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
 
 

四 桓温北伐与东晋政争

永和政局,是以中枢司马昱、殷浩为一方,以上游方镇桓温为另一方的实力相持。司马里、殷浩的中枢秉权集团,基本上是一个名士清谈集团,夙有盛名但并无经纶世务的才力。所以中枢的重心是不稳定的,只是靠豫、徐方镇的支撑,才能免于被桓温颠覆的危险。上游桓温继承了庾氏兄弟长期经营的局面,拥有荆、梁等八州广大地区,又有以徐宁为刺史的江州作为与下游豫、扬之间的缓冲地带,因而自成体系,独立发展。但桓温也亟须乘时立功以增望实,才能在与朝廷相持中保持主动地位。永和年间中枢与上游方镇之间的基本态势如此,虽然关系有时紧张,但双方之间尚不存在以兵戎相威胁的危急情况。永和五年,石虎死,北方混乱,东晋相持的双方借以自重的主要手段,都是抢夺北伐旗帜,企图在声势上压倒对方,以图巩固自己在江左的地位,扩大自己的影响。

桓温于石虎死前,已经取得了克成都、灭李势的显赫功勋。司马昱的对应行动,则是引享有盛名的扬州刺史殷浩为心膂,参综朝政,以抗桓温。石虎死于永和五年( 349年)四月,六月,桓温即由江陵出屯安陆,佯言北伐 ,以观朝廷动静。朝廷立即以褚裒自京口抢先出师北伐,以拒桓温要求。但褚裒旋即败归,惭愤而死,使桓温少了一个可以与自己抗衡的对手。

褚裒死后,殷浩亲自经营北伐。他只是联络北方降胡,虚张旗帜,并不急于出军。于是桓温于永和七年冬率师自江陵下驻武昌,声称北伐,又似东进,逼朝廷表明态度。朝廷一方面以司马昱书止桓温军,一方面由殷浩兴师北伐。殷浩北伐迁延至永和九年十月,终以前锋姚襄倒戈而彻底失败。朝廷不但丧失了可以制约桓温的实力,也丢掉了北伐旗帜。桓温以此为契机,成为北伐主将,使自己的权力和威望步步上升。

综观永和年间上下游关系的发展,桓温的策略是静观持重,坐大于荆、梁。他调遣荆、梁军队,目的是刺激朝廷北伐,消耗朝廷实力,而自己却引而不发,静观朝局,待机行动。司马昱、殷浩的朝廷始终处于被动状态,谨慎对付,唯恐授桓温以口实,引发桓温对朝廷的强力行动。《晋书》卷七七《蔡谟传》蔡谟拒绝接受朝廷司徒之职,司马昱、殷浩欲致之廷尉,荀羡止之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举。”所谓“桓文之举”,即指桓温借故称兵犯阙而言。《桓温传》说:其时“以国无它衅,遂得相持弥年,虽有君臣之迹,亦相羁魔而已,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所用。”桓温于平静相持之中养精蓄锐,以待朝廷疲惫。所以终永和之世,桓温一直处于可进可退的主动地位。

永和十年,桓温以殷浩出师败绩,逼朝廷废殷浩为庶人,桓温又少了一个可以与自己抗衡的对手。这是桓温势力直接干预中枢的一个重大步骤,不过尚无决定大局的作用。《桓温传》说:“自此内外大权,一归温矣。”这一判断,我认为为时尚早。因为此时桓温尚未取得豫州、徐州,他的势力还无从接近建康,因此也不可能真正一手掌握朝廷内外大权。为此,桓温继续倡言北伐,以之作为主要手段,徐图发展。殷浩废后,朝廷北伐力量消耗已尽,能够举起北伐旗帜的,只有桓温一人。桓温必须真正投入兵力进行北伐战争而不是虚声威胁,才能以战争的成果进一步改善自己的处境,提高影响建康政局的能力。所以在永和十年二月,即殷浩被废的下一月,桓温第一次北伐之师就上道了。

桓温第一次北伐,出师顺利,军至灞上,耆老感泣,百姓迎劳。桓温达到了增益声威的目的,不愿继续消耗实力,因此临灞水而不渡。前秦王猛料定桓温意在江左而不在关中,是有识的。但桓温部将薛珍却不明桓温意图,咎责桓温持重不攻长安,终于触及桓温忌讳,被桓温诛杀。

