离内设十四埭,七上七下,过埭通常要靠人力、牛力牵引,所以舟行非常困难,也难保证经常有水通航。东晋南朝史籍,常有关于破冈渎的记载。《世说新语·规箴》:“贺司空(循)出,至破冈……。”《真诰》卷一九注:“吾与王灵期同船发都,至顿破冈埭。”《宋书》卷四《少帝纪》及卷四三《徐羡之传》,均谓少帝于华林园开渎聚土,以像破冈埭,率左右引船唱呼为乐。《宋书》卷九九《元凶劭传》,劭遣人“决破柏(案此字衍)冈方山埭,以绝东军” 。《梁书》卷三三《萧恢传》:“三吴多乱,高祖命恢出顿破冈。”齐、梁二代,陵寝都在丹阳,梓宫转运,谒陵去来,均得循破冈渎。

大体说来,破冈读的开通,大大便利了吴会与建康之间的人员往来,信息传递,使栖迟东土的门阀士族人物能与朝廷保持较便当的联系,甚至军队调遣也可循此道而行。但是由于河道条件的限制和官府特权的阻碍,行旅商货恐怕难于有此方便。《南齐书》卷二一《竟陵王子良传》,谓台使徽求急迫,威福自行,萧子良谏曰:“破岗水逆,商旅半引,(台使)逼令到下,先过己船。”水小且急,既不能并行船舶,优先过埭之利自然归于官府。因此,要想依靠破冈渎解决大宗物资转输问题,是不大可能的。吴会粮谷漕运,还须取道京口。所以东晋时一旦京口附近被扰,京师粮谷即告恐慌。这也可以说明,破冈渎作为交通路线,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只能起辅助作用。建康、会稽间真正的转输枢纽,仍然是京口。前引《吴录》“故船行不复由京口”及《读史方舆纪要》“吴会转输皆自云阳迳至都下”之说,都不免是夸张之词,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四)京口和晋陵地区的环境与流民

京口虽然据有建康与三吴之间的枢纽地位,但是魏晋时期,京口以至晋陵一带还是非常贫瘠的地方,莽莽榛榛,野兽出没。三国之初,孙权常来此游猎。《吴志·孙权传》建安二三年( 218年)“权将如吴,亲乘马猎虎于庱亭,马为虎所伤。”《张昭传》昭谏阻孙权猎虎,猎场当即此处。京口东南,太湖西北,孙吴时是毗陵典农校尉的屯田区,可知其地人户绝少,土田未垦。西晋罢屯田为郡县,始于其地置毗陵郡,东晋改晋陵郡。

晋陵地薄,远不如吴。《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说:“旧晋陵地广人稀,且少陂渠,田多秽恶。”《太平广记》卷二九三引《搜神记》,谓京城“甚多草秽”。官吏为了增加垦田民户,注意兴修水利。前述陈敏开练湖,张闿开新丰湖,都在这里。据《世说新语·规箴》注:时人名新丰塘为富民塘,丹阳葛洪有《富民塘颂》之作。《北堂书钞》卷七四引《晋中兴书》谓新丰塘“方九十四尺”,颇疑塘能“富民”,必不如此之小,可能有误字 。练湖的功能主要是调剂运河水量,所以灌溉效益也可能不大。晋成帝咸康二年( 336年)有封锢山泽之禁,赃一丈以上弃市。山泽可封锢,当指荒山野泽未曾开发者而言,京口封锢山泽严重,可知是生产很落后的地方。侨居京口的刁氏于刁协死后家道衰败,咸康中尚为贫户 ,由于货殖为务,至东晋未年已是田万顷,奴客数千的巨富。田至万顷,当是陂田、草田之属,也就是刁氏本传中所说“固吝山泽”所得,说明其地荒芜,而不说明农业发达。到了南朝,任防《述异记》犹谓毗陵多虎。《太平御览》卷一七○引《舆地志》说“丹徒界内土坚紧如蜡。谚曰:‘生东吴,死丹徒。'言吴多产出,可以摄生自奉养,丹徒地可以葬。”直到南宋汪元量《京口野望》诗,尚有“南徐白昼虎成阵”句,见《增订湖山类稿》卷二。

