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
 
 

五 简文帝遗诏问题

东晋门阀政治中,某一士族秉权而能久于其任者,一般都是昆弟众多而且名重一时,分居内外,彼呼此应,以维持家族势力于不衰。于琅邪王氏,敦总征讨,导专机政,群从子弟,各居显要;于颖川庾氏,亮入相出将,冰、翼等亦内外相维;于陈郡谢氏,尚、奕、万诸昆弟久戍豫州,安则凭借诸兄遗泽和豫州势力,得居相位,然后以侄谢玄据京口而建北府兵。只有谯郡龙亢桓氏由于族单势孤,虽温居上游分陕二十余年,兄弟中仍无一人得居朝廷显职。兴宁二年( 364年)桓温讽议迁洛,以胁朝廷,朝廷不得不诏徵桓温辅政而又深惧桓温入都。桓温虽志在入都,亦不敢贸然脱离自己所依靠的上游军事力量。于是而有桓温移驻赭圻、姑孰之事。会稽王司马昱与桓温有过数次会晤,但会晤地点分别在冽洲、姑孰、涂中,而不在咫尺之隔的建康。这说明桓氏在朝无人,而建康周围军事力量尚未尽入桓氏之手,桓温还得有所等待,不能轻举妄动。

太和四年( 369年)桓温从枋头败归后,由于徐、豫问题业已解决,才敢于从姑孰越建康,一度城广陵而居。此举当是就近清理盘根错节已数十年的北府异己势力,同数年前进驻姑孰以图解决豫州问题一样。咸安元年(371年),乃有桓温入建康,废海西公而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帝(简文帝)之事,打破了多年以来呈胶着状态的东晋政局。

废立之议,倡自郗超。但《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谓桓温“宿有此谋”;《晋书》卷六七《郗超传》亦谓桓温“宿有此计”。看来,郗超不过是揣摩桓温之意而发之罢了。从策略上说来,桓温一生持重,在夺取权力时也往往是欲取先与,一步分作几步走。以对付殷浩为例,先是一再逼殷浩北伐,待北伐失败后表而废之。以夺取徐州为例,废范汪而以徐州予庾希,免庾希而以之予郗愔,最后才从郗愔手中取得。桓温废海西公,是他图谋篡取皇权、代晋自立的若干步骤中的重要一步。废海西公,以情势度之,有两种可能的反应:或有反抗,或无反抗。反抗,有对待袁真、袁瑾父子的办法可用,即临之以兵;无反抗,则有对待郗愔的办法可用,即畀以自养之地。桓温于咸安元年十一月丁未从白石入建康,越日己酉海西公出宫,简文帝即位,未遇障碍,一切顺利。琅邪王氏的王彪之甚至还为桓温废立寻找历史根据,制定礼仪。越六日乙卯,武陵王晞免官归藩。接着,桓温诛夷为己宿怨而又宗强的庾氏、殷氏人物,更换殿中禁军,并以亲信人物郗超直宫省中,侍从(实际上是监督)简文帝。辛酉,桓温自白石还姑孰。自丁未至辛酉,桓温留都不过半月,朝局种种都确定下来了,一废一立,皆出桓温。从此桓温奠立了自己在朝廷牢固的权威地位,形成了“政由桓氏,祭则寡人”的权力格局。桓温置简文帝于皇帝地位,与当年置郗愔于徐州刺史地位一样,又一次使用了欲取先与的策略,不过这次是在最高的权力层次上使用。

但是,在简文帝临死之前,桓温将要在政治权力的阶梯上走完最后几级的时候,极大的障碍出现了。几家最有影响的门阀士族,主要是太原王氏,陈郡谢氏,他们在朝廷还拥有潜在力量,亟思抗拒桓温的非分之求,以图维护东晋司马氏的帝位,恢复门阀士族之间的平衡状态。

当时朝廷在位的士族人物,多数曾居桓温军府,是桓温的故吏。如谢安曾为桓温司马,王坦之曾为长史,郗超曾为参军,王珣(王导子王洽之子)曾为主簿,等等。他们都深知桓温的政治志向。但是他们之中愿意协助桓温,为桓温所用的,只有郗超一人。当简文帝立,郗超为中书侍郎入直宫省之时,谢安、王坦之为侍中,都在简文帝左右。所以桓温并不放心朝局,一直居于姑孰而不入朝,直到翌年七月简文帝之死为止。

