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
 
 

二 桓彝事迹杂考

谯郡龙亢桓氏出于曹魏嘉平之狱的刑家,居然能够在门阀政治的东晋时期,在王、庾家族势力就衰之后获得机会,上升到很高的地位,专制朝政,甚至一度改移晋鼎。我们知道,权势之家编造家传,改叙谱系,以攀援显贵,求得虚荣,是五朝习见之事。但是龙亢桓氏桓范之狱昭然在人耳目,只可以回避掩饰,而难于另行编造。所以为桓氏作家传者只好改易事迹,把渡江南来的桓彝说成是中朝名士,与衣冠士族素相结识,以此证明桓氏家族尊显的社会地位其来有自。江左史籍转相抄袭,以假乱真。所以唐修《晋书》,于《桓彝传》遂多不实之词,有待后之读《晋书》者辨而正之。

(一)中朝桓彝无令誉

《晋书》卷七四《桓彝传》:“彝少孤贫,……性通朗,有人伦识鉴,拔才取士,或出于无闻,或得之孩抱,时人方之许、郭。” 《艺文类聚》卷六引《晋中兴书》:桓彝“年在弱冠,便有知人之鉴。”《晋书》卷七四《徐宁传》:“彝称有人伦识鉴。”案桓彝死于苏峻之乱中,年五十三,推其生卒年为晋武帝咸宁二年至成帝咸和三年( 276—328年)。何法盛谓其弱冠知人,当谓在惠帝元康之时,这就是说,桓彝属于中朝元康名士,其知名度相当于东汉的许劭、郭泰。但是检阅史籍,桓彝在元康时,事迹全无踪影。桓彝荐人,只《徐宁传》一见,事在江左而非中朝。《晋书》卷九三《外戚·杜又传》桓彝目卫、杜曰:“卫玠神清,杜又形清”;同书同卷《褚裒传》桓彝目褚曰:“季野有皮里阳秋。”这些固然是人伦识鉴的掌故,但也都是东晋之事。颇疑桓彝弱冠知人之说,是桓彝显达以后始出现,史籍以后方前,巧为缝合,未足置信。《世说新语·文学》“袁彦伯作《名士传》成”条注,谓袁宏以裴楷、乐广、王衍、庾、王承、阮瞻、卫玠、谢鲲为中朝名士,即元康名士,其中并无桓彝。《名士传》据谢安所道撰成,谢安谙悉中朝掌故,应当不至于在列数元康名士时遗漏掉比踪许、郭,显贵江左的桓彝,如果桓彝果真是元康名士的话。又,陶潜《群辅录》著录有“晋中朝‘八达',近世闻之故老”云云。陶潜所列的八人,与本文下节所说的江左早期的“八达”,部分相同,但却没有桓彝,与袁宏《名士传》不载桓彝,情况一样。这也是桓彝在西晋时并无令誉一证。

《桓彝传》彝“少与庾亮深交”,事系于桓氏渡江之前。案庾亮生卒在武帝太康十年至成帝咸和六年( 289—340年),小于桓彝十三岁。桓彝年少时,庾亮尚在童稚,其时何得相与为深交?根据现知资料,桓、庾交游都是在江左之事,无一例在中原者。《太平御览》卷六七引《桓彝别传》:“明帝世,彝与当时英彦名德庾亮、温峤、羊曼等共集青溪池 上,郭璞预焉。”《斠注》引此条资料置于《桓彝传》“少与庾亮深交”处,论理正好可用来辨《晋书》叙事时间之误。但吴仕鉴氏偏偏删却“明帝世”三字,因此反而证成了《晋书》之误。桓彝年少时在洛阳具有胜流身价的说法,是没有史料可以证明的。

又据《世说新语·德行》,桓彝尝谓高僧竺道潜(深公)“与先人至交”。案《高僧传》卷四《竺道潜传》,道潜永嘉初渡江时年仅二十余,死于孝武帝宁康二年,年八十九,其生卒年当为 285—374年,小于桓彝近十岁。按常情而论,桓彝之父桓颖,似不得与小于己子近十岁的道潜为至交。忘年之交虽然并非全无可能,但年差也不能太大。这究竟属于《世说》误记,还是属于桓彝妄说,就无从稽考了。