就是这荒芜贫瘠的地方,西晋末年以来,吸引了大量的流亡人口,有士族也有平民。范阳祖逖率部曲南来,曾一度留居京口。渤海刁协,南来后子孙世居京口。颖川庾亮家于暨阳,地属晋陵。东莞徐澄之与乡人臧琨,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世居京口,两族坟墓分别在晋陵及丹徒。彭城刘裕,自高祖徙居京口。北府诸将出京口者,为数甚多。兰陵萧道成、萧衍在武进寓居。

零散的流民,也来到了京口。《宋书》卷三五《州郡志》南徐州条:“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等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晋成帝咸和四年( 329年),司空郗鉴又徒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据《晋书》卷六七《郗鉴传》,郗鉴对京口、晋陵流民“处与田宅,渐得少安。”谭其骧先生《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一文 ,估计南徐州(案即东晋的徐州)的侨旧人口总数为四十二万人,其中侨寓之民约为二十二万。按照东晋制度,僮奴不入籍,客虽得“注家籍”,但漏注者多。流民在徐州为僮为客而未著籍者,当然未计入此二十二万之内。从人口数字看,徐州是江左侨寓人口最为集中的地方。

京口、晋陵的自然条件,如前说既然非常不好,为什么却成为流民最集中的地方呢?青、兖、徐州流民乘泗逾淮,循中渎水或泛海南来,自然顺道;但是幽、冀、并州流民为什么也要绕道而来,定居于江南东隅的海渚呢?这个问题,除了晋陵地广人稀,郗鉴可以对流民“处与田宅”之外,还有出于安全的原因。

士族南来,只要不与吴姓士族利益冲突,也就是说只要他们愿意逐空荒而居,其停驻地就有较大的选择自由。例如闽中之地,他们也能率先进入。《太平御览》卷一七○引梁载言《十道志》:“东晋南渡,衣冠士族多萃其地,以求安堵,因立晋安郡。”《元和姓纂》卷五:“晋安,林放之后,晋永嘉渡江,居泉州。”《直斋书录解题》卷八引林谞《闽中记》曰:“永嘉之乱,中原仕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但是零散的流民,却没有多少自由选择停驻之处的余地。他们在胡骑追逼下节节南行,一般只是想找一个接近北土的地方停留,以便有朝一日重返故园。他们资财匮乏,人力寡弱,一旦到达可以暂时栖息的安全地方以后,就无力继续南行。所以他们集中寄寓的地方,一般限于长江南缘一带,至少在东晋初午是这样。以下游而论,下游南缘胡骑难于到达的地方,比较理想的是江南的东隅,也就是京口、晋陵一带。下游受敌之地,可能是寿春、合肥,也可能是历阳、建康,但不大可能是远至东隅的广陵、京口。特别是京口,宽四十里的长江,是它的一道重要屏障。陆游《入蜀记》卷二有采石江面狭于瓜洲之言,《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五据此,曰:“古来江南有事,从采石渡江者十之九,从京口渡江者十之一,盖以(采石)江面狭于(京口)瓜洲也。”《日知录》卷三一“江乘”条亦曰:“自古南北之津,上则由采石,下则由江乘,而京口不当往来之道。”《十七史商榷》卷五八“京口名义”条,谓“从北朝来,当于瓜步渡江,在今六合县,不由丹徒。”据陆游、顾炎武、顾祖禹、王鸣盛等人所论,京口在晋代不当南北之津,自然比较安全,这应当是吸引北方流民的一个重要条件。事实上,终东晋之世,京口曾是几次北伐出兵之地,而北方胡骑进攻广陵、京口之例,却一次也没有。

京口、晋陵可以吸引流民,而流民可以组成军队。京口、晋陵密迩三吴,而三吴的物产可以支援京口之军。郗鉴利用这支流民军队和三吴粮谷,经营京口,使京口成为东晋时具有特殊作用的重镇,影响着东晋的朝局。

郗鉴以流民帅身分率众南来,他以后的活动都与流民有关系,力量的基础始终是流民 。一直到他临终上疏,还是谆谆以流民事为重。

(五)京口在政治、军事上的作用

关于京口的作用,历来史家独重谢安以谢玄据京口创建北府兵之事,这无疑是有理由的。但是北府其所以具有这种地位,其所以能够发挥这种作用,首先是由于前此郗鉴的长期经营。否则,谢玄也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在京口建成一支足以支配南北关系和东晋政局的北府兵。