简文帝死,至孝武帝立,其间不过五日,朝局却围绕所谓简文帝遗诏问题,展开了以桓温为一方,以王坦之、谢安为一方的尖锐激烈斗争。此事史籍所载互有歧异,大体说来有三个系统:一为《晋书》,包括简文、孝武等纪,桓温、王彪之等传;一为《建康实录》;一为《通鉴》。此外,其它史料还有一些。兹以《通鉴》纪事为主,参照《晋书》、《建康实录》以及其它史料,考校异同如下。

《通鉴》:(咸安二年七月)甲寅,帝不豫。急召大司马温入辅,一日一夜发四诏,温辞不至。

案:帝不豫之日系于甲寅,不知所据。急召当有诏。《魏书》卷六九《司马星传》录其中一诏,曰:“吾遂委笃,足下便入,冀得相见。不谓疾患遂至于此。今者惙然,势不复久,且虽有诏,岂复相及?……天下艰难,而昌明幼冲眇然,非阿衡辅导之训,当何以宁济也!国事家计,一托于公。”从语气看来,四诏中此诏非最早者。托桓温阿衡辅导,则明知昌明(即继立的孝武帝)为其掌中物,不得不作此态,或者意在求桓温阿衡辅导如伊尹,而求其勿为王莽耳。

桓温辞不入都,有疏荐谢安、王坦之,见《桓温传》。这自然是故作姿态,以观王、谢士族的反应。疏有“皇子幼稚”之语,则知作于太子未立之时。传谓疏未及奏而筒文帝崩。

立太子,《简文帝纪》谓在乙未,《孝武帝纪》谓在已未。《通鉴》从《孝武帝纪》。己未在甲寅后五日,而乙未则甲寅后三十余日。如简文帝不豫在甲寅不误,则立太子事急,当以己未为允,简文帝之死即在立太子当日。简文病发甚猛,至死不过数日,宜一日有四诏,而桓温疏亦未及奏。

《通鉴》:遗诏“大司马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又曰:“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自持诏入,于帝前毁之。帝曰:“天下,傥来之运,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专之?”帝乃使坦之改诏曰:“家国事一禀大司马,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日帝崩。

案:遗诏本敕温“依周公居摄故事”,见于《王坦之传》;又敕温可自取天下,见于《建康实录》卷八,最早当本之于《宋书》卷二五《天文志》三。这两层意思应当都包含在简文遗诏中,说明简文帝预见到桓温有篡夺的可能,又不希望果然出现这种局面,所以请求桓温以居摄为度,不要逾越。如果不能约束桓温,桓温篡取与否,就全在他自己了。

遗诏谓“天下,傥来之运”,“傥来”语出《庄子》,成玄英疏谓“意外忽来者耳”。简文盖以己之得立全出于桓温,予夺取舍,全在桓温之意。所以“傥来”与“君自取之”是互相照应的。

《通鉴》把“君自取之”与“居摄”二事用“又日”相连,说明均为遗诏之文,是正确的。《晋书·王坦之传》和《建康实录》则各录其一,都不全面。王坦之改诏,把“君自取之”和“居摄”二事都去掉,改用“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对桓温的一次重大打击。《桓温传》说:“温初望简文临终禅位于己(案,这就是桓温废海西公、立筒文帝之意,也就是简文帝对桓温所说‘君自取之'之意),不尔便为周公居摄。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愤怒。”桓温不满足于诸葛亮、王导地位,知道这是门阀士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作梗,与弟桓冲书曰:“王、谢处大事之际,日愤愤少怀”云云。

遗诏是简文病后“一日一夜频有四诏”之外的又一诏,未发而毁,由王坦之改作,可见其时官中惶恐勿遽之状。

魏晋以来,帝王(或实际上是而名义上尚不是的帝王)托孤时任臣属自取天下,简文帝此诏以前尚有两见,一为刘备,一为孙策,都是创业伊始,局势未稳之时的事。《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刘备病笃,谓亮曰:“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刘备托孤语,盖效法孙策托孤。《三国志·吴志·张昭传》注引《吴历》:孙策临终,以弟孙权托张昭日:“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刘、孙二例虽各有其历史背景,要皆是君臣肝胆相照之词,与简文帝之被迫作此表示者,情况大不一样。