永和十二年桓温第二次北伐,大败羌帅姚襄于伊水,留兵戍洛阳而还。洛阳陷于刘、石,已四十年,永和七年,后赵乱,晋复有之 ,桓温曾倡还都之议。永和十二年,桓温在洛修缮诸陵,更倡还都之议以胁迫执政公卿。这次北伐,在进军路线上史传留有疑点。《世说新语·言语》:“桓公北征,经金城”云云。《晋书·桓温传》云:“温自江陵北伐,行经金城,见少为琅邪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于是过淮泗,践北境,……师次伊水”云云。案琅邪金城,地在江乘,桓温自江陵次伊水,必无经金城之理。钱大听《廿二史考异》卷二二,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均有考,但皆考其不合而未能求其合。余氏引刘盼遂之说,谓桓温经金城北伐,盖指其太和四年第三次北伐而言。此次北伐从姑孰出发,转赴广陵,则金城为其必经之地。史传误植,遂以为永和十二年事。刘氏此说,似有可能,惜无确证。

桓温两次北伐获胜,声望大增。但是作为结果,他对内既未能插手中枢政柄,又未能获得豫州、徐州。此后东晋政局,继续在胶着状态中发展,又经历了十余年之久。

兴宁元年( 363年),桓温加都督中外诸军事,豫州之军名义上自当在其属下,因此有兴宁二年桓温命西中郎将袁真等凿杨仪道以通水运,温自率舟师次于合肥之事,见《晋书》卷八《哀帝纪》。桓温虽得偶一涉足合肥,但未能排斥袁真势力,因而也未能真正把豫州控制起来。至于徐州,对桓温进入建康的障碍更大。桓温在荆的二十余年中,先后居徐州之任者为褚裒、荀羡、郗昙、范汪、庾希、郗愔,他们都出自高门名士,各有背景,不易屈服。桓温只有徐徐寻找口实,逐个对付。升平五年,桓温以北伐出兵失期罪名,奏免范汪为庶人;太和二年,以失地罪名奏免庾希官位,以郗愔为继。《晋书》卷六七《郗愔传》:“大司马桓温以愔与徐、兖有故义,乃迁愔都督徐、兖、青、幽、扬州之晋陵诸军事,领徐、兖二州刺史,假节。”郗愔为郗鉴之子,以“冲退”著名,“虽居藩镇,非其好也。”桓温以郗愔居京口,不是引为羽翼,而是利用郗氏以平抑庾氏在京口的潜在力量,然后再相机处置郗氏,夺得徐州。

在桓温第二次北伐至第三次北伐之间政局的胶着状态中,桓温步步进逼中枢。隆和元年( 362年),桓温上疏言:“自永嘉之乱播流江表者,请一切北徙,以实河南。”此议桓温倡之多年,至此更咄咄逼人。朝廷疑惧,莫敢或异,只有孙绰冒险陈词,力言“反旧之乐赊而趋死之忧促”,见《孙绰传》。扬州刺史王述则料定桓温不过欲以虚声威朝廷。桓温的威胁很快收到实效。兴宁元年(363年),朝廷加桓温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二年又有扬州牧之命,桓温既为内录,又牧扬州,于理应当入朝。朝廷犹豫再三,既徵又止,执政的会稽王司马昱惶惑无主,举措失态。而桓温此时亦不敢贸然谒阙,于是而有兴宁二年七月桓温下驻芜湖西南之赭析,遥领扬州牧之事。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赭圻以兴宁三年被火,桓温移驻姑孰,即今当涂,距建康更近。其时距桓温下镇赭圻仅半年之久。