(二)桓彝过江后脐身“八达”而又志在立功

桓彝在八王之乱时,曾以州主簿预齐王同反对赵王伦的义举,但在尔后东海王越和成都王颖相争之时无所依傍,甚至未得列名于号称多名士俊异的东海王越府。我们知道,东晋政权从渊源说来,是东海王越为之创造条件,始得经营起来的,桓彝既未附越,也就与东晋的王、马没有历史关系。

桓彝南下时间可能较早,但止于江北,由江北渡江,是很晚的事。桓彝初来时,司马睿犹为安东将军,在永嘉五年( 311年)五月以前。司马睿板授桓彝为逡遒令。逡遒在合肥之南,西晋属淮南郡。《宋书》卷三五《州郡志》谓东晋“分无湖(芜湖)为境”,逡遒始得迁治江南,时在苏峻乱后,桓彝已死。司马睿对于自己不甚信任的甫来人物,常阻之于江北,按其原有位望及南来时拥有的势力,分别板授州郡、将军名号。如著姓祖逖南行达泗口,司马睿逆用为徐州刺史;后来祖逖虽得过江,犹居京口,不得至建康,而且旋又奉命北上。陈留蔡豹出于名门,南来亦只得居官临淮太守。桓彝南来止于江北逡遒,也是他不见信任于王、马的表现。桓彝其时只能官居荒县一令,其原来位望之低以及南来势力微不足道,自可想见。

后来,桓彝应司马睿辟命,过江为丞相中兵属,其事不得早于建兴三年( 315年)司马睿始为丞相之时。《晋书》卷六五《王导传》叙桓彝“初过江”即誉王导为江左管夷吾一事于王导为丞相军谘祭酒之后,亦可证桓彝过江在司马睿出任丞相之时。桓彝与江左胜流接交,只能在此之后,而不能在此之前;桓彝社会地位的上升,也只能在此之后,而不能在此之前。

南渡建康以后,桓彝与昔日元康名士之南来者交游转多。《晋书》卷四九《谢鲲传》,鲲在南,“每与毕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等纵酒。”同卷《光逸传》,光逸渡江依胡母辅之,“初至,属辅之与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散发裸程,闭室酣饮已累日”云云。这些昔日的元康名士,外加桓彝,遂在江左重新获得“八达” 之号。元康名士企慕竹林名士而思效尤,但时代不同,人物亦异,最多仅得形似而已。这就是《晋书》卷九四《隐逸·戴逵传》所讥:“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 者也。”这些元康名士经历过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过江以后更加颓废,连挥塵谈玄的兴趣也完全丧失,只是在使酒任性方面变本加厉,麻醉自己。他们的表现又比元康时更为放荡,可以说是“无德”之尤。就桓彝的经历和气质说来,他的表现本来不应如此。他其所以这样,只能以他有意附庸风雅、跻身名士来作解释。《晋书》卷四九立竹林七贤和江左八达专传于一卷之中,八达独桓彝不在内 ,可见史臣对桓彝也是另眼看待的。

八达以家世论,很不一致,如阮、羊出高门士族,光逸出寒门小吏。桓彝与谢鲲家世则皆介于两者之间,有相似处;但从立身处世看来,桓彝、谢鲲又颇不相同。谢鲲“不徇功名,无砥砺行,居身于可否之间” ,而以“胜情远概” 显名。桓彝则不然。他门资不足以致贵达,与王、马无渊源。其附庸风雅也不过是趋时尚,结名士而已,但这毕竟是不大可靠的。为久远的门户地位计,他只有留心时用,志在立功,才能找到上升的机会。所以《北堂书钞》卷六○引臧荣绪《晋书》谓桓彝以“莅官称职,名显朝廷”。跻于江左八达之列而又志在立功者,桓彝是唯一的人。看来桓彝初过江时多方探索立身处世之宜以图自存,境况是颇为困难的。他过江即赞誉王导为江左管夷吾,也可视为他向琅邪王氏靠拢的一种姿态。

桓彝的活动是相当成功的。他过江没有几年,东晋建国以后,据说就成为名士名臣。《晋书》卷六《明帝纪》:明帝为太子,“当时名臣自王导、庾亮、温峤、桓彝、阮放等,咸见亲待。”同书卷四九《羊曼传》:“温峤、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并为中兴名士。”

