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
 
 

三 永和政局与永和人物

《晋书》卷八《穆帝纪》史臣曰:“孝宗因繦抱之姿,用母后之化,中外无事,十有余年。以武安之才启之疆场,以文王之风被乎江汉,则孔子所谓‘吾无间然矣'。”史臣论晋穆帝一朝政局,语气之间不无微词,但毕竟认为这十余年间疆场时闻北伐,江汉久息风涛,是东晋南渡以来少有的安定时期。这个时期人物风流,清言隽永,是江左上层社会中的一个特色。桓温势力的兴起,也是在这个时期。桓温出督荆州,在永和元年( 345年);桓温废黜殷浩,总揽北伐之任,在永和十年。此后桓温逐渐坐大,以致专擅朝廷。在永和安定局面的表象之下,复杂的政争还在继续进行。桓温的兴起,给建康的小康朝廷投下一层阴影。

永和安定局面的出现,其外部条件是后赵石氏盛极而衰,对南方压力大减。石虎死于永和四年,冉闵灭石氏在永和六年,这时的形势对东晋特别有利。永和七年,东晋收复洛阳。此事实际意义本来不大,因为它只说明北方混乱无主,而不说明南方真有力量;只说明南方可暂得洛阳,而不说明中原可以固守。但收复洛阳一事毕竟具有比较强烈的政治、心理影响,使江左形成一股竞相北伐的浪潮。王应麟、钱大昕等论及此事,对东晋君臣甚多赞许,已见前述 。洛阳收复的第二年,谢尚又于北伐中获得所谓传国玺,送致建康,使江左得免于“白板天子”之讥 ,也收到政治上、心理上的重大效益。这些事态,给人以旧都可复,升平在望的假象。

永和安定局面的内部条件,则是庾翼死后颍川庾氏势力骤衰,江左士族没有哪一家具有足够的实力和影响,可以立即代替庾氏发挥作用。桓氏门户力量有限,以桓温为核心形成一种新的秩序,需要一个组合的时间。士族门户的竞争虽未停息,但处在相持局势中,一时高下难判。所以永和政局呈胶着状态,就连呼声最高的北伐,也被这种胶着状态的政局牵制,表现出不寻常的复杂性。

穆帝年二岁即位,皇太后诸氏临朝。穆帝以何充力排庾氏之议而得嗣立,所以何充为朝廷倚重。何充族望才能,本不堪负荷大任,所以他在康帝死前即引大后父褚裒共参大政;而褚衷则宁愿坐镇徐兖以观动静,不愿株守朝廷。永和二年何充死,会稽王司马昱居中辅政,以名士殷浩主扬州,意在借其名望以稳定政局,制约上游。自此以至永和十年,中枢体制大体如此。

永和之初,方镇势力以徐、兖褚衷和荆、梁桓温为重。褚衷以后父为征北大将军,其职衔军号表明,朝廷意在以褚裒徐、克之重经略北伐军务,不让他人插手,以避免他人以北伐之名,挟北伐之功,形成觊觎。徐、兖自郗鉴以来,一直是卫戍京师的重镇,褚裒以都督徐、兖而为征北,是集卫戍与北伐二任于一身。褚裒以后,终永和之世,居徐、兖者还有荀羡、郗昙,人物轻重虽有不同,但都忠于朝廷,作用与褚裒大体一致。永和时豫州在谢氏之手,谢氏也支持朝廷。朝廷有徐、兖及豫州的支撑,足以形成重内轻外,制约其它方镇的力量。这是永和年间东晋朝廷的重大战略部署。

方镇的问题所在,仍然是上游荆州。桓氏家族得以继庾氏家族之后兴起,原因很多。桓温父彝预灭王敦有功,又死苏峻之难,形成桓氏家族与司马氏政权休戚相关的背景。桓温尚主,是成帝姊夫,庾氏甥婿 ,至少暂时能得到庾氏昆弟的卵翼。庾翼声言北伐时,曾有以琅邪内史桓温为“前锋小督”假节入临淮之命,与相呼应。可见其时桓温官位虽不高而人物却比较重要。同时,中枢执政何充也很器重桓温,要把桓温掌握在自己手中,作为对抗庾氏势力的一支力量。桓温这一正在上升的士族人物,其地位的敏感性,由此可见。