京口在郗鉴经营时期,已经发挥颇为显著的作用,概括言之,有控制三吴、抵御海盗、拱卫京师三个方面。

控制三吴 在琅邪王司马睿南渡江以迄东晋初年的大约二十年内,朝廷和执政并未认识到京口的重要性,没有人去特意经营。京口成为重镇,是从苏峻之乱时由于控制三吴地区的需要开始的。首倡“静镇京口”的郗鉴受命为都督八郡诸军事,并节度浙东的王舒之军和浙西的虞潭之军,显示出京口具有控制三吴的功能。这种功能一直维持下去,东晋末年,居京口的北府主将取得了更大的权势,京口对于三吴的控制也就更为明显。三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是由来自京口的军队压平的。这种种情况,已在或将在它处论及,这里从略。

抵御海寇 海寇骚扰,是晋成帝时的一个颇为严重的问题。海寇著者,一为刘徵,一为韩雍,都是由北方的青、徐泛海南扰的石勒部将。《晋书》卷七《成帝纪》咸和五年( 330年)五月,“石勒将刘徵寇南沙(今常熟西北,有司盐都尉),都尉许儒遇害,进入海虞(今常熟)。”咸和六年正月“癸已,刘徵复寇娄县(今昆山),遂掠武进(今常州)。乙未,进司空郗鉴都督吴国诸军事。戊午,以运漕不继,发王公以下千余丁,各运米六斛。”这几次海寇骚扰所至,都在晋陵、吴郡各地,逼近京口,迫使“静镇京口”的郗鉴加强京口防务。《郗鉴传》:“时贼帅刘徵聚众数千,浮海抄东南诸县。鉴遂城京口 ,加都督扬州之晋陵、吴郡诸军事,率众讨平之”。《晋书》卷六七《虞潭传》,潭为吴郡太守,“修沪渎垒(在今上海市西北)以防海抄,百姓赖之。”事在郗鉴城京口约略同时。

韩雍抄寇事,在咸和七年( 332年)三月。《成帝纪》:是月晋将赵胤、匡术“攻石勒马头坞(今安徽怀远南),克之。勒将韩雍寇南沙及海虞。”《石勒载记》:“晋将军赵胤攻克马头,石堪遣将军韩雍救之,至则无及,遂寇南沙、海虞,俘获五千余人。”韩雍救马头不及而转南寇抄,当为循淮入海而下;“俘获五千人”,当指韩雍所俘南人而非东晋所俘北人。这说明晋陵一带虽然得免于北寇陆上侵袭,比较安全,但在海寇抄略之时则又首当其冲。所以郗鉴城京口以御海寇,是那时加强防务所必需的军事措施,否则海寇溯江而上,陷京口,攻江乘,扰建康,对东晋的威胁就更大了。此后海寇很少,应当说京口防御加强是重要原因。

拱卫京师 苏峻之乱的形势,使京口成为建康“东门”。其时郗鉴自广陵过江,本在京口,可西向策应建康,也可南向策应三吴。后来郗鉴奉召西行,与陶侃会,三吴的王舒、虞潭遂失策应,作战不利。《晋书》卷七八《孔坦传》,坦为陶侃长史,其时“郗鉴镇京口,侃等各以兵会,〔鉴〕既至 ,坦议以为‘本不应须召郗公,遂使东门无限。今宜遣还,虽晚,犹胜不也。'侃等犹疑,坦固争甚切,始令鉴还据京口。”郗鉴遂与后将军郭默还丹徒,立大业、曲阿、庱亭三垒以拒苏峻所遣军队,直到苏峻之乱弭平。以此为契机,郗鉴及其后人长期留在京口,在京口起着支配作用。

京口重镇,据《晋书》卷七七《蔡谟传》说,其所统“东至土山(案即北固山),西至江乘,镇守八所,城垒凡十一处,烽火楼望三十余处。”蔡谟为郗鉴后任,他镇京口时军事设施如此,当沿袭郗鉴规模。

《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南徐州条曰:“今京城(案即京口)因山为垒,望海临江,缘江为境,似河内郡,内镇优重。

宋氏以来,桑梓帝宅,江左流寓,多出膏腴。”《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五也把京口之于建康,比之于孟津之于洛阳,孟津为洛阳门户锁钥,京口亦为建康门户锁钥。司马氏出自河内而于洛阳成其帝业,刘、萧则起自京口、晋陵而称帝于建康。因帝乡而多膏腴,京口也同河内一样。