《通鉴》: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曰:“当须大司马处分”。尚书仆射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马何容得异?若先面谘,必反为所责。”朝议乃定。太子即皇帝位,大赦。

案:事本《王彪之传》。群臣未敢立嗣,须桓温处分者,就是等待桓温作出是否自取的决定,桓温不取,太子始得即帝位。王彪之为仆射,不当预草诏机事,但处朝班权贵之列,故得显言于朝堂,意在释群臣之惑而坚立嗣主之心。立太子、遗诏、帝崩三事均在一日之内,群臣知诏之所立而又不敢奉诏行事,足见桓温权势之重和群臣的畏惧之心。不过其时京师宫省之变,变在须臾,而无论是在官省或在朝廷,桓温党羽曾无一人参与机事,因而桓温在此数日之内反而处于被动地位而受制于士族王、谢。这种情况的出现,归根到底是桓氏地望不高、门户不强所造成的,桓温亦莫可如何。枋头败后桓温气势有所衰降,不敢贸然行事,也是原因之一。

《通鉴》:崇德太后令,以帝冲幼,加在谅,令温依周公居摄故事,事已施行。王彪之曰:“此异常大事,大司马必当固让,使万机停滞,稽废山陵,未敢奉令,谨具封还。”事遂不行。

案:事见《王彪之传》。桓温居摄之议一发于简文帝而见阻于王坦之,再发于崇德太后而见阻于王彪之。彪之在外朝,不奉崇德太后令,具封还内请停,其事与王坦之以侍中于宫中毁诏相类,只不过一在内,一在外而已。王彪之曾反对以桓温弟桓云为豫州刺史,又为桓温废海西公事定礼度仪制,可见他对桓温态度是有违有从,犹豫不定,此时以太原王氏、陈郡谢氏态度明朗,所以王彪之也坚定了抗拒桓氏的立场。不过琅邪王氏地望虽高而人才凋落,不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那样方兴未艾,具有影响政局的更大潜力。其时习称的王、谢之王,并不是指琅邪王氏而是指太原王氏,这是值得注意的。

以上就是简文帝遗诏问题的始末。据此可知,遗诏问题中涉及桓温,实际上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桓温自己希望简文帝禅位给他,但惮于士族王、谢而不敢强取。简文帝料到其身后桓温有篡夺的可能,于是有“君自取之”的话。但是简文帝却亟不愿发生这样的事,因而有第二种意见,即予桓温以周公居摄之位。桓温依周公居摄,这可说是司马皇室的意见,简文帝遗诏,最初是这样写的,太子即位以后崇德太后令,也是这样写的。居摄者代替皇帝执行权力,但皇帝成年后应当“复子明辟”。这是司马皇室在不移晋鼎条件下,给桓温最大的让步。第三种是王、谢士族的意见,他们既不允许移鼎,也不同意桓温居摄,只同意桓温按诸葛亮、王导故事行事。尽管这时桓温掌握军事优势,但是政治优势却在王、谢一边。桓温终于不得不接受这种裁决。简文帝死后数月,宁康元年( 373年)二月,桓温由姑孰来朝,本有诛王、谢,移晋鼎的打算,但是格于形势,未敢下手,只就前一年冬所谓彭城妖人卢悚率众突入殿庭一事穷加究治,此年稍后,桓温病,病中犹讽朝廷求九锡,谢安等延宕其事。七月,桓温死。

自桓温废海西公而立简文帝,到简文帝临终遗诏,到桓温之死,其间一共只有一年半的时间。这是激烈的权力之争的一年半,是朝野鼎沸的一年半,是晋室不绝如线的一年半。我们归纳史实,可以看到如下一些现象和问题:

一皇权的最低点 皇位的一废一立,全凭桓温一言定局,被废的海西公无可奈何,被立的简文帝也无可奈何。简文帝手诏报桓温诛武陵王晞之请中有言曰:“……如其大运去矣,请避贤路”,意即由桓温任意选择皇帝,包括桓温自帝。所以简文遗诏中有“君自取之”之语,是不足为奇的。皇权降至这样的低点,比半世纪前王敦兵入石头时晋元帝所作“如其不然,朕当归于琅邪,以避贤路”语时犹有过之。