何充曾为避诸庾而出督徐州,镇于京口,年余后入朝,即以桓温继刺徐州,列名方镇。这是何充提携桓温的第一步。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庾翼也曾力荐桓温。《庾翼传》翼言于成帝,请委桓温以“方邵之任”;《殷浩传》庾翼遗浩书:“当今社稷安危,内委何、褚诸君,外托庾、桓数族。”可见桓温在此时,是朝廷与庾氏都在着力争取的对象。但是桓温究竟是心存朝廷,还是意在庾氏,或者另有打算,此时还难见分晓。

庾翼本已用长子方之镇襄阳,临终前又表次子爱之为荆州刺史。《世说新语·识鉴》:“小庾(翼)临终自表,以子園客(爱之)为代。朝廷虑其不从命,未知所遣,乃共议用桓温。刘尹(惔)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复制。'”注引《陶侃别传》:“庾翼薨,表子爱之代为荆州。何充曰:‘陶公,重勋也,临终高让。丞相(王导)未薨,敬豫(导子恬)为四品将军,于今不改。亲则道恩(庾亮子羲),优游散骑,未有超卓若此之授。'乃以徐州刺史桓温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这是何充提携桓温的第二步。

《何充传》何充命桓温镇荆州后,每谓人曰:“桓温、褚裒为方伯,殷浩居门下,我可无劳矣。”这就是永和初年何充所安排的东晋权力结构的轮廓。永和二年何充死,会稽王司马里居首辅之任,继承了何充所作的安排。不过何充曾以为这样就能使内外稳定,无复忧劳;而司马昱却逐渐发现,可忧的问题恰恰包含在这一权力结构之内,那就是桓温力量增长以后,比以前的庾氏更难驾驭,与前引刘惔所虑西楚“不可复制”相同。

方镇问题,除上述徐、兖和荆、梁以外,作为上下游居间地带的豫州和江州,也很值得注意。桓温在发展过程中,欲得江、豫以插手朝廷;朝廷注视荆、梁动静,欲掌握豫、江以保护自己。这样,在永和以及以后的一个时期内,江、豫就成为朝廷与桓温明争晴夺的地带。

豫州自永和四年( 348年)以后,十五年内,一直由陈郡谢氏谢尚、谢奕、谢万兄弟相继掌握,为建康的可靠门户。上游桓温虽然权势很盛,但由于不能控制豫州,因而也不能得心应手地影响朝政。升平三年(359年),谢万以兵败被朝廷(实际上是被桓温)废为庶人以后,豫州刺史之职并未入桓氏之手,似乎空悬数年。隆和元年(362年)的豫州刺史为袁真,而袁真是庾氏旧部,可见此时桓温还未能染指豫州。桓温取豫州的企图早已存在。《晋书》卷七六《王彪之传》:升平二年“豫州刺史谢奕卒,简文遽使彪之举可以代奕者。……简文曰:‘人有举桓云(桓温弟)者,君谓如何?'彪之曰:‘云不必非才,然温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复处西藩,兵权尽出一门,亦非深根固蒂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当令不与殿下作异者耳。'简文颔曰:‘君言是也。'卒用谢万。”简文所说“人有举桓云者”云云,举者自然来自桓温阵容,简文何尝不明桓氏意图所在?既明桓氏意图,又得商榷于王彪之,只能解释为就此探询门阀士族对桓温的态度。桓云未得豫州,继为豫州的谢万为桓温所嫉,不得安宁,未能久于其任,年余即被桓温废黜。不过谢万被废后,如上所述,桓氏还是没有立即取得豫州。