京口拱卫建康,主要是具有战略意义。从战术上说来,建康自有石头、白石等门户,特别是石头城。孙吴迁都建业之日,就立石头以屯军。周札开石头之门,王敦遂得以制建康;苏峻取得台城,必倚石头方能固守。这都是战术形势使然。至于京口,形成重镇以后,其战略价值表现在:一,起威慑作用,减少甚或阻止建康变局的出现。陶侃、庾亮惮郗鉴而不敢贸然兴师废黜王导,就是证明。二,尽管朝局已变,京口还有可能扭转局面,刘裕自京口驱逐桓玄,就是证明。由于东晋建康处在长江上游的军事压力之下,荆豫诸州动辄拥兵犯禁,京口作为建康东门重镇,更得以显示其重要性。

我们可以把京口在孙吴时期和东晋时期发挥的作用,略作比较。孙吴设京下督,宗室孙韶、孙越以及顾承等均曾为之。京下督所司,除连接建康与三吴以外,据《吴志·孙韶传》,主要是观察江北动静,防备魏军。所以京下督虽然密迩京师,从其职能看来只能算是吴之外镇,对吴国京畿政局并不起直接影响。

其时上游荆州一直在孙吴的稳定控制之中,不存在顺流问鼎之虞。东晋则不然。东晋荆扬相持的政治格局业已形成,京口重镇的职能主要不是对外而是对内,起着防备上游以稳定建康的作用,因而获得“内镇优重”的特殊地位。日后东晋政局的变迁历程,反复证明着这一点。即令是在谢玄创建北府兵和淝水之战前后时期,京口也只是兼有外镇作用,其主要职能还不是外镇。

如果进一步考察京口在吴、东晋时期作用不同的原因,我们将发现,京口的“内镇优重”地位,正是东晋门阀政治的产物。荆、豫与扬、徐的关系,所反映的是各个士族门户之间的关系,这是门阀政治的地域表现,或者说是以门阀为背景的地缘政治。孙吴时期,门阀士族已在形成;江左的顾、陆、朱、张,已经具有特殊的社会政治地位。而且其时荆州上游又由陆氏人物世代据守达数十年之久,这一点,东晋时期盘据上游的士族还无法与之比拟。但是孙吴时的建业并不依赖京口以与上游抗衡。所以我们在用东晋门阀政治解释京口作用的时候,还要看到东晋主弱臣强的状况,看到东晋司马家与士族“共天下”的现象,而这些在孙吴的历史上却看不到。孙吴时上游与下游重镇,同处在皇权控制之下,而东晋则不然。孙吴时的士族是皇权下的士族,东晋的士族则是与皇权并立的士族。这同样是我们考察京口在吴、东晋时期作用不同的原因时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

(六)郗氏家族在京口的影响

郗鉴死于成帝咸康五年( 339年)八月,其年七月王导死,翌年正月庾亮死。三巨头之死全在这半年之内,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所构成的政治暗流,至此应当不复存在。但是作为家族,王、庾、郗都还在继续发展。三个家族的后人中虽然未再出现象王导、庾亮、郗鉴那样足以左右政局的人物,但是原来政局的影响,还若隐若现地存在着并且继续起着作用。

郗鉴死前上疏逊位曰:“臣所统错杂,率多北人,或逼迁徙,或是新附。百姓怀土,皆有归本之心。臣宣国恩,示以好恶,处与田宅,渐得少安。闻臣疾笃,众情骇动。若当北渡,必启寇心。”案,此年上游庾亮作态,声称欲开复中原,而郗鉴议以资用未备,不可大举。郗鉴逊位疏中所陈,就是指此。庾亮声言北伐之时,必有请郗鉴移镇北上以为形援之事,故郗鉴疏中谆谆以京口之众不可北渡为言。郗鉴还以其所刺徐、兖二州,分别荐太常蔡谟及兄子晋陵内史郗迈以自代,一处京口,一处广陵。其荐郗迈曰:迈“谦爱养士,甚为流亡所宗,又是臣门户子弟”云云。《世说新语·德行》注引《晋中兴书》,述及郗迈仕履,不言莅兖州刺史之任,疑迈虽得鉴荐而朝廷未授。郗鉴荐迈而以门户为言,在当时门阀政治下是习见之事。《晋书》卷七四《桓冲传》:“初,郗鉴、庾亮、庾翼临终皆有表,树置亲戚”云云,郗鉴遗表树置者就是郗迈。为“流亡所宗”的郗迈,以江南的晋陵内史被荐为江北的兖州刺史,事虽未成,亦见江南江北流民隔江呼应之势。郗鉴不请以子郗愔自代徐州,特别是不以郗愔兼刺徐、兖二州,可能是基于愔传所说,愔“冲退”、“简默”,“无处世意”,难以居繁剧之故。其时郗愔年少无资望,可以为佐史,不可以为长吏。直到穆帝永和年间,郗愔犹“以资望少,不宜超莅大郡”为言,辞吴郡太守之授。

