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
 
 

四 襄阳的经略

庾亮兄弟辈的重要活动之一,是经营北伐。庾氏经营北伐的直接目的,不在于进行境外的军事活动,而在于取得并牢固掌握襄阳。襄阳是梁州州治所在,有流民武装可用,是荆州的屏藩。庾亮、庾翼相继以北伐为名,终于把襄阳区域的桓宣势力排除,控制了江州以上全部地境,并一度遣军入蜀。庾氏在上游所据领域之大,声势之显,是前此王敦、陶侃诸人所不能及的。庾氏在上游的经营历时十余年,时间可谓不短,但是庾氏势力的衰败,却发生在瞬息之间。庾氏上游经营的成果,没有使庾氏门第延绵久长,却使龙亢桓氏的桓温得此以为基业,骤然在上游兴起,代替庾氏。强藩兴代,亦有驱除,庾氏为桓氏驱除,使东晋门阀政治的演化,逐步进入又一高潮。

现在,我依据上述历史脉络,加以诠释,以见襄阳在东晋门阀政治中的作用和桓、庾替代的背景。

在东晋历史上,北伐本来是正义的口号,是时代的要求。但是大张北伐旗号的人物角色,却各不相同。祖逖处两晋之际,独立经营北伐,基本上是流民帅的活动,在江左没有多少家族利益的牵连,对建康政局也没有多少影响。祖逖北伐不计成败利钝,死生以之,以攻为守,起了保障东晋偏安的作用。祖逖以其节烈丰富了民族精神,是东晋北伐的最高典型。祖逖死后所遗留的流民实力,由其弟祖约继领,而祖约却预于流民帅苏峻之乱,卒以败灭。

祖逖以后,倡言北伐者都是东晋权臣,在江左有很大的家族利益。他们倡言北伐,动机虽不尽相同,但都有以北伐影响江左政治形势,增益个人威望和门户权势的目的。

王敦叛乱起兵,据《晋书》卷三七《谯王承传》,曾经“诈称北伐”;而王敦败灭,据王夫之的意见,原因之一是敦“无边徼之功。” 后来荆州为陶侃所据。《晋书》卷九五《艺术·戴洋传》:“〔陶〕侃志在中原”。《晋书》卷六六《陶侃传》侃于咸和七年六月疾笃上表,说他久谋西征和北伐,“是以遣毌丘奥于巴东,授桓宣于襄阳。”但是直到陶侃之死,北伐迄无行动。

王、陶以来迄于庾、桓,都是居上游而倡言北伐,其直接目的,一般都是巩固上游分陕势力,徐图朝廷。而巩固上游分陕势力的关键,又在于把襄阳牢固控制起来。上引陶侃授桓宣以襄阳是这样,稍后庾氏居荆州而逐步兼并襄阳,排斥桓宣,也是这样。

咸康五年( 339年)庾亮倡言北伐,开复中原,请求由武昌移镇襄阳之石城,以为诸军声援。庾亮又乘成汉李寿之衰,遣偏师袭击巴郡(今四川重庆)、江阳(今四川沪州)而归。但他所遣毛宝之师覆败于江北之邾城(今湖北黄冈),他部署的军事行动,至此全部终止。

庾氏的全部北伐部署和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对桓宣的调遣。《晋书》卷八一《桓宣传》:“庾亮为荆州,将谋北伐,以宣为都督沔北前锋征讨军事、平北将军、司州刺史,假节,镇襄阳。”案司州是洛阳故都所在之地,自然是北伐的目标。桓宣既受司州刺史之命,其军号又是都督沔北前锋征讨,这说明如果北伐出军成为事实,则受遣担任主攻的军将一定就是桓宣。而庾亮请移镇石城,接近襄阳,其意也在就近指挥桓宣。桓宣与庾亮在历史上没有关系,庾亮不以北伐前锋重任授与近将而授与本无关系的桓宣,是什么原因呢?依我看来,庾亮调遣桓宣之事不见于《庾亮传》,是一次不事声张的部署,很可能是对桓宣设置的一个圈套,其目的并不是藉重桓宣北伐,而是以北伐的名义排挤桓宣,使庾氏的军队得以占领襄阳。这个目的质亮没有达到,而庾翼达到了。

在庾亮扬言北伐之后四年,即建元元年( 343年),庾翼又表请北伐,同样是意在襄阳的桓宣。他以桓宣为都督司、梁、雍三州以及荆州之南阳、襄阳、新野、南乡四郡军事,梁州刺史,持节,平北将军,并令他率部前趋丹水,与石虎军作战。庾翼自己则“发所统六州奴 及车牛驴马”,不顾“百姓嗟怨”,也不顾朝廷劝阻,一意孤行。他自武昌出发,佯称移镇安陆;迨至夏口,始奏请进止襄阳,权停北伐。庾翼入襄阳,完成了庾亮以来的夙愿,踌躇满志,趾高气扬,于是“大会僚佐,陈旌甲,亲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叠,徒众属目,其气十倍。”显然庾翼以进驻襄阳为其巨大胜利,其初衷固不在北伐胡羯。

庾亮、庾翼都以北伐之名来遮盖其进据襄阳的直接目的,又是为什么呢?襄阳屏蔽荆州,北接后赵,是南北交争的地方。其地旧户甚少,而颇有流民。咸和五年石勒将郭敬攻陷襄阳,以后反复易手,咸和七年由桓宣、李阳收复而由桓宣驻守。这个地方,是边将防守要冲,但不是元帅驻节的合适处所。东晋于此地置梁州,梁州有实土,所统相当于今之鄂西、鄂北、陕南、川东北,具体地境随北方胡羯势力的强弱而时盈时缩。梁州刺史治所也以军事形势为准,或镇襄阳,或镇酂,或镇安陆,或镇魏兴。

东晋的雍州也在襄阳,侨置而无实土 。《太平御览》卷一六八鲍至《南雍州记》曰:“永嘉之乱,三辅豪族流于樊沔,侨于汉侧,立雍州,因人所思以安百姓也。”这是说侨置的时间甚早,当在东晋初年。《晋书》卷六三《魏浚传》,谓魏该南来,晋元帝以为雍州刺史,在建武元年( 317年),与《南雍州记》所述年代合。《晋书》卷一四《地理志》雍州条:“魏该为雍州刺史,镇酂城,寻省。侨立始平郡,寄居武当城。”大概所谓始平郡,就是省雍州后安置魏该部曲的地方。魏该以后继镇襄阳者如周抚、桓宣、庾方之,刘惔、袁乔、桓冲、桓豁、毛穆之等,其职衔均带监沔北或沔中军事,新野、义成等郡大守,均无雍州刺史名义。《宋书》卷二七《州郡志》:“雍州刺史,晋江左立。胡亡氏乱,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晋孝武帝始于襄阳侨立雍州,并立侨郡县。”综合这些资料,可知雍州之名江左早有,以羁縻秦雍流民。但孝武帝以前《晋书》著录的雍州刺史只有魏该一人 。看来雍秦流民南来,永嘉乱后至东晋之初为一高潮,胡亡氏乱以至孝武帝时为又一高潮。所以雍州侨置虽始东晋之初,但并不常置,至孝武帝时适应雍秦流民南来的新高潮,始又宣布侨置雍州。

酒水以北,长期是南北两属之地,雍、豫流民南赴襄阳者均须经由此处。所以东晋梁州刺史都要着力绥抚流亡,笼络流民帅,以图用其武力,加强东晋对襄阳的控制。见于《晋书》的以下诸人事迹,都能说明这一问题。

卷五八《周访传》,为梁州刺史,“既在襄阳,务农训卒,勤于采纳,守宰有缺辄补,然后言上。……善于抚纳,士卒均为致死。”

卷七○《甘卓传》,为梁州刺史,“镇襄阳。卓外柔内刚,为政简惠,善于绥抚。估税悉除,市无二价。州境所有鱼池,先恒责税,卓不收其利,皆给贫民,西土称为惠政。”

卷七一《陈頵传》,陶侃表頵为梁州刺史,“绥怀荒弊,甚有威惠。梁州大姓互根嫉妒,说頵年老耳聋,侃召頵还,以西阳太守蒋巽代之。”

卷七三《庾怿传》,为梁州刺史,镇魏兴,“宽厚容众”。庾亮上疏,谓“怿御众简而有惠,州户虽小,赖其宽政。”

卷七三《庾翼传》,镇襄阳,“绥来荒远,务尽招纳之宜,立宾馆,置典宾参军。”