桓温居姑孰,扼制了建康南门,重现了当年王敦、苏峻所造成的局势,也颇似庾亮之居芜湖。不过此时朝廷还有豫、徐兵在,所以桓温仍小心翼翼,不敢造次,唯恐孤军受敌。《太平寰宇记》卷一○三引《舆地记》 曰:“赭圻下流十许里有战鸟圻,孤立江中,本名孤圻山。昔桓温驻赭圻,恒惧掩袭。此圻宿鸟所栖,中霄鸣惊。温谓官军至,一时惊溃。既定,乃群鸟惊噪,故相传谓战鸟山。 ”桓温所惧官军,当指京口的徐、兖军及此时在寿春、合肥的豫州军。桓温虽有危惧之感,但既已下驻,后路荆、江二州又已委其弟桓豁、桓冲分督,他自然只能有进无退,力求解决豫、徐问题,消除进入中枢的障碍。而欲解决豫、徐问题,假北伐的名义最为堂皇。于是而有太和四年( 369年)桓温的第三次北伐。桓温第三次北伐,是在东晋内部权力之争面临短兵相接状态的情况下进行的。

第三次北伐,桓温败于枯头,望实俱损,他的地位开始转折。但这只是情况的一个方面。情况的另一方面,就桓温在江左积累权力的过程看来,第三次北伐以后,桓温才取得徐、豫,扫清进入建康的障碍,控制司马昱,使东晋朝廷一度成为“政由桓氏,祭则寡人” 的朝廷。因此,桓温第三次北伐又是他在江左权力之争中取得胜利的顶点。

《世说新语·捷悟》:“郗司空(愔)在北府,桓宣武恶其居兵权。”注引《南徐州记》曰:“徐州人多劲悍,号精兵,故桓温常曰:‘京口酒可饮,箕可用,兵可使。'”又,《晋书》卷六七《郗超传》:“时愔在北府。徐州人多劲悍,温恒云:‘京口酒可饮,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世说新语》以此入“捷悟”类,是说郗超于桓温所道及的京口特点中,悟出桓温正筹思进取京口的策略。

京口的确出产名酒。《太平御览》卷六六引顾野王《舆地志》云:“曲阿出名酒,皆云后湖(案即练湖)水所酿”,又云湖水上承丹徒马林溪水,“水色白,味甘”。这是说曲阿名酒系京口溪水酿成。又同书同卷引《郡国志》云:“润州遏陂,有湖名龙目湖。京口出好酒,人习战,故桓温云:‘京口土瘠人窭,无可恋,唯酒可饮,兵可用耳。'”

京口箕,史亦有徵。箕,蔑制或藤制囤谷器。《方言》卷五,“箕,陈魏宋楚之间谓之箩。”《太平广记》卷三二○引《续搜神记》 “升平中,徐州刺史索逊 乘船往晋陵”条,谓“有物名甘罗,赤如百斛篅”。篅,甘罗,箩,箕,盖为一物。又,《至顺镇江志》卷四“土产”类“柳箕”,注:“柳箕可用,见《祥符图经》,今无之。”

至于桓温所说京口兵,即是以京口为基地的徐、兖都督所部兵,造基干郗鉴所组的以北来流民为主体的军队,素以劲悍见称。郗鉴以后,虽其刺史、都督不全出自郗氏家族,但京口兵始终处于郗氏影响之下。桓温以郗愔多“故义”,就是指此。桓温不得不以郗愔居徐、兖,又“深不欲郗愔居之”,必须处心积虑,尽速夺取。所以桓温第三次北伐时约徐兖郗愔、豫州袁真一同出师,即是承此谋略而发。

桓温第三次北伐,成为建康朝廷的一次特大事件。出师日百官皆于南州祖道,都邑尽空。此前数日,会稽王司马昱与桓温曾有会晤。《真诰》卷一八《握真辅》:“公明日当复南州,与大司马别。大司马克二十六日发也。”原注:“公是简文,为司徒也。大司马是桓温也。温在姑孰,应北伐慕容。……于时是太和四年己巳岁三月中书也。”据此可知,桓温出师预定为三月二十六日,会晤当在出师前数日。据《晋书·海西公纪》,桓温实际出师日是四月庚戌,而四月庚戌恰为朔日。可知出师之期较预定的三月二十六日晚了几天。出师之前首辅与元帅会晤,事关重大,理应书之史册,但是今本《晋书》于此事却毫无痕迹。我怀疑此次会晤是一次密晤,有重大机事商筹,而当时最敏感的重大机事,莫过于桓温欲以北伐之名,拔除朝廷所赖的徐、豫兵力。