江州自王允之死后,情况不甚清楚。《晋书》王羲之、徐宁、桓云诸人本传,都有出刺江州的记载,但缺具体年分。秦锡圭《补晋方镇表》系王羲之、徐宁相继出刺江州于成帝咸康六年、七年( 340年、341年),系桓云出刺江州于永和元年(345年)。《王羲之传》谓庾亮“临薨上疏,称羲之清贵有识鉴。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案庾亮死于咸康六年之初,其时江州刺史尚为王允之,由王羲之代王允之出刺江州是不可能的。王允之奉调在此年八月,死在此年十月,在此以后,王羲之代王允之为江州刺史,是可能的。至于桓云,则不得于永和元年出刺江州,这从有关事迹中可以稽考清楚。《晋书》卷七四《桓云传》谓桓云袭爵万宁男,遭母忧,葬毕,起为江州刺史,服阕莅职云云。万宁男本为桓温所袭之爵。永和三年桓温灭成汉,四年论功进临贺郡公,此时万宁男始有由温弟云袭封之可能。所以桓云刺江州不得早于永和四年。又,《桓温传》系其母孔氏死事于永和十年和十二年两次北伐之间。桓云既于母忧服阕后始莅江州之职,则又不得早于永和十二年,由此可见,终永和之世,桓氏始终未把江州控制到手。万斯同《东晋方镇年表》分别系王羲之、徐宁刺江州于永和元、二年,但未著桓云刺江州事。

我推测,由于王允之有据江州对抗庾氏的一段历史,桓温镇荆州后的一个时间里江州暂由王允之从兄弟王羲之出刺,是合乎情理的。不过王羲之在事功方面与王允之不同,并非经国才器。他曾劝说殷浩勿与桓温对抗,又曾说桓温处谢万于廊庙而使其离开豫州。其事虽在王羲之离江州之任以后,但他折冲于殷浩、桓温之间的态度是始终一贯的。所以他居江州正可以缓冲于上下游之间而无碍桓温。至于徐宁,他本自江北荒县一令得桓彝推荐,始得人建康为吏部郎,遂历显职。桓氏于他有惠,他当然不至于在江州任内掣桓温之时。徐宁居江州的时间较长,江州转入桓云之手,大概就是在徐宁任内之事。桓云正式刺江州后,才可能有人于升平二年举桓云代谢奕为豫州。因为按照东晋地缘政治的常情,荆州的桓氏未得江州以前而欲得豫州,一般说来是困难的事,除非出现特殊的情况。

桓温终永和之世未能正式掌握江州,而豫州入桓温手更在十余年后的太和四年( 369年)。这一事实,说明桓温自永和元年赴荆州之任后,迄于太和四年,其间凡二十五年之久,向下游发展遇到很大的阻力,并不顺利。桓温的势力范围在荆、梁以及益、宁、湘、广等州。至于荆、梁以下,江州可能是平分秋色的地方,桓氏虽无刺史之名,但有很大的活动余地;而豫州、扬州以及徐、兖诸州则由朝廷牢固控制,桓温尚不可能插足。永和初年开始,一直维持到太和之时的安定局面,就是建立在这种力量均势的基础之上的。太和四年,桓温以北伐为名,完成了几项对内扩张活动,即挤走徐州的郗愔,压平豫州的袁真,才使长期维持的力量均势彻底破坏,使处于暗流状态的门户冲突暴露于社会表层,使胶着的政局一变而为短兵相接的搏斗。这一问题,将在下一节中详细讨论。

永和以来长时间的安定局面,使浮沉于其间的士族名士得以遂其闲适。他们品评人物,辨析名理,留下的佚闻佚事,在东晋一朝比较集中,形成永和历史的一大特点。

《晋书》卷九三《外戚·王濛传》:“简文帝之为会稽王也,与孙绰商略诸风流人,绰言曰:‘刘惔清蔚简令,王濛清润恬和,桓温高爽迈出,谢尚清易令达。'”此事本于《世说新语·品藻》,司马昱所问及的风流人物,除此四人以外,还有阮裕、袁瓌、殷融、孙绰等人,俱有品题。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曰:“人才莫衰于晋。” 永和人物,同东晋一朝人物一样,足称者本来不多。他们一般的特征是嗜五石散,习南华言,浮华相扇,标榜为高。他们不知疲倦地谈有无,谈言意,谈才性,谈出处,虽然鸿篇巨著不多,但一语惊人,便成名誉。考其思想内容,核心之处仍然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而这还是洛都“三语掾”的心声。永和名士多服膺郭象《庄子,逍遥游》注之说,身在庙堂之上,心无异于在山林之中。《世说新语·文学》“谢万作《八贤论》”条注引《晋中兴书》:“其叙四隐四显,为八贤之论,……其旨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孙绰难之,以谓体玄 识远者出处同归。”谢万之见,四隐四显虽皆为贤,毕竟还有优劣之别;孙绰之见,则无论隐显,“出处同归”,更接近于“将毋同”。这更是自以为“体玄识远”的永和名士的一般见解。