郗鉴荐蔡谟为徐州镇京口,主要因其笃慎之故。郗鉴疏中流露,鉴死前最大的忧虑,是庾亮以北伐为名逼京口之众北渡以削异己。所谓“若当北渡,必启寇心”云云,就是郗鉴婉转拒绝庾亮要求,以图保全自己实力之词。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蔡谟咸康五年( 339年)春间之议与郗鉴全同。甚至当永和五年(345年)石虎死后中原大乱,朝廷咸以为当太平复旧之时,蔡谟犹独谓“胡灭诚大庆也,然将贻王室之忧。”他的意思是说,竞言北伐者并无资实,行将疲民以逞,甚或藉以行非常之事。他主张以保全晋室、暂安江左为重,寇不来我亦不往,以待局势的变化。东晋一朝持这种见解的臣僚前后甚多,王羲之、孙绰辈是其著者,他们持重苟安之心是一目了然的。然而处北伐之任者确实往往心存不测,而往往又是力不从心,难得逞其志向,徒滋江左纷扰。士族专兵,皇权不振,政治格局如此,无人可以挽回。直到刘裕当权后门阀士族统统丧失了兵权,情况才得以改变。

郗氏部曲义故在京口、晋陵者,郗鉴以田宅处之,他们与郗氏关系密切,自不待言。郗鉴死后朝廷想绥抚他们,必然要借重郗鉴子侄。所以郗鉴子侄居官者如果不在京口,就在与京口关系密切的会稽五郡。郗氏住宅、茔冢在京口 ,其家业亦有在会稽的始宁、章安等地者 。郗氏家族在这一带的潜在势力,历久不衰。

兹将郗鉴以来至桓温得势时徐州都督刺史及其在职年分表列如下。都督徐州者多兼督兖州,而且例带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徐州例镇京口。其因北伐原因而移镇江北者,例如荀羡曾迁治淮阴,又迁下邳;郗昙、范汪、庾希、郗愔均曾治下邳,但他们势力重心仍然在京口。桓温为琅邪内史本治金城,迁徐州刺史后移镇京口。《晋书》卷八三《袁乔传》有“桓温镇京口”语,即此时事。但是桓温不久以后即迁荆州之任,在京口时间很短,并无影响。郗鉴初镇京口在成帝咸和元年( 326年),郗愔被排挤出京口在废帝太和四年(369年)。郗氏家族势力支配京口、晋陵地区,前后历时四十三年之久。