但是,桓彝在东晋政治中真正发挥重大作用,还是在明帝平王敦之乱时。《桓彝传》:“明帝将伐王敦,拜彝散骑常恃,引参密谋。”案《郗鉴传》,明帝即位,徵郗鉴自合肥入都,“鉴遂与帝谋灭敦”。郗鉴之谋,据考即引流民帅以制王敦之事。桓彝亦于此时“引参密谋”,我认为与郗鉴所谋当即一事。谋而必密,除涉军机以外,当以王导在朝与王敦息息相通,所以不得不密。据《王敦传》,王导得知刘遐、苏峻军起,其信息辗转来自征北将军王邃而非得自京师,可证其谋甚密,京师并未走露风声。郗鉴以平王敦功封高平侯,桓彝则封万宁男,爵次于郗鉴。郗、桓二人都以此为契机,进入较高的政治层次,因而也改变着其家族在江左的地位。《桓彝传》彝以王敦嫌忌去官,过舆县,与舆令徐宁邂逅云云。《徐宁传》谓“彝尝去职,至广陵寻亲旧,还,遇风,停浦中累日”,因造舆令徐宁。徐宁为东海郯人,东海徐氏南渡以后世居京口,刘宋徐羡之即徐宁之孙,而京口、广陵为流民集中之地。舆县在广陵左近,当多有流民帅出入。桓彝曾长期在江北为逡遒令,当然熟悉江北流民帅的情况。他以寻亲旧之名盘桓于广陵舆县,是否与他参预引流民帅平王敦一事有关,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不过目前还无从索证。

桓彝既以立功受爵而提高了家族地位,又在苏峻之乱中死节而扩大了家族影响。我们知道,嵇绍、桓彝均以刑家之后而又死节司马朝廷,事迹相类而记载却一显一隐。本文钩稽分析桓彝事迹如此,或者可以补充史文之一角。

(三)桓彝族单势孤

王、庾渡江之时,兄弟辈人数众多,这是王、庾家族势力盛于江左的条件之一。桓彝南渡,族单势弱,与王、庾很不相同。

桓彝南来时年近四十。桓彝既云“少孤”,则桓彝父桓颢当早死于中原。《桓彝传》称有“坟柏”在宣城之宛陵 ,因求为宣城内史。所谓“坟柏”非父葬,应指母葬。我们可以推定,桓彝系侍母过江。彝死泾县,即葬其地。《桓温传》永和时温母死,温欲送葬宛陵,温母盖依彝母为茔。

过江桓氏人物,据《世说人名谱》载,还有第九世与桓彝同辈的桓道恭:“道恭,赤之子,淮南太守。”其第八世亦有与桓彝父颢同辈的桓赤之:“赤之,荣八世孙,大学博士。”但是,这里存在疑问。

《世说新语·规箴》“桓南郡(玄)好猎”条曰:“桓道恭,玄之族也,时为贼曹参军,颇敢直言。常自带绛绵绳著腰中。玄问:‘此何为?'答曰:‘公猎,好缚人士,会当被缚,手不能堪芒也。'”注引《桓氏谱》曰:“道恭,字祖猷,彝同堂弟也。父赤之,太学博士。道恭历淮南太守,伪楚江夏相,义熙初伏诛。”

案《世说人名谱》之《桓氏谱》及《世说新语·规箴》“桓南郡好猎”条注引《桓氏谱》 ,所记桓颢与桓赤之以及桓彝与桓道恭,行辈全符;所记桓道恭事迹虽有详略,并无牴牾。但是,桓玄与桓道恭关系,值得探究。他们二人,于公,王法为重,桓道恭可屈居桓玄之下为贼曹参军;于私,则家礼在,道恭必不可称呼孙辈的桓玄为“公”,并且惧玄系缚。道恭伏诛于义熙初,但为道恭同堂兄的桓彝则死于咸和时,距道恭之死近八十年之久,即令以嫡庶年差解释,亦似难通。

《世说新语笺疏》上引条引李慈铭曰:“案桓道恭别无所见 ,但以时代论之,彝者玄之祖,道恭安得为彝之同堂弟?疑此(案指该条注引《桓氏谱》‘道恭,字祖猷,彝同堂弟'之文)‘字'下有脱文,当是道恭之祖名猷,为彝同堂弟耳。”李氏所疑很有见地,唐写本《世说新语》可以解答李氏所发之疑,只不过“字”下并无脱文,而“字”本身是一衍字。