永和名士,言行并不相副。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的谢万,并没有谢荣华以就闲适。他“聚敛无厌,取讥当世” ,避其所优,取其所劣,这是谢万行不副言。屡辞征辟,有肥遯之志的阮裕,于《四本论》中崇傅嘏“才性同”之说,而傅嘏之说旨在进取而非退隐 。阮裕崇此,与其肥遯之志不合,这是阮裕言不副行。永和名士,即令是踵迹元康,标榜忘身物外者,亦罕有避世思想。晋人王康琚有《反招隐诗》曰:“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伯夷窜首阳,老聃伏柱史……” 。“大隐隐朝市”,也就是所谓“朝隐”。“朝隐”一词,差堪表示永和名士的风神旨趣。永和名士的清言谈吐,颇有遗文,但学理上无多建树,不但不能比踪正始、林下,与元康相比亦有逊色。

永和文学溺于玄风,内容空泛。王应麟《困学记闻》卷一三:“愚谓东晋玄虚之习,诗体一变,观兰亭所赋可见矣。”案兰亭所赋皆玄言诗,赋诗者王、谢、庾、郗等士族子弟尽在其中,成诗三十余首,备见桑世昌《兰亭考》。这种诗,恰如钟嵘《诗品·序》所评:“理过其词,淡乎寡味。”永和诗风,从此中可以概见

东晋当轴人物,一般都有水平不等的玄学修养,否则就难于周旋士族名士之间。王导过江后机事繁多,但仍不废清言。《世说新语·文学》:“旧云王丞相过江,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理”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庾氏家族有玄学修养,已具前篇。桓氏家族本来是儒学世家。桓彝虽得人江左“八达”之列,但未见他由儒入玄的学识表现。桓温在永和之世,亦求附庸风雅。《世说新语·言语》“殷中军为庾公长史”条记桓温听王导、殷浩清言,“时复造心”。但桓温玄学并无根抵,不被士流称许。同书同篇“刘尹与桓宣武共听讲《礼记》,桓云:‘时有入心处,便似咫尺玄门。'刘曰:‘此未关至极,自是金华殿语。'”案汉成帝时张禹等入讲《论语》、《尚书》于金华殿,故云。刘惔听来不过是儒生讲经之语,桓温却以为是“咫尺玄门”,这是刘惔对桓温不辨儒玄、学无根抵的讽刺。又同书《文学》:“桓宣武集诸名胜讲《易》,日说一卦,简文欲听,闻此便还,曰:‘义自当有难易,其以一卦为限耶?'”简文不屑听讲,语气之间,流露以玄学行家傲视桓温之态。前引《太平御览》卷三五四载《语林》谓桓温与殷浩、刘惔清谈不胜,上马持稍相对,意气始雄,亦见桓温玄学素养和人物品格之劣。

简文帝在清谈方面的确胜桓温一筹。在他周围聚集着当时主要的一批玄学名士。他自己的清言佚事,在《世说新语》里也遗存不少。他是永和玄学名士真正的保护人。但就学识深浅说来,简文帝的玄学修养也不算高,刘淡目之为“清谈第二流” ,王羲之目之为“啖名客” 。如果兼论他的玄学修养和政治作用,那末《晋书》卷九《简文帝纪》说得比较全面:简文“虽神机恬畅,而无济世大略。故谢安称为惠帝之流,清谈差胜耳。……谢灵运迹其行事,亦以为赦、献之辈云。”在政治上置简文帝于周赧王、汉献帝地位的,恰好就是在玄学学识方面被简文帝讥讽的桓温。

士族名士既无避世思想,一般又是重恬适而轻事功,无积极的处世态度。声望最高的名士刘惔,孙绰诔其“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 ,时人以为名言。如果士族子弟耽好武事,就会受到异议,因而大大影响其声誉和地位。王导对其子悦、恬二人的不同态度,就是显例。《晋书》卷六五《王导传》,导长子悦“弱冠有高名,事亲色养”;次子恬“多技艺,善弈棋,为中兴第一”,只是由于“少好武,不为公门所重。导见悦辄喜,见恬便有怒色。”