桓温取得徐、豫的具体过程,研究晋史者是熟知的。郗愔暗于事机,得桓温相约北伐,立即覆笺“共奖王事,修复园陵”。愔子超为温参军,见愔笺毁之,另作笺“自陈老病,不堪人间,乞闲地自养。”桓温乃顺水推舟,转郗愔为会稽内史、都督五郡军事,自己则兼领徐、兖二州。作梗多年的京口重镇问题,未动刀兵,戏剧性地解决了。

桓温处置豫州袁真的办法,却不相同。袁真得桓温命,未达其旨,遂率师逾淮,攻克谯梁。桓温败于枋头之后,委过于袁真,奏免为庶人,而以桓温世子桓熙代为豫州刺史。袁真不受代而反叛,旋死,子袁瑾继,被桓温消灭于寿春地区。《太平御览》卷六五四引《世说新语》 曰:“桓宣武之诛袁真也,未当其罪,世以为冤焉。袁在寿春,尝与宣武一妾妊焉,生元(玄)。既篡,亦覆桓族,识者以为天理之所至。”此事不经,又贯串佛家果报思想,有无勿须置论。但其中说袁真“未当其罪,世以为冤”,是反映了当时实际情况的。

徐、豫二州在桓温第三次北伐中统统落入桓温之手,桓温掌握了进入建康的锁钥。据《晋书》卷六九《刘波传》,波为桓氏部将,桓温西征袁瑾时以刘波领五千人镇石头城,可见从军事上看来,建康实际上已入桓温掌握。桓温虽大败于枋头,却大胜于江左。他独揽朝政的军事障碍,已不复存在了。

对于桓温的事业说来,败干枋头,导致他望实俱损;胜于江左,导致他控制中枢。这同时发生的事情,对桓温起着相反相成的作用。桓温尽管控制了中枢,却由于望实俱损,无力断然篡代。中枢是不稳定的,反抗的力量仍然存在。不过,反抗不是来自军队,因为可能反抗的主要力量即豫、徐方镇武装,已被桓温消灭或控制起来 。反抗来自在朝的王、谢大族,他们以非武装的政治斗争,在关键时刻给桓温掣时,使桓温穷于应付。王、谢非武装的政治斗争居然能够抑制桓温,这又是由于桓温有枋头之败,望实俱损的缘故。王夫之曰:“桓温有枋头之败,故王、谢得持之以从容。” 看来这一议论是有道理的。




桓温实际上并无意以其实力投入北伐战争。据《晋书》卷三七《司马勋传》、卷八《穆帝纪》及《通鉴》永和五年条,后赵雍州豪杰约东晋梁州刺史司马勋率众入关。九月,司马勋出骆谷,壁于悬钧,去长安二百里,三辅豪杰多杀守令应之。十月,勋退还梁州。《通鉴》胡注曰:“使桓温于是时攻关中,关中可取也。”这隐寓对桓温不支持司马勋北伐的责备。
《廿二史考异》卷一八永和“七年八月,冉闵豫州牧张遇以许昌来降。案是时洛阳亦入于晋,故九月即有修复山陵之使也。洛阳晋之故都,准之史法,其得与失皆当大书于本纪。乃晋史于永和七年、太元九年收复洛阳,皆略而不书,失轻重之宜矣。”案钱氏之论甚当。
当即顾野王《舆地志》。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载此事,谓“桓温于赭圻讨贼,屯兵山下,夜中众鸟鸣,贼谓官军己至,一时惊溃。”案桓温在赭圻不闻有“讨贼”之事。且 《元和志》较《舆地志》晚出,不取。
《晋书》卷九《孝武帝纪》史臣语。
亦见今本《搜神后记》卷六。
案升平间徐州刺史无索逊者。索逊之名不见《晋书》,疑索邈之讹。但索邈事迹在桓玄败后,去升平甚远。或者刺史二字有误。
《世说新语》佚文,不见今本。
武装反抗并非完全没有。咸安二年( 372 年)六月,颖川庾氏庾希、庾邈 兄弟反于京口,诈称受海西公密旨诛桓温。十月,道教徒彭城卢悚率众自 京口进攻建康宫廷,诈称海西公还。但这些乍起乍落的暴动并不是藩镇武 装反抗。
《读通鉴论》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