二门阀士族权力的最高点 桓温篡晋积谋甚久,终未成功,不是军事力量不够,不是皇室反抗,而是几家门阀士族作梗。他们在内外军权全归桓氏、皇室完全屈服的情况下,凭借社会、政治影响,勉力抵拒,挫败了桓温,扭转了形势,从而使晋祚延长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也使司马氏与士族共治的局面延长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东晋士族历来反对他们中的任何一家独揽政权,取代司马皇室地位。但是在关键时刻士族纯粹以其联合的政治力量,用和平手段抗拒军权,并战而胜之,这还是第一次。

三王、谢将执政柄 王、谢士族以其力抗桓温,挽救晋室之功,必将得到政治报偿。按东晋门阀政治的常规,孝武一朝政局的关键将操于王、谢之手,这一点是可以预料的。特别是陈郡谢氏,其门户中尚有人物可以承担这种任务,比太原王氏更有优势。

四司马氏皇权或者振兴,或者消灭,不能原封不动 东晋皇权如此低落,继起的孝武帝如果不思振作之策,晋将不晋,可以断言。辅政的王、谢如果不走桓温的旧路,就应当帮助孝武帝振兴皇权,否则就不能维持各家士族的平衡存在,因而也不可能有比较稳定的门阀政治的继续。孝武帝即位在童稚之年,却一改简文帝玄风御世之习,讲《孝经》,览典籍,延儒士,这些都是谋求皇权振兴的迹象。促进皇权振兴的主要人物,是主政的陈郡谢氏谢安。太原王氏登用于朝的人物也不少,起着羽翼司马皇族的作用。王、谢二族的政治作为,是门阀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继续。

五道教势力参与政治活动 道教徒卢悚率众三百人,诈称海西公还,攻入建康殿庭,略取库兵一事,客观上增加了王谢抗拒桓温的效果。建康的内应是严重问题,所以桓温在事后还须赴京师严加究治。卢悚事震动宫省,影响很大,二十余年后的道教徒孙恩、卢循起事,与此不无关系。道教徒卢悚起兵,针对桓温:道教徒孙恩起兵,针对司马元显,各有所指,看来与门阀政治无涉。但是从东晋门阀政治的整体看来,这些都是低级士族反对当权门阀士族的一种行动方式,是东晋门阀政治面临的一种重大挑战。

未了,我还要对桓温这样一个既有大功大勋,又是大奸大慝的历史人物,说说自己的意见。

对于桓温其人,史家见仁见智,议论很不相同。其一,主要从对晋室的忠奸立论,贬斥桓温的个人野心。《晋书》以桓温与王敦二传同列一卷,即属于此。这种见解,历来支配史界,现在的影响已经不大了。其二,主要从民族斗争角度立论,着力褒奖桓温北伐业绩,而不介意其对晋室的态度。持这种见解的学者,现在比较多。其三,认为桓温以北伐为手段,以篡夺为目的,把由于北伐而增进的实力和威望用之于篡夺,所以不会尽心力于北伐,也无意久事中原。这就是说,桓温的政治野心限制了他的北伐活动,使北伐活动得不到广泛的支持。而且,其时北方民族关系混乱,民族兴起的潮流一浪接着一浪而来,新的民族势力一个接着一个出现。因此,任何北伐战役的成果都无法得到巩固,桓温北伐也是如此。这是形势使然。所以桓温北伐意义颇为有限,战略上说来最多只能起以攻为守的作用,把混乱的民族斗争限制在北方,不使它蔓延到江东来。从战略上说,交战状态中的一方如果完全没有进攻能力,也就难于防守。不过在这种战略作用的发挥方面,在北伐行动的坚决性方面,桓温北伐无法与祖逖北伐相比。这第三种意见,就是我所持的意见。