年 分 居任者 备 注

咸和元年至咸康五年( 326—339) 郗 鉴 郗迈为晋陵太守

咸康五年至咸康八年( 339—342) 蔡 谟 郗鉴所荐

咸康八年至建元元年( 342—343) 何 充 郗愔为长史

建元元年至永和元年( 343—345) 桓 温 帝婿

永和元年至永和五年( 345—349) 褚 裒 后父。郗愔为长史

永和五年至升平二年( 349—358) 荀 羡 郗昙为军司

升平二年至升平五年( 358—361) 郗 昙

升平五年 (361) 范 汪 辟郗鉴掾,被桓温废

隆和元年至太和二年( 362—367) 庾 希 被桓温罢

太和二年至太和四年( 367—369) 郗 愔

太和四年至宁康元年( 369—373) 桓 温 逼逐郗愔

观上表可知,徐州方镇人选虽然改易频仍,但郗氏以外的人都难于在京口扎根,而郗氏家族人物不管名义如何,总是在京口拥有实权,其支配地位隐约可见。存心觊觎而又终于擅权的人是桓温。当桓温已大权在握、左右政局的时候,执政司马里还力图掌握京口以保护建康,把京口交给不附桓温亦不为桓温所容的范汪、庾希。桓温素称京口“兵可用”,必欲取得京口,因而采取了三步对策。第一步,以出军失期为名免范汪为庶人,接着又以没郡免庾希徐州职任。庾氏不但如前所述,家于晋陵之暨阳,在京口亦有府第 ,其家族在这一带的潜在势力,是难于铲除尽净的。所以桓温采取了第二步措施,名正言顺地以郗愔镇京口,用来取代庾氏。《晋书》卷六七《郗愔传》:愔为辅国将军、会稽内史,“大司马桓温以惜与徐、究有故义,乃迁愔都督徐、兖、青、幽、扬州之晋陵诸军事,领徐、兖二州刺史,假节。”郗愔本以“冲退”著称,与桓温无争,但终非桓温可以放心的人。所以没过多久,桓温又采取了第三步措施,于太和四年( 369年)北伐过程中逼郗愔交出徐、克,由桓温并领,结束了郗氏家族支配京口的时期,也完成了桓氏对东晋上下游诸藩镇的全面控制。桓氏夺取京口,事甚曲折,当另论述。

郗氏京口势力虽已不存,但由郗鉴开始经营的京口重镇,在东晋的建康政局中继续起着关键作用。以后,谢玄在京口,组成了关系淝水之战胜败的北府兵;王恭据京口,与荆州殷仲堪等联兵反对执政;刘牢之据京口,镇压东方农民起义军;刘裕据京口,继续镇压农民起义军,又平定桓玄之乱,最后竟以京口方镇转移晋柞。

刘裕深知京口对建康的重要性,他得势以后,对京口采取了严密的控制措施,而且以子弟居其任,不授异姓。《宋书》卷二《武帝纪》载,义熙十二年( 416年)三月,晋安帝以宋王刘裕世子刘义符为徐、兖二州刺史。刘裕曰:“吾倡大义,首自本州,克复皇祚(案指逐桓玄、复晋祚之事),遂建勋烈,外夷勍乱,内清奸宄,皆邦人州党竭诚尽力之效。”义熙十四年,刘裕复以弟刘道怜镇京口。据《宋书》卷七八《刘延孙传》,刘裕遗诏,以“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自此以后,终刘宋之世,此诏成为定制。这样,京口在门阀政治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就逐渐淡漠不显了。