唐写本《世说新语·规箴》同条所引《桓氏谱》曰:“道恭,祖猷,桓彝同堂弟也”云云。以唐写本校今本,所见诸人辈分关系,差异如下: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今本 颢 ——彝 ——温 ——玄

赤之 ——道恭,字祖猷

唐本 颢 ——彝 ——温 ——玄

猷 ——赤之 ——道恭

唐写本既证实了桓玄与桓道恭为兄弟行,扞格难通之处也就迎刃而解。这又说明,桓彝南渡时尚携此桓猷一弟,而此弟在东晋之世无闻。猷子赤之,不过是一名不受尊重的博士 ,赤之子道恭也不过是荒郡一太守。桓彝初渡江时族单力孤的情况,可以想见。

考察桓彝过江时桓氏的家世,还有一个问题有待澄清。《三国志·吴志·孙传》注引《汉晋春秋》:桓彝,“魏尚书令阶之弟。”吴仕鉴《晋书斠注》引此条于《桓彝传》首“桓彝,字茂伦”文下,其意在补充该传阙漏。王伊同先生《五朝门第》所附《高门世系婚姻表》,据《晋书·桓彝传》及《三国志·吴志·孙传》注,于谯郡龙亢桓氏桓颢之下并列桓阶、桓彝为同父兄弟行 。王伊同先生作此安排,当是根据《晋书斠注》,但《晋书斠注》实误。

《孙传》所见桓彝,为吴尚书,死于吴太平三年( 258年)孙废黜孙亮事件中。其兄桓阶仕魏为尚书令,死于魏文帝时,《魏志》有传。桓阶、桓彝兄弟系长沙临湘(今长沙市)人。《桓阶传》注引《魏书》,谓阶祖及父历典州郡,“著名南方”。《晋书》卷八九《忠义·桓雄传》,雄为谯王承主簿,死于王敦之乱,其人当即桓阶、桓彝一族后人。长沙临湘桓彝与谯郡龙亢桓彝显系二人,年代也有大半个世纪的差距。《困学纪闻》卷一四曰:“吴有桓彝,晋亦有桓彝,此忠臣名氏之同者。”王应麟早揭示此事于前,吴仕鉴仍谬注《晋书》于后,《斠注》之纰漏,可见一斑。

桓彝、桓温由于族单,在他们立功立业江左之时,并没有象王、庾、谢氏等家族那样有众多的兄弟分据朝廷内外,彼此支撑策应。在桓温诸子成长独立之前,桓氏家族在江左一直是势力孤单。这一情况对于桓温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四)桓氏家族不为时人所重

桓彝先世既经历了极大的政治灾难,桓彝过江又是族单势孤,所以江左门阀士族一直不以士族视桓氏。《世说新语·文学》“袁宏始作《东征赋》”条注引《续晋阳秋》,谓袁宏之赋“悉称过江诸名望”,语众曰:“我决不及桓宣城(彝)” 。袁宏为桓温记室参军,按理不应贬抑桓彝。但他决意不在褒扬东征(案即南渡)名士的文字中提及桓彝和陶侃。只是在陶侃子称临之以白刃,桓温又逼以权势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增词为赞。《世说新语·文学》袁宏作《名士传》,其所列举的中朝名士中也无桓彝之名,可与袁宏《东征赋》不及桓彝一事印证。由此可知,《晋书·明帝纪》及同书《羊曼传》所说桓彝于东晋建国后己入名士、名臣之列的话,只能看作桓彝一时境况转佳,还不是其门户地位的根本变化。

桓温少时行检,也与士族子弟不同。《世说新语·任诞》:“桓宣武(温)少家贫,戏大输,债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刘注引《郭子》,谓桓温樗蒲输数百斛米,求救于袁耽,袁耽易服掷帽,呼卢唤雉,顷刻间压倒敌手,转输为赢。这里所见桓、袁与名士任诞并不一样,直是无赖赌徒行径。

桓温尚主以后,其家族地位也还没有根本改变。《晋书》卷七九《谢奕传》:谢奕与桓温有布衣之好,为温司马,尝逼温饮,温避入其妻南康公主处,“奕遂携酒就厅事,引温一兵帅共饮,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 《世说新语·方正》谓任居分陕的桓温,为子求长史王坦之之女,坦之之父王述怒责坦之曰:“恶见文度(坦之字)已复痴,畏桓温面兵,那可嫁女与之?”