南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论北伐事,大意谓东晋人物其志未尝不在天下,但当审时度势以行,不能以逞兵为务 。所谓审时度势,在我看来,主要是观察北方民族关系发展的形势。东晋十六国时期以至南北朝时期,在南北相持局面既成以后,在阻碍统一的原因没有消除、促成统一的原因没有出现以前,靠一两次北伐战役以“克服神州”,完成统一,是完全不可能的。应当看到,十六国东晋与南北朝历史的出现,并不只是一次偶然的民族入侵造成的,而主要是汉魏以来北方边境地区民族关系长期发展的结果。这种情况,比一次民族入侵造成的后果要复杂得多。以局面颇为近似的南宋相比较而论,其时宋金民族矛盾也很尖锐,和战问题也很重要。即令如此,评论南宋人物,也需要审时度势,不能仅就和战一端而言。王应麟有言曰:“绍兴、隆兴,主和者皆小人;开禧,主战者皆小人。 ”参考这一见解,评论东晋人物,也不能只看他是否有过北伐的倡议或行动。郗鉴、蔡谟反对过庾氏兄弟北伐,王羲之反对过殷浩北伐,孙绰反对过桓温北伐。他们的反对有苟安和怯懦的一面,但也并非全无道理。王夫之是重民族气节的,他甚至于抨击“蔡谟、孙绰、王羲之恶得不与汪、黄、秦、汤同受名教之诛乎?” 但王夫之评桓温请迁都洛阳一事,亦曰:“然温岂果有迁都之情哉!……温果有经略中原之志,固当自帅大师以镇洛,然后请迁未晚。惴惴然自保荆楚而欲天子渡江以进图天下,夫谁信之!” 至于南北关系、南北战争问题,此处不拟多谈,下章论述淝水之战时将续有分析,可以参看。

应当说明,我并不是完全排斥上面列举的对桓温的其他各种见解,我认为许多意见是各有所得,有些是可以互相补充的。桓温所获北伐战争的战役胜利,毕竟有积极作用。而桓温对晋室态度问题,也并非毫无意义。东晋的稳定在当时必须建立在多数士族支持的基础上,这是江左安危的大局,不能轻易破坏。桓温死后十年发生的淝水之战,其胜败所系就是证明。此时由桓温代替晋室,和数十年后由刘裕代替晋室,其基础、条件、意义和后果毕竟是大不相同的。桓温在最后时刻接受了王、谢等大族的裁决而未妄动,这是桓温的有识处。

纵观桓温一生,我们看到这个据史籍说是不惧遗臭万载的人,行事却相当持重。他始终高唱北伐以保持政治优势,但他自己却在一段颇长的时间内引而不发,不贸然行事。他蓄意消灭对手,但一般并不诉诸战争,而是以北伐丧师失地为罪名,而且几乎都采取欲取先与的手段,一步分作几步走。他取得了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的职位,却不相信自己能够掌握全局,因而不敢在京城久留。《桓温传》记他死前曾向桓冲分析与王、谢家族的关系说:“初,冲问温以谢安、王坦之所任,温曰:‘伊等不为汝所处分。'温知己存彼不敢异,害之无益于冲,更失时望,所以息谋。”桓温所料,是顾及时望,合乎情理的。桓温处大事谨慎,其所行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与桓玄毕竟大不一样。

亵读司马氏皇权,觊觎皇位而又谨慎行事的桓温,终于不逞其志,抑郁而死。这除了枋头之败望实俱损的原因以外,更在于门阀政治此时还具有约束力量。门阀政治,即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政治格局,是不允许桓温破坏的。回顾历史,当年王敦面临的局势就是这样。王敦一下建康,以清君侧为名,标榜维护受到刘隗、刁协威胁的门阀政治格局,得到大多数士族的同情,因而势如破竹。王敦再下建康,改变了初衷,要求以王代马,破坏门阀政治,因而遭到大多数士族的反对。桓氏权力的积累,虽已超过当年的琅邪王氏,但仍慑于门阀政治格局而趑趄不前,不敢断然措置。桓温何尝不想独吞天下,但他却又不敢彰明较著地破坏共天下的局面,怕因此引起其它门阀士族合而攻之。看来,王敦作为前车之鉴,在桓温身上起了作用,而门阀政治直到此时还存在生机。




《六朝事迹编类》“六朝保守”条。
《困学纪闻》卷一五。

分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三、一四。