西晋时,徐州督将的军号皆以东为称,以其地居洛阳之东也。愍帝建兴( 313—316 年)之初,司马绍(即后来的东晋明帝)受命镇广陵,犹拜东中郎将。其时司马绍以王导从弟王舒为司马。建武元年( 317 年)司马睿称晋王,以王子司马裒镇广陵,军号始不称东。司马裒亦以王舒为司马。是年裒死,王舒代镇,除北中郎将监青徐二州军事。从此以后,徐州督将军号遂相沿以北为称,因而产生了北府之号。《世说新语·排调》“郗司空拜北府”条注引《南徐州记》曰:“旧徐州都督以东为称。晋氏南迁,徐州刺史王舒加北中郎将,北府之号,自此起也。”此言近实。唯王舒但监青、徐军事,未尝为徐州刺史,其时徐刺实为蔡豹,治所亦不在广陵。
晋武帝语,见《晋书》卷五二《华谭传》。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页一六二至一六三。
《晋书》卷九八《王敦传》,此作“并东南众军之力”,南字误,点校本《晋书》已出校。
参看本书第一四及八六页。
司马里徙会稽王,在王导出王舒为会稽太守以为外援后不久,一王一马,反映了东晋对会稽的重视。
《晋书》卷七六《虞潭传》。虞潭所督实为包括会稽在内的六郡,作五郡误。六郡地境除会稽一郡外,与此后五郡所督者不同。
何无忌为会稽内史,《建康实录》卷一○系于义熙元年三月;何无忌为会稽内史都督五郡军事,义熙二年迁都督江、荆二州军事江州刺史,见《晋书》卷八五《何无忌传》。《水经·渐江水注》:“晋司空何无忌之临郡也,起亭于山椒,极高尽眺矣。”是何无忌确有临会稽郡之事。案何无忌死赠司空。
上述三种矛盾,本书均另有详论,分见本书一八六、二一六、二二四各页。
会稽太守、内史,历来以门望居之,南朝亦然。
大明三年( 459 年)又改扬州六郡为王畿,改东扬州为扬州,大明八年复孝建元年之旧。见《宋书》卷三五《州郡志》(一),同书卷六《孝武帝纪》。
庱亭位置,《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读史方舆纪要》等书所记大体相同。而《通鉴》东晋咸和三年六月胡注引丁度曰:“庱亭在吴兴。庱,丑升翻。”今本丁度《集韵》(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卷六则曰:“庱,丑拯切,亭名,在吴。”
据《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唐代宗初年刘晏主东都至江南等处漕运,他“分官吏主丹阳湖,禁引溉,自是河漕不涸”。丹阳湖,当指练湖,可知其时练湖兼有输水济运和灌溉农田的功能。两种功能矛盾时,宁禁引溉以利河漕。
新丰塘即新丰湖,亦在丹阳,东晋初年张阎所开,见《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谓“成灌溉之利”。据《宋书》此条,可知新丰塘亦兼有调剂此段运河水量的功能,与练湖类似。
今本《三国志·吴志》无此条。
《三国志·吴志·孙皓传》另一处,以及《三国志·吴志·张纮传》注引环济《吴纪》、《初学记》卷二四引环济《吴纪》均有岑昏事,《吴纪》亦涉功作。
案此当出顾野王《舆地志》。顾野王死于开皇元年( 581 年),叙事不得至隋平陈之时。“自隋平陈”以下文字当为顾祖禹之言。
东军指自曲阿来者。
中国书店 1989 年影印《北堂书钞》孔广陶校注本,“方九十四尺”,原注谓 陈、俞本“方九十”三字作“万九千”,则颇具规模。
《晋书》卷六九《刁协传》咸康中蔡谟与庾冰书,谓“刁氏今贫”。刁氏 “ 固吝山泽”,见同卷《刁逵传》。
《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郗鉴于王敦乱平后受命出镇广陵,其留驻合肥的流民部曲可能重归于他, 但无确证。除此不论以外,广陵、京口尚有新来旧到的更多流民。
京口城址已发掘出土,见《考古》一九八六年第五期镇江博物馆《镇江市东晋晋陵罗城的调查和试掘》及刘建国《晋陵罗城初探》二文。据出土城砖文字,知“晋陵罗城”是该城自名,“花山”为该城城址所在。城夯筑,里外敷砖。城周长约十里,因山为垒,缘江为境。晋陵罗城是三国时孙韶所缮京城(城在今铁瓮山)的外城,或者说东晋晋陵罗城以孙吴的京城为子城。义熙九年( 413 年)晋陵郡治徙武进(今常州),晋陵罗城名废,但称京口或京城。郗鉴“遂城京口”,当即修建晋陵罗城。后来王恭又有所修作。郗鉴修晋陵罗城的直接目的,是防备海寇抄略。
坦传此处语气似有不足。《通鉴》咸和三年六月条,谓“王舒、虞潭等数与峻兵战,不利。孔坦曰:‘本不须召郗公,遂使东门无限……'”云云。可知孔坦之议是针对郗鉴自广陵过江后西行,离开都督扬州八郡诸军事职守,使王舒、虞潭的东军失去节度而失利,遂有“东门无限”之语。诸书皆不言郗鉴过江后为什么要西行与陶侃会。观孔坦语,知郗鉴盖应陶侃召也。
《至顺镇江志》卷一二“墓”:“晋郗鉴、郗愔墓在郡城东。”《南史》卷六五《陈始兴王伯茂传》:陈时“军人于丹徒盗发晋郗昙墓,大获晋右军将军王羲之书及诸名贤遗迹。”又,《太平御览》卷一八○引《京口记》:“糖颓山……山南隔路得郗鉴故宅五十余亩。”
《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载其《山居赋》,注谓郗氏、蔡氏、陈氏、谢氏与昙济道人,各自拥有始宁五奥之一。《晋书》卷六七《郗愔传》:愔“筑室章安,有终焉之志”,是章安亦有郗氏宅业。始宁,今浙江嵊县北;章安,今浙江黄岩南。
《晋书》卷八五《刘毅传》、《宋书》卷五二《庾悦传》。由于庾氏在京口有潜在势力,所以咸安二年庾希、庾邈得于京口起兵反对桓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