士族名士的好尚是废事功,轻武力,而士族维持其政治统治又必需事功武力 。这样就形成一种现实的矛盾,影响到士族的境况,甚至影响到门阀政治本身。大体说来,士族名士之忘身物外者易获盛名,而处高位以保障士族利益的,却不是这些人而是那些不废事功特别是善于经营武力的名士。东晋以来,门阀士族中不断有这种人物出现,门阀政治的延续实际上是靠这类人支撑。一旦到门阀士族中不再产生这种人物,门阀政治就会出现危机。

《世说新语·豪爽》“庾穉恭既常有中原之志”条注引《汉晋春秋》:庾翼“少有经纬大略。及继兄亮居方州之任,有匡维内外、扫荡群凶之志。是时杜乂、殷浩诸人盛名冠世,翼未之贵也。常曰:‘此辈宜束之高阁,俟天下清定,然后议其所任耳。'……唯与桓温友善,相期以宁济宇宙之事。”

同书《排调》:“桓大司马乘雪欲猎,先过王 、刘诸人许。真长(刘惔)见其装束单急,问:‘老贼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注引《语林》曰:“宣武征还,刘尹数十里迎之,桓都不语,直云:‘垂长衣,谈清言,竟是谁功?'刘答曰:‘晋德灵长,功岂在尔?'”

上引庾翼与桓温相期宁济宇宙之事以及桓温讽刘惔之事,足以证明在江左门阀政治环境中,真正负盛誉的名士,都是政治上的无能之辈,而且往往是真正掌权者的嘲弄对象。《晋书》卷七七《殷浩传》史臣之言曰:“风流异贞固之材,谈论非奇正之术。”在江左政局中有能力实现统治的人,确实不能在风流谈论之辈中求之。忘身物外的士族名士,在门阀政治中的地位不过如此。当然,如果没有他们在“天下清定”时例如永和之世点缀其间,也就不成其为门阀政治。

前叙孙绰答简文评桓温“高爽迈出”,可知桓温在气质和器识上确不同于其它名士。《庾翼传》翼曾语成帝:“桓温有英雄之才,愿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婿蓄之。”而《桓温传》桓温曾谓“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桓温借王衍之例表明名士无能、清谈误国的看法,与庾翼说杜乂、殷浩辈只宜“束之高阁”,是一致的。庾翼举出的殷浩,以后恰好是被桓温“束之高阁”。这是永和名士中的大事,也是东晋门阀政治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困学纪闻》卷一三;《廿二史考异》卷一八。参本书第二八页。
《南齐书》卷一七《舆服志》;《太平御览》卷六八二引《玉玺谱》。参本长 第四一页。
《太平御览》卷一五二引《晋中兴书》:“南康宣公主兴男,明帝长女,庾后所生,初封遂安县主,适桓温。”
见该书历史类《晋书》条。
“ 体玄”,《晋书》卷七九《谢万传》作“体公”,显误。
《北堂书钞》卷四一,《太平御览》卷六二七引《晋中兴书》。
参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见《金明馆丛稿初 篇》。
《文选》卷二二。
永和名士于技艺方面特有所长,琴棋书画,大体能各树一帜,特别是书法 艺术,成果尤著。事涉专门,此处不论。
《世说新语·品藻》“桓大司马下都”条。
《世说新语·排调》“简文帝在殿上行”条。
《晋书》卷七五《刘惔传》。
这是就士族子弟之好武事者而言。至于非士族的武将,社会地位低下更是 不言而喻。《晋书》卷九三《外戚·王濛传》王濛劝王导勿用武人匡术兄弟, 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夫军国殊用,文武异容,岂可令泾渭混流, 亏清穆之风?”
《世说新语·政事》:“王〔濛〕、刘〔惔〕与林公(支遁)共看何骠骑(充),骠骑看文书,不顾之。王谓何曰:‘我今故与林公来相看望,卿摆拨常务,应对玄言,那得方低头看此耶?'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诸人以为佳。”何充事功之臣,不以玄言见长,与王濛、刘惔好尚不同,由此见讥于当世。但其“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之语,王、刘辈是能够理解的。
永和名士王刘并称,习指王濛、刘惔。刘惔于时监污中请军事领义成大守在荆,而王濛未尝赴荆。此处“先过王、刘”,是《世说》之误。注引《语林》以及《通鉴》永和元年记此事,都只说到刘而不及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