太原王氏和陈郡谢氏人物,都贱称桓温为兵,这不是偶然的事。史家习知,魏晋时代兵卒身分低下,兵成为对人侮辱的称呼,这类例证并不罕见。《三国志·蜀志·费诗传》:前将军关羽闻刘备以黄忠为后将军,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同书同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刘巴以张飞为武人而詈之为“兵子”。同书同志《彭羕传》,彭羕骂刘备为“老革”,裴注谓“老革,犹言老兵也。”东晋时也有例证。《世说新语·简傲》谓谢万矜豪傲物,谢安诫之,万“因召集诸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坐曰:‘诸君皆是劲卒。'诸将甚忿恨之。”《通鉴》升平三年( 359年)录此事,胡注曰,“凡奋身行伍者以兵与卒为讳。”

胡注所释,魏晋皆然。但兵卒作为贬词,词义一旦确定,使用者就不再拘泥原意。士族居方面之任者,如果其人其族有疵可指,虽非出身行伍,亦得被辱称为卒为兵。桓温尚主,居分陕之任,自非奋身行伍之辈可比。但是桓温风格好尚,确与当世士族名士有所不同。《太平御览》卷三五四引《语林》曰:“桓宣武与殷、刘谈,不如甚。唤左右取黄皮袴褶,上马持矟数回,或向刘,或拟殷,意气始得雄。”桓温门户既不为人所重,而他本人又须得骄矜作名士态。他谈玄不胜,继以逞武,意气始雄。所以谢奕、王述称桓温为兵,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这除了蔑视桓温个人以外,我以为还兼有蔑视桓温家族的意义。

(五)小 结

史载桓彝在西晋时以人伦识鉴见称,具有比拟许劭、郭泰的地位。但是,我们却看不到桓彝在西晋周旋名士、识鉴人伦的真实材料。桓彝过江以后,始与昔日元康名士之南来者交游,遂得列名于“八达”之中,从而增加了桓彝自己与桓氏家族的名望。但桓彝毕竟没有条件凭门资坐取高位,只能以事功为用,求得晋身。桓彝南下之初,不过为江北荒县一令,迟至司马睿为丞相之后,始得过江为丞相府属。桓彝过江时奉母携同堂弟卜居接近长江的宣城宛陵,族单势弱。桓彝得以进入东晋政治的上层,主要是由于参预明帝密谋,引流民帅以制王敦有功。桓彝死于苏峻之乱,更提高了桓氏家族在东晋的地位,为尔后桓温继王、庾诸族居位,奠立了基础。但是桓氏家族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执掌军政权柄以后,其家族地位仍不为其它门阀士族所承认,所以桓温屡被门阀士族所鄙视。

桓氏家族在魏晋时期,经历了几次大的变化。桓范被诛,桓氏门户骤落,是第一次大变化。桓彝于东晋初年重兴家族以后,桓温秉权,至于求九锡,为王、谢诸士族所抑,是第二次大变化。桓玄起事以除司马道子父子,得到士族支持,至于废晋立楚,是第三次大变化。刘裕灭桓玄,桓氏家族势力彻底消灭,是第四次大变化。唐长孺先生说,魏晋士族地位,一般是依其家族近世官宦状况,而不是依其远祖即所谓“冢中枯骨”所曾获得的政治地位为准 。这个见解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冢中枯骨”虽然不能决定其后裔门户的高低,但是其后裔却恃“冢中枯骨”以自重欺人,甚至衰宗落谱也往往不承认自己门户地位下降的事实,总想倚仗“冢中枯骨”以傲视新进。桓氏家族在东晋受到歧视,是其一例。陈郡谢氏被陈留阮裕视为“新出门户,笃而无礼” ,又被颍川荀伯子排斥于“天下膏粱” 以外,也是一例。弘农杨氏杨佺期数代以武干为用,士族不屑与伍,而杨佺期“自云门户承籍,江表莫比,有以其门地比王珣(案,琅邪王氏王导之孙)者,犹恚恨” ,又是一例。这类事例,直到唐朝,还是不断出现。