东晋前期经营襄阳最重要的人物,要算原受陶侃委署,后被庾亮、庾翼极力排挤的桓宣。桓宣原受晋元帝派遣,与豫州诸坞主周旋,并助祖巡经略中原,甚有成效。后来苏峻联祖约叛晋,桓宣不从祖约之命,率众投温峤、陶侃,陶侃以之为江夏相。咸和七年( 332年)桓宣与竟陵大守李阳从石勒部将郭敬手中收复襄阳以后,至建元元年(343年)为止,戍守襄阳达十余年之久,历尽艰苦。桓宣是沛国铚人,地属豫州,在淮北。但桓宣久在淮南,部曲多淮南人。所以陶侃使桓宣以其淮南部曲于襄阳之西北今谷县、均县境立义成郡,属扬州为寄地 。这与前此侨立始平郡以处魏该雍州部曲是一样的。《桓宣传》谓宣“招怀初附,劝课农桑,简刑罚,略威仪。或载来于轺轩,或亲芸获于陇亩,十余年间,石季龙再遣骑攻之。宣能得众心,每以寡弱距守,论者以为次于祖逖、周访。”又谓“宣久在襄阳,绥抚侨旧,甚有称绩。”桓宣虽不居梁州刺史之职,但治绩与历任刺史有过之而无不及,是襄阳一带最有影响、最有实力的人物。

庾氏兄弟在荆州扬言北伐,意在桓宣。庾亮以桓宣为司州,庾翼命桓宣北趋丹水,而亮、翼本人均又力图接近或据有襄阳,其驱走桓宣的目的是一目了然的。《晋书》卷七五《范汪传》,汪为庾亮佐吏十余年,甚相钦待,庾翼进屯襄阳时,范汪劝阻,谓翼“既至[襄阳]之后,桓宣当出。宣往实翦豺狼之林,招携贰之众,待之以至宽,御之以无法。田畴垦辟,生产始立,而当移之,必有嗷然,悔吝难测。”这里“桓宣当出”、“而当移之”等语,正透露了庾氏兄弟心迹所在。不过范汪并未能使庾翼改变初衷。此后桓宣以军败被贬,移屯襄阳以东的岘山,“望实俱丧”,建元二年发愤以卒。庾翼以长子庾方之为义成太守,并吞桓宣部曲。庾氏兄弟逼迫桓宣的明争暗夺,以庾氏的完全胜利告终。

庾氏兄弟为什么处心积虑,必欲消灭抗御胡羯势力的桓宣呢?这一方面是桓宣所处的襄阳,其战略地位使处荆州的庾氏深怀戒惧,一方面是出于士族人物不放心流民帅的根深柢固的偏狭心理。

襄阳以及全部梁州,仰赖“荆湘之粟” 以为军实,这在东晋南朝大抵如是。但在军事上,它居荆州上游,顺汉水而下,足以威胁夏口、武昌,陆道南出,又可指向江陵,所以对荆州拥有极大的地理优势。庾氏势力重心在荆州,如以亲信居梁州,荆州可得屏障;如由桓宣居之,荆州颇有后顾之忧。据《周访传》,访为梁州刺史,驻襄阳,“闻〔王〕敦有不臣之心,访恒切齿。敦虽怀逆谋,故终访之世未敢为非。”据《甘卓传》,王敦起兵后,梁州刺史甘卓露檄致讨,“武昌大惊,传卓军至,人皆奔散。”只是由于甘卓犹豫经时,始出军猪口(今湖北沔阳境),后又累旬不前,才使王敦得以转危为安。对于这些荆州在军事上受制于梁州的近期历史教训,以荆州为其重心的庾氏是深为敏感的。

桓宣经历,与士族人物多有不同。他久在疆场,自领部曲,被时人目为边将 。他志在抗胡,不求权势,所以辗转为东晋各种势力所用,无所依傍。他为了取信于人,甚至不得不以亲子桓戎为质任。桓宣欲谏祖约勿应苏峻之叛,乃“遣其子戎白约求入”;祖焕攻桓宣于马头山,宣“使戎求救于〔毛〕宝”;桓宣投温峤,“峤以戎为参军”,实际上是留以为质;桓宣居武昌,又先后以桓戎为郭默、刘胤参军;桓宣背郭默,又“遣戎与随(案即豫州西曹掾王随)俱迎陶侃” ,侃辟戎为掾,以宣为武昌太守。桓宣坎坷的经历,不稳定的地位,使他难得见信于人。祖焕攻桓宣之时,“〔毛〕宝众以宣本是约党”(《毛宝传》);陶侃讨郭默时,侃将“皆疑宣与默同”(《桓宣传》)。凡此种种,都使庾亮视桓宣为异己,必欲驱逐之而后安心。梁州“两晋以来人士勇略” ,庾氏驱逐桓宣,另求勇略之士于梁州以为己用,正是一举两得。庾氏谋划得逞,桓宣发愤而死,士众尽归于庾。庾氏取得襄阳,其在荆、江的地位就更为巩固了。

庾氏与桓宣的关系,同下游士族与流民帅的关系几乎完全一样,桓宣也终于避免不了下游受制于士族的诸流民帅同样的下场。这是东晋门阀政治中反复出现过的问题。在门阀士族人物看来,流民可用,流民帅不可用;而门阀士族人物既不愿也无能代替流民帅,组织和率领流民,以为己用。门阀士族必须使用流民以为兵力,又必须假手于自己认为可靠的人,这是不容易办到的事。在此之前,郗鉴用流民帅以平王敦之乱,获得成功,但终于酿成苏峻之乱;在此之后,谢玄组织流民帅为北府兵,获得了更大的成功,但最后酿成北府将刘裕取代晋室的结局。东晋政局,从一定的层次看来,就是以当权的士族与有兵的流民帅既联合又斗争为其重要内容。联合的基础是抗胡,斗争的目的则是夺取江左的统治权力。这种情况,上游下游几乎都是一样。

大约与庾翼驱逐桓宣、进入襄阳同时,庾冰出京师,挤走居江州的褚裒,自居都督六州军事江州刺史。于是,庾氏势力囊括上游,使梁、荆、江、豫以及扬州之宣城和江西四郡连成一气。这是颖川庾氏势力发展的顶点。只是由于京口在朝廷一边,而庾冰、庾翼又相继死亡,才使严重、紧张的局势缓和下来。

庾亮早期在都十余年,其言其行与王导大同小异。庾亮出都至庾冰出都,共十余年,这个时间里,庾氏家族经历了三件大事:一,以外制内,制约王导,遥控朝廷;二,与王允之激烈争夺江州;三,驱逼桓宣,兼并桓宣部曲,取得襄阳。从客观作用说来,与琅邪王氏合作,巩固琅邪王氏首创的门阀政治的,是颖川庾氏;结束“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使琅邪王氏转衰的,是颖川庾氏;使江、荆、梁牢固地连为一气,并取得襄阳以巩固荆州,为桓温的崛起创造条件的,也是颖川庾氏。不过,庾氏取代王氏,并未改变门阀政治格局,只是用庾与马共天下代替“王与马共天下”而已。门阀政治的基本性质,前后相因。颖川庾氏居琅邪王氏和谯国桓氏之间,起承先启后的作用。

颖川庾氏势力的积累,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但是它的衰坠却发生得非常急骤,而且此后的家族地位,也不能比齐王、谢,而是“再世之后,三阳仅存” 。庾亮起自外戚,无功晋室,而又措置乖谬,与王、谢家族的历史很不一样。庾氏家族不能比齐王、谢,是可以理解的。




《读通鉴论》卷一○:“王敦无边徼之功,故温峤得制之于衰病”云云。
《晋书》卷七三《庾翼传》。“发六州奴”,即同传前云“辄发良人”,目的是为了征战,事与《元帝纪》大兴四年“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性质相同。庾翼发奴涉及的州数,记载纷坛。但远州非所能及,实只荆江二州。《何充传》“庾翼悉发江荆二州编户奴以充兵役,士庶嗷然”,可证。
《宋书》卷二七《州郡志》雍州条:“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割荆州之襄阳、南阳、新野、顺阳、随五郡为雍州。”至是雍州始有实土。
《世说新语·识鉴》“王大将军始下”条注引王隐《晋书》,谓杨朗仕至雍州刺史。《华阳国志·序志》有雍州刺史李阳。案杨朗、李阳为明帝、成帝时人,今本《晋书》未著录他们曾为雍州刺史的仕履。
蒋巽治绩无考。
义成郡何以遥属扬州,是否以淮南郡西晋属扬州之故,未能断定。
《晋书》卷七○《甘卓传》。
《晋书》卷七七《蔡谟传》:“桓平北,边将也。”
均见《晋书》卷八一《桓宣传》。
《华阳国志·序志》。
《晋书》卷七三史臣语。《世说新语·雅量》“王邵、王荟共诣宣武”条注引《中兴书》:“初,郭璞筮冰子孙必有大祸,唯固三阳,可以有后。故希求镇山阳,弟友为东阳,希自家暨阳。”《庾希传》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