北京图书馆藏敦煌残卷位字七九号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所列谯国郡姓凡八,桓氏居其一。时下史家议论,多以此件盖据旧籍言之,非谓自汉至唐桓氏始终居郡望,地位不衰 。魏晋以来,桓氏实际上已沉沦不预时望。桓彝以后桓氏三世兴于江左,与东晋共始终,不过是门阀政治的际遇使然,只能算是桓氏门户历史自东汉桓荣以来的一段插曲。谯郡桓氏在江左兴盛百年的历史,并不能证明桓氏在谯郡继续兴盛,更不能证明他们到唐代仍然兴盛。




《世说新语·政事》“何骠骑作会稽”条注引《郭泰别传》,谓泰“有人伦鉴识,题品海内之上,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后皆成英彦”云云。案《桓彝传》所叙桓彝事迹,与此雷同,颇有抄袭之嫌。但郭泰题品六十余人,著书一卷,论取士之本;而桓彝则没有多少具体事迹,可以与之相比。
青溪在建康东南,连接淮水与玄武湖,孙权时所开,为江左胜流聚游之处。 《太平御览》卷六七引《俗说》:“郗僧施(郗超子)青溪中泛舟,一曲处辄 作一篇诗。”下文《斠注》引《御览》此事,并没有注意青溪在建康而不在洛阳,其疏误可见。
中朝“八达”,见上引陶潜《群辅录》,参《高僧传》卷四《支孝龙传》;江左“八达”,参《世说新语·品藻》“明帝问谢鲲”条注引邓粲《晋纪》。
折巾,幅巾折角而用,以效风流。《后汉书》卷九八《郭泰传》:“泰“尝于陈梁间行,遇雨,中一角垫,时人乃故折巾一角,以为林宗巾,其见慕皆如此。”《十七史商榷》卷六八谓汉末处士皆不冠帻而用幅巾;同书卷三六集其例证。《宋书》卷一八《礼志》:“汉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
竹林七贤中唯山涛、王戎不在此卷,也反映了东晋南朝人见解。《文选》颜延年《五君咏》咏竹林狂狷而不及山、王。参《困学纪闻》卷一三“山涛欲释吴以为外惧”条。
《晋书》卷四九《谢鲲传》。
《世说新语·品藻》“明帝问谢鲲”条注引邓粲《晋纪》。
《晋书》卷七四《桓秘传》宁康元年( 373 年)桓秘被废黜后居于宛陵,可证桓氏南渡后一直卜居于此。宛陵与逡遒相近,彝曾为逡遒令,而逡遒后来又侨寄于宣城境。
《世说人名谱》中之《桓氏谱》,与《世说新语》政事、规箴、贤媛、仇隙诸篇刘孝标注引之《桓氏谱》,两者关系似不甚明。《世说》刘注引《桓氏谱》自当作于梁代以前,但是隋、唐、宋志皆不著录,章、姚考隋志及诸家补晋志者或不著录,或无说明。而《世说人名谱》的人物内容,有谱及陈、隋者(如《琅邪王氏谱》),有引《元和姓纂》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之说者(如《陈郡袁氏谱》),即宋代汪藻据所见诸书增益而成。参《世说人名谱》中《琅邪临沂王氏谱》谱首自注。所以其中之《桓氏谱》或亦有汪藻增益之处。
桓道恭亦见《晋书》卷八五《刘毅传》、卷九五《桓玄传》,李氏失检。
《晋书》卷九一《儒林·徐邈传》,孝武帝重徐邈,令授太子经,谓邈曰:“虽未敕以师礼相待,然不以博士相遇也。”史臣论此事,曰:“古之帝王受经必敬。自魏晋以来,多使微人教授,号为博士,不复尊以为师,故帝有云。”在儒学衰败,痒序不立的年代,博士不受重视,是必然的。
王伊同先生《五朝门第》 1943 年金陵大学本和 1978 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修订本,都是这样。
此条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有议曰:“其初所以宣言不及桓宣城者,盖腹稿已成,欲激温发问,因而献谀以感动之耳。”此议似嫌迂曲。
《世说新语·简傲》“桓宣武作徐州”条叙此事,未录“老兵”二句。
《晋书》卷七五《王述传》此句作“汝竟痴耶?讵可畏温面而以女妻兵也?”
唐长孺《士族的形成和升降》,见《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世说新语·简傲》“谢万在兄前”条。
《宋书》卷六○《荀伯子传》。
《晋书》卷八四《杨佺期传》。
参王仲荦先生《〈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考释》,见《■华山馆丛稿》,中华书